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到“六一”节，关于孩子的一些报道却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遗憾的是，有些报道看起来让人非常揪心。
4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新闻《工头拐骗凉山童工批发东莞》，报道中说，四川凉山州有大批适龄学童被拐骗到广东打工，工头对几岁到十几岁的童工实行“包身工”式管理，“物美价廉”的凉山童工受到不少企业的“欢迎”。
5月3日，新闻《亲娘“心头肉”干妈“盘中餐”》，文章报道了一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在“干妈”的控制下，每天要完成250元的乞讨任务，否则回去就得挨打。
文章描述的孩子们的凄惨遭遇和柔弱无助，令人不忍卒读。从身边来说，我们不仅看到过乞讨的孩子，还有卖花的儿童。本该天真烂漫、学知识长身体的时代，他们却不得不从事着与年龄、体力、心理等极不相称的工作。面对这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像鲁迅先生一样，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孩子们成了赚钱的工具，围绕着他们，一些大人处心积虑地编制了一条利益链。这个“链条”怎么就这么容易地做成了？
首先是孩子的监护人出了“问题”。正是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履行自己的监护权、监护义务之后，这些孩子才被推出了家门、推向了社会。由此来看，公共政策、公共投入或者相关法律规定的监督措施，要对此进行反思。其次，这些孩子按照大人设定的“规则”开始“顺利地工作”，说明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社会其他方面包括职能部门，在监管方面同样不力。我们屡屡看到媒体成为“问题”的发问者，但这个问题只有媒体才能“发现”并“追问”吗？
乞讨孩童“背后的‘黑手’是怎样的狰狞”，但完成这种追踪，不应该只有媒体在努力。
附文：邵显亭
一分钟，她磕了40多次头
最多时，她一分钟磕40多个头。如此算来，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她要磕3万多次。经过一番寻找，记者在街头找到了芳芳的一个同伴：烈日下，蓬乱的头发遮着她的脸；磕头磕累了，她便把头抵在地上弓着背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
烈日下，女孩犹如磕头机
从“干妈”的魔掌中逃脱后，芳芳告诉记者，她有个同伴，经常穿着红色的衣服、背个红色书包在西市场和泉城路一带乞讨。
于是，记者决定到芳芳所述地点寻找她可怜的同伴们，记录下他(她)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场景。
4月30日，寻找无果。5月1日上午，依然无果。
5月1日下午1点，在泉城路芙蓉街路口，记者看到一个穿红色夹克、背红书包的小女孩跪在路边不停地向过路人磕头，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当时的气温超过31℃。烈日下，行人们穿着夏装。一些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牵着父母的手，蹦蹦跳跳从她身边匆匆而过。
一个接着一个，这位小女孩几乎是机械地磕着头。
最多时，一分钟磕了40多个
女孩的面前摆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的“人生遭遇”，内容基本与芳芳的雷同。她双膝跪地，不停地向路人磕头，偶尔起身将路人施舍的零钱收进身边的一个塑料袋。从穿着到乞讨书上写的姓名，女孩的所有特征都与芳芳对于同伴的描述相吻合。
记者在远处粗略数了一下，最多时，女孩一分钟磕了40多个头。磕得实在太累了，她就把头抵在地上，撅起屁股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
一整天，女孩汤水未进
偶尔也有热心人上前问女孩家住哪里，她则报以沉默，只是继续磕头。
5月1日下午，记者又接到读者电话，称大观园附近也有一名女孩跪在地上乞讨。记者赶到现场看到，这名女孩约十五六岁，地上摆着一张乞讨书，诉说着几乎与芳芳和她同伴们毫无二致的“人生遭遇”。
5月1日晚上7点左右，记者再次来到芙蓉街路口。路两边的店铺霓虹灯闪烁，穿红色夹克的那名女孩依然跪在地上行乞，她弱小的身影几乎被人群淹没。
时间又过了两个小时，女孩还在路边磕着头。“一整天没见她吃饭喝水了。”路边一家饭店的女服务员告诉记者。(记者殷玉国实习生韩佳彤)
附文：
女乞儿逃离“干妈”魔掌
在街头，人们常会看到一些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的孩子跪在马路边，磕头乞讨。日前，一名10岁的女童从一个乞讨团伙中逃出来，她讲述了“干妈”控制下的生活：如果每天讨不到250元钱，就会挨皮带抽、被用铁钳子夹脚趾头……
“阿姨帮帮我吧！”
女童向路人求助
