无论是那一流派的中国经济专家，都不能不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依靠仅占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奇迹。亨利·格罗恩说得更为动听：“这个任务是靠农业的精耕细作来完成的，这种制度与其说像种田还不如说像搞园艺。”[1]

但总的说来，从发展的角度看，自1949年以来一直到70年代中期，农业的增长速度一直比工业慢得多。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并没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

    一、中国农业的增长状况

    按照艾克斯坦、珀金斯、李皮特等人的数据估计，中国建国后20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约为2．2％，与此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则缓慢一些，约为2％。这个增长率使得中国把粮食总产量从l949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万吨(或者从恢复基本完成的l952年的一亿六千一百万吨)，增加到l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农业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农业的发展却被几乎是同步增长的庞大的人口吞噬了，在同一期间，人口的增长率约为2％。在1952—1970年间，农业生产增长了约30-50％，而人口增长了大约45％。[2]

    因此，尽管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到l975年，粮食供给或者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或者略高一点，仅够维持每人的口粮，棉花和油料作物的增长则落后于粮食的增长。农业的发展没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超过温饱水平。因而也不足以向工业或外贸提供较大的额外数量的原料。而且，1957-1958年以后，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急剧下降了，中国农业从大跃进的灾难恢复后，一直到1977年也没有达到l957年的水平，或者仅仅达到当时的水平。到了l978年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自60年代初期以来到改革前夕，中国年年是粮食净进口国。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太不尽令人满意的。农业的发展状况表明，中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上。[3]

    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好的趋势。每小时产量在1957—1975年间下降了l5—36％，虽然总产量随着劳动力的劳动日的增加而增长了。如此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反映在农民收入的停滞和穷困生产队(人均收入少于50元)的比例上。1976年，这种穷困的生产队占42．8％。l957—1975年，农民人均实际消费仅增长了22．2％，考虑到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的起点极低，这算不上是重大的增长。[4]

    尽管如此，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70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农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1914—1918年间和1931—1937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大约8％。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农业产值增加了l5％。根据珀金斯的研究，在1914—1975年间，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7％。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增长率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两倍。但由于人口的增长率也以同样的倍数增长，其结果是，自1949年以来，人均农业产值并无显著的提高。

通常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是农业在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方面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国家。但在1885—1917年这22年的时间里，它的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l．8％。在1905年和1936—1940年，它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因此，战前日本农业的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自1952年以来农业的增长速度快。

类似地，丹麦通常也被认为是一个农业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但在1870-l879年至l930-l939年期间(1915-1920年战争期间除外)，丹麦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2％，与中国相同。

总之，日本和丹麦战前农业的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1952年后的增长速度快。此外，中国的粮食增长是在农业土地面积没有变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也就是说，这反映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由于日本明治时期最初几十年的人口增长率很低，日本农业的人均产量要比中国高得多。因此，这一成就使它的人均农业产量增长率达到了0.5-1％。此外，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加速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

如果说，同明治时期的日本农业的发展相比，中国50—70年代的农业还显示不出什么优势的话，那么在分析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时，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时，在农业的实际产量中，最初几十年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2-1．5％；在该世纪中期，达到了高峰，1821-1831年、l851—1861年间的最高年增长率为l.8％，在19世纪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农业增长率便开始下降，一直低于1%。

同战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是比较落后的。例如，在另一个亚洲农业大国印度，1950—1951年、l960—1969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3％。但进一步从发展趋势的角度进行分析仍能看到中国农业发展比较光明的二-面。因为，印度农业产量在50年代的增长率为4％，而从6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仅达到2％。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农业从大跃进恢复后便进入了持继的增长阶段，1963—1970年达到了2.2％的平均增长率。而且，由于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中国，两国农业的人均水平大致相等。此外，由于印度农业生产的基数较中国为低，提高产量也相对容易。

所有这些资料表明，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农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从人均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发展不能算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必须找到一个进一步加速农业增长同时降低人口增长的途径。在这方面，战后日本的经验是最具启发意义的，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了大规模的现代设备。除了重大的技术突破之外，这可能是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取得这一成就要比日本困难得多。但是，即使中国能够接近取得战后日本的成就，中国也将很难打破人口与粮食竞相增长的困境。[5]