4月30日，记者在济南市福利院见到了年仅10岁的女童芳芳(化名)。
芳芳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她脸庞黝黑，面对记者沉默不语，不时瞅一下记者。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市中区魏家庄派出所的一名女民警下班回家，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童紧紧跟在她后面。这名女民警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女童说：“阿姨帮帮我吧！”
这名女童就是芳芳，她说自己被人带到济南来乞讨，4月22日，她没完成乞讨250元的任务，回旅馆怕挨打。
女民警把芳芳带回家洗了个澡，为她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把她送到派出所。芳芳告诉民警，自己没有父母，只有个爷爷在广州。民警上网查询，没有找到芳芳爷爷的详细地址，只好暂时把她送到济南市福利院。
“‘干妈’罚我蹲马步，用皮带打我，用脚踹我，用铁钳子夹我脚趾头……”
女童眼里的恐怖“干妈”
“我出生后就没见过亲生父母，在广州被一个拾垃圾的爷爷收养。一天，一个阿姨找到爷爷，说能帮我找个赚钱的活儿。我跟这个阿姨去了安徽，她把我卖给了一个姓刘的阿姨，刘阿姨让我喊她‘干妈’。”芳芳说，“干妈”给她找的活是每天上街乞讨，一个月前，她被“干妈”带着来到济南。
“一开始我不好好乞讨，晚上回到旅馆就要挨打。‘干妈’让我蹲马步，用皮带打我，用脚踹我，用铁钳子夹我脚趾头，还不让吃饭。”芳芳哽咽着说。“‘干妈’每天吃肉，我和其他小孩每天得讨够250元，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每天只能吃面条或方便面。”
“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床，晚上一般9点收拾东西回去。我们都不直接坐公交车，会绕着一个地方两圈后再从站牌坐车，下车后会有人接。我们每次都要往身后看几眼，确定没有人跟踪。”芳芳说，还有四五个小孩子跟着她“干妈”干活，他们每天挣来的钱都得上交。“我实在干不下去了，趁‘干妈’不在身边的时候跑了。”
“在来济南前，我在外地城市两次逃进派出所求助，但都被‘干妈’领回去了。每次她领我回去，都会毒打我一顿，并且不让我吃饭。”芳芳低着头说，“我这次怎么也不回‘干妈’那里了！”
“你给小朋友饭吃，他们怎么不帮你干活？”
福利院里，芳芳“不适应”
来到福利院后，芳芳得到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她和福利院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芳芳说，她第一次感到这么开心，还没有上学的她希望能早日走进学校。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一开始见到记者保持警惕”时，她说：“我‘干妈’说了，不管我跑到哪里，她都能把我抓回去，她还说认识黑道上的人，怎么也跑不出她的手心。如果我被人抓住了就说是她的孩子，不能和别人乱说话。”
福利院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说：“芳芳很懂事，经常帮我们干活，如打扫卫生什么的。有一次她问我‘你给小朋友饭吃，他们怎么不帮你干活’，在芳芳眼里，‘干妈’给她饭吃，她就应该为‘干妈’干活。”
芳芳被民警送到福利院来时，随身带着一个背包，包里有三件物品：一块用黑色塑料袋子包裹着的海绵；一根白头绳；一张写有乞讨内容的白色的塑料纸。记者看到，白色的塑料纸上写着“我叫某某，今年12岁，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有病，需要钱治疗”等字样。芳芳告诉记者，乞讨信上的内容都是瞎编的。
芳芳的同伴们还在济南吗，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背后的“黑手”是怎样的狰狞？记者将继续为您报道。(记者殷玉国实习生韩佳彤)
4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新闻《工头拐骗凉山童工批发东莞》，报道中说，四川凉山州有大批适龄学童被拐骗到广东打工，工头对几岁到十几岁的童工实行“包身工”式管理，“物美价廉”的凉山童工受到不少企业的“欢迎”。
5月3日，新闻《亲娘“心头肉”干妈“盘中餐”》，文章报道了一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在“干妈”的控制下，每天要完成250元的乞讨任务，否则回去就得挨打。
文章描述的孩子们的凄惨遭遇和柔弱无助，令人不忍卒读。从身边来说，我们不仅看到过乞讨的孩子，还有卖花的儿童。本该天真烂漫、学知识长身体的时代，他们却不得不从事着与年龄、体力、心理等极不相称的工作。面对这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像鲁迅先生一样，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孩子们成了赚钱的工具，围绕着他们，一些大人处心积虑地编制了一条利益链。这个“链条”怎么就这么容易地做成了？
首先是孩子的监护人出了“问题”。正是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履行自己的监护权、监护义务之后，这些孩子才被推出了家门、推向了社会。由此来看，公共政策、公共投入或者相关法律规定的监督措施，要对此进行反思。其次，这些孩子按照大人设定的“规则”开始“顺利地工作”，说明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社会其他方面包括职能部门，在监管方面同样不力。我们屡屡看到媒体成为“问题”的发问者，但这个问题只有媒体才能“发现”并“追问”吗？
乞讨孩童“背后的‘黑手’是怎样的狰狞”，但完成这种追踪，不应该只有媒体在努力。
附文：邵显亭
一分钟，她磕了40多次头
最多时，她一分钟磕40多个头。如此算来，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她要磕3万多次。经过一番寻找，记者在街头找到了芳芳的一个同伴：烈日下，蓬乱的头发遮着她的脸；磕头磕累了，她便把头抵在地上弓着背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
烈日下，女孩犹如磕头机
从“干妈”的魔掌中逃脱后，芳芳告诉记者，她有个同伴，经常穿着红色的衣服、背个红色书包在西市场和泉城路一带乞讨。
于是，记者决定到芳芳所述地点寻找她可怜的同伴们，记录下他(她)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场景。
4月30日，寻找无果。5月1日上午，依然无果。
5月1日下午1点，在泉城路芙蓉街路口，记者看到一个穿红色夹克、背红书包的小女孩跪在路边不停地向过路人磕头，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当时的气温超过31℃。烈日下，行人们穿着夏装。一些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牵着父母的手，蹦蹦跳跳从她身边匆匆而过。
一个接着一个，这位小女孩几乎是机械地磕着头。
最多时，一分钟磕了40多个
女孩的面前摆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的“人生遭遇”，内容基本与芳芳的雷同。她双膝跪地，不停地向路人磕头，偶尔起身将路人施舍的零钱收进身边的一个塑料袋。从穿着到乞讨书上写的姓名，女孩的所有特征都与芳芳对于同伴的描述相吻合。
记者在远处粗略数了一下，最多时，女孩一分钟磕了40多个头。磕得实在太累了，她就把头抵在地上，撅起屁股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
一整天，女孩汤水未进
偶尔也有热心人上前问女孩家住哪里，她则报以沉默，只是继续磕头。
5月1日下午，记者又接到读者电话，称大观园附近也有一名女孩跪在地上乞讨。记者赶到现场看到，这名女孩约十五六岁，地上摆着一张乞讨书，诉说着几乎与芳芳和她同伴们毫无二致的“人生遭遇”。
5月1日晚上7点左右，记者再次来到芙蓉街路口。路两边的店铺霓虹灯闪烁，穿红色夹克的那名女孩依然跪在地上行乞，她弱小的身影几乎被人群淹没。
时间又过了两个小时，女孩还在路边磕着头。“一整天没见她吃饭喝水了。”路边一家饭店的女服务员告诉记者。(记者殷玉国实习生韩佳彤)
附文：
女乞儿逃离“干妈”魔掌
在街头，人们常会看到一些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的孩子跪在马路边，磕头乞讨。日前，一名10岁的女童从一个乞讨团伙中逃出来，她讲述了“干妈”控制下的生活：如果每天讨不到250元钱，就会挨皮带抽、被用铁钳子夹脚趾头……
“阿姨帮帮我吧！”
女童向路人求助
4月30日，记者在济南市福利院见到了年仅10岁的女童芳芳(化名)。
芳芳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她脸庞黝黑，面对记者沉默不语，不时瞅一下记者。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市中区魏家庄派出所的一名女民警下班回家，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童紧紧跟在她后面。这名女民警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女童说：“阿姨帮帮我吧！”
这名女童就是芳芳，她说自己被人带到济南来乞讨，4月22日，她没完成乞讨250元的任务，回旅馆怕挨打。
女民警把芳芳带回家洗了个澡，为她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把她送到派出所。芳芳告诉民警，自己没有父母，只有个爷爷在广州。民警上网查询，没有找到芳芳爷爷的详细地址，只好暂时把她送到济南市福利院。
“‘干妈’罚我蹲马步，用皮带打我，用脚踹我，用铁钳子夹我脚趾头……”
女童眼里的恐怖“干妈”
“我出生后就没见过亲生父母，在广州被一个拾垃圾的爷爷收养。一天，一个阿姨找到爷爷，说能帮我找个赚钱的活儿。我跟这个阿姨去了安徽，她把我卖给了一个姓刘的阿姨，刘阿姨让我喊她‘