二、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各种因素

专家们对此问题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早期发展阶段，影响农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对经济事务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在“一五一时期，中国采纳苏联发展模式，把投入的资金集中投放在某些工业部门，用来生产其他工业部门所需的物资，这种做法，最严重的后果是限制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资。这种通过强制性的压缩农业来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观点，甚至在农业基础较好的20年代的苏联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对一个从农村起家，并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以农民血统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说，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至少持续到l954年或l955年，人们对农业不会对工业化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是坚信无疑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较高的增长率可以不必依靠增加投资，而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土地和其他投入，主要是通过互助组的推广即可达到。在“一五”计划结束时，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面这一点上，即把农业生产小组并为合作化生产单位，就能动员劳动力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这一点后来证明也是错误的。[6]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败之后，农业才开始在经济政策中占据真正重要的地位。制造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显著扩大。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急剧上升。投资基金从1952—1958年期间每年平均十亿元增加到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年平均近500亿元。从投入的实物指标来看，以1957年的供应水平指数为l00，到l975年，农业机械的总马力达到40672，农业动力消费为13079，每亩耕地的化肥消费也迅速增长。这一方面表明农业投入的起点很低，但同时也表明农业投入的迅速增长。到70年代，投入的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了。为了说明中国农业的相对地位，可以做一个比较：1975年和l979年，中国每亩土地的化肥投人分别为53．8公斤和109．2公斤，1954-1955年，法国的投入量为72·5公斤，日本为219．3公斤。这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7]

农业体制则是影响中国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土地改革以后，中国便急于推行集体化。普遍承认的是，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具有潜在的积极的促进作用：集体化为提高积累、动员大量人力在农闲期间参加水利建设、改善灌溉条件和其他建设项目提供了条件；个体农民的资源在遇到灾害的年景中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集体化可以克服这一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在个体经营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多种经营——即使进一步的分工更为经济——以便满足家庭的多种需要，而在合作社中，经营体扩大了，在以前的小块土地上可以实行完全的专业化的同时，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分工与专业化；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限制两极分化。[8]

关于合作化能否产生规模经济问题，拉迪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使这种观点成立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中国的主张是建立在对这样一些合作社考察的基础上，它们不是被任意抽查的，而是依据一些未加说明的标准选出来的，而且，这些资料没有区分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差异。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在亚洲，小农业的单产总是保持在高水平上，其生产效率通常也很高。集体化没能改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也没能提高劳动生产率。[9]

    由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合作化的积极作用或者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被抵销了：在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由于国家收购部分随着产量的变动而变动，而农民的收入却相对保持不变。这实质上是一种榨取政策，与累进税没有什么差别，因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集体化本身也在分配、管理和刺激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工分分配体制下，除非每一年都是丰收的并且实物产品稳定，除非政府的收购或农产品的征收也同样稳定，否则农民就不可能对劳动日的价值和收入水平进行估价。作为提供必要安全的一个因素，自留地对农民有着强大的诱惑。这样，集体耕作与自留地之间就劳动力、有机肥和其他资源产生了竞争。从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10]

    人民公社体制总的来看是失败的，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根源。人民公社未能改善人地的比率，只能引起农民的消极抵抗，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在“三级所有制”下，因为公社和大队两级是空架子，要发展公社及大队经济，必然要大批调用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使生产队无力开展多种经营。由于公社与大队是两层脱离生产的行政管理机构，公社可以发号施令却又不负经济责任。再加上脱产干部繁多，平均每一公社脱产人员达300人左右，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极重，生产队能分给社员的粮食，往往只占其总产量的一半。[11]

    另一个因素是农业政策问题。沃尔克和艾克斯坦指出，中国农业政策的突出特征就是迅速而经常的变动，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可循，农民感到无所适从。中国农业的问题不是变化太少，而是变化太多。在引进技术方面步伐太快，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具体条件。土地改革才刚刚结束，强调的重点便转向集体化，把这当作“技术改造”的前提条件。在1959年春夏，政府又将注意力转向集体化步伐放慢和农业增长率减缓上，到1969年初，又强迫干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农业技术问题。[12]

安东尼·唐指出，中国的经济困难来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它的即包含着榨取因素又包含着发展因素的农业政策具有固有的矛盾。虽然它的前一部分是成功的，但它的发展部分却明显地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简而言之，中国的农业政策集中在两种思想上：(1)进一步利用现存的资源；(2)动员劳动力以替代资本。也就是说，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增加产量的资源。但遗憾的是，虽然这些资源机会成本很低，但促进增长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新资本投入与技术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到。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经济地、尽快地“现代化”。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方案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效果。中国从事了一些建设性的现代化活动，如增加化肥的使用量，但这种积极影响却被生产者积极性的挫伤而抵消了，在传统的生产技术下，外延与内涵的递减收益已经逐渐穷尽了。因而导致了1952-1957年农业生产的下降。到l957年，中国已经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农业增长的传统因素将近枯竭，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生产和动员人力发起激进的运动，同时，通过建立乡镇企业帮助农业满足自己的“现代化”需求作为补充，或者通过加强农业的开发研究与向农业投入资源，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灾难是可能避免的；错误主要在于计划与贯彻。[13]

虽然投资的重点在60年代已有改变，并对过去忽视生产农业所需物资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中国所需排灌设备、农业机械与设备、化肥等等，仍远远超过国内供应能力。因此，继续高速度发展这些工业，仍然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必要条件。增加这类产品的产量，是一种非常费钱的事，即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其边际资本需求比较高。所有统计指数都预示：即使中国增加这些物资的投资，农业生产的增长也将逐渐下降。换言之，成本将相当高，而收益却不如预期的那么大。

直到最近，许多农村地区，还不能迅速利用现代工厂生产出来的投资物资。这种情况的产生，部分由于忽视对运输系统的投资，部分由于工业传统的地理布局并无显著改变。中国领导曾试图通过变换城市化模式和控制农村户口向城市迁移的办法，来纠正这些问题。农村地区虽然出现了一些中型工业中心，减轻了对运输的一些压力，可是发展这些新兴城市中心，将大大增加社会管理资本，对增加生产也无直接贡献。[14]

    再一个因素是管理体制。这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影响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中国一直在寻求适度集中化，以保证从农业得到预期的剩余产品与技术发明，同时提供适当的物质刺激。但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极端：一是过分强调了集中，以至于基层只能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令。这种过度集中和“命令主义”的趋势由于不现实的目标而趋于严重，这些目标有些是强加到集体头上的，有些是集体迫于压力自己提出的；再就是忽视了物质刺激，在集体化时期，吃大锅饭、奖罚不明这种消极的刺激结构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以及土地、劳动力及其他投入的生产率的提高。在影响技术发明和农业生产效率方面，这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拉迪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就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农业政策是决定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政策强调对地区和生产的直接的计划的时期，效率就遭受损失，农业生产就受到阻碍。在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时期(1952—1957年，l962-1965年以及1978年以后)，农业政策都以间接计划为特征，更多地依靠价格和较少的直接的中央控制。在直接规定产量指标和推行自力更生以粮为纲政策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农业生产都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15]

珀金斯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那种认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加速工业化步伐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普通的解释是不对的，虽然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采取了斯大林的模式，但中国领导人从未采取斯大林的牺牲农业的立场。在大跃进后的l959-1961年，农业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且，大跃进之后，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大规模地持续增加。此外，中国还大幅度降低了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价格，同时还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投资。尽管如此，1957-l970年农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与1952-1957年相比还是更为迅速地下降了。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都允许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零售价则维持不动或者有所降低。在这个时期，在工农业交换方面农产品的地位继续得到改善。此外，农业税也没有增加。

他指出，中国农业产量的周期性变化与农业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但政策本身并不能对农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做出全面的解释，技术进步、土地资源和其他投入的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农业政策在技术和投入的有效利用方面产生了影响，对长期增长也有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投人和技术将发挥基本的作用。[16]

以下几个因素也对农业发展发生了影响。

自然条件：

珀金斯指出，对农业部门比重相对迅速下降的一种更有道理的解释是，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提高农业产量更为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剩余和土地短缺的社会，耕地面积有限仍然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中国绝大部分可耕地均已长期使用和耕种。要开垦其余土地必须有大量投资。也就是说，投资的增加伴随着边际产品非常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上固定的土地规模。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有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是很高的。这里，土地短缺意味着，+除非付出非常高的代价，否则就不可能扩展耕地。它还意味着，现存技术允许的范围内的亩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现存土地已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另一个可能的事实是，中国的气候不适合生产有经济价值的热带农作物，如咖啡、椰子和橡胶等。[17]

    机械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机械化一直使中国人着了迷。但在集体化之后，因为有富裕的农村劳动力，国家对农业设备制造工业的发展并未给以十分重视。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一部门所得投资较少，许多重要农具的生产受到了限制。农业机械化是以机器代替人类劳动或提高人类劳动效率的过程。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实行精耕细作的国家，它的农业机械化和西方的农业机械化不同，保持土地的高生产率所需要经常解决的任务和其他实行粗放耕作的农业国家也不相同。

    中国将近80％的人生活在农村，而且劳动力增长迅速，机械化将影响到农民的生活，难以为农民所接受。而且，任何单纯代替农村劳动力的机械化，并不能增加产量，只能解放劳动力把它投入其他部门，当然，在农忙季节，机械化能够在诸如播种、收获、打谷等方面减轻对劳动力的压力，使更多劳动力从事其他作业，例如多种一些多熟的作物。但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农作物产量已经很高的场合，农民可能不愿意搞机械化。而且，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经济上也有困难。它不仅需要大量的操作和维修工人，也需要大量的钢铁和石油，而这些物资在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用途。[18]

    中国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制度，能否提高生产率取决于能否不断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机械化似乎不能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手段。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在使用上必须能够和中国农业制度中的其他投放物资起相辅相成的作用，才能适应并成为这一制度中的组成部分。例如，为了不断扩大多熟制，提高土地生产率，就要发展插秧机、脱粒机和运输机。机械化必须是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另一种方式。农机制造是否能符合具体作业的实际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犁、圆盘耙、条播机和小型专用设备，而并不强调大型机械。[19]

化肥：

化肥工业的增长，是把投资资金优先分配给生产农业部门所需物资的工业的最显著的效果。历史上：中国大量依靠有机肥料，而在农业生产上大量使用化学肥料还是最近的事情。

在六、七十年代里，提高产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在传统作物上采用良种，结合增加使用化肥。但是，化肥带来的边际产量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确有显著下降。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论。在其他地方也有大量证据说明，如果种籽的质量保持不变，单是提高每公顷土地的施肥标准，收获量反而会降低。

水利：

大量使用新种籽和化肥，改种高产作物，推广多熟制，扩大施肥和精耕细作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搞好蓄水和治水为条件。从历史上看，能否管好水，对于中国农业能否利用有限的耕地来养活庞大人口，是有决定意义的。中国有一句口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到70年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已经警到将近一半，而美国、苏联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还不10%。[20]

    治水的某些重要方面，中国人的努力显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孕。特大洪水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治洪和粮食的配给已经大大消除了过去从吃饱到挨饿，又从挨饿到吃饱那种反复循环的情景。在中国南方，水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l955年到l956年，以及l958年合作社和公社成立后，灌溉面积扩大了，已有的灌溉系统也经过了修整和改进。在60年代，主要的改进是广泛采用电泵代替效力羞得多的水车或类似的东西。到70年代，华南及华中产米区，再要更大地改进治水工作，其潜力看来已严重地受到限制。至少，这是1974年那些在中国的美国治水专家们的看法。．将水源引到华北干旱土地上的问题，还是很难办的。华北水利的落后并不是北方地区的努力不够。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几亿农民移走大量的土方、石方，力图解决北方水的问题。但由于不尊重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效益灌溉面积简直没有扩大。这表明，要根本解决北方水的问题，就要治理黄河和其他北方河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但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1]

    科技：

    中国在70年代的耕种面积大约与50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内，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程度，而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进和早熟、高产种籽的采用。中国对大米和小麦的培育计划已十分成功，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但是中国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大米的单位面积产量，仍然大大落后于亚洲其他成功的地方，部分原因是国家对种籽的发展着重于早产而不是高产；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肥料的使用水平仍然低于最适宜的标准。含氮肥料的使用水平，甚至把有机肥料包括在内，也远远低于台湾省、南朝鲜和日本。曾经有机会对农田进行视察的西方植物学家经常发现中国农作物含氮不足的症状。

    中国的科学能力既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又是一个潜在的弱点。文化大革命前，在农业科学方面，着重实际的研究。那时，对于发展新品种种籽的长期研究正在进行，其他的深入研究也是如此。，国外的科研结果及科学杂志都在科学界中传播。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报刊上开始指责中国的农业专家为“象牙之塔”里的学者，主张农业科学实验应由农民群众来搞，农业科学家们应该分散到农村基层向农民学习。随后，农业科研机构被大批砍掉，研究人员被送到农村接受实际锻炼。到了70年代，这种做法仍在继续，但形式有所改变，要求科学一家在农村过几个月以后再回到实验室、教室过几个月。遗传学研究中断大概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而这种研究，不仅对于改造进口的高产种籽以适应当地条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从国内的基因中培育这样的种籽，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据西方科学家代表团的报告，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在精深程度和连续性两方面都是不够的。以研究的精深程度来说，比西方大约落后25年，也就是说，差不多还停留在最后一批中国科学家在西方大学留学时所学到的水平。中国的科研政策将严重地阻碍长期有效的农业发展。为了眼前利益，牺牲了长期的深入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获得技术上的突破是必要的。科研工作在地方上各搞一摊，科研的结果只在地区之间进行有限的交流。国内的科学杂志及科研论文很少在地方上传播。[22]（4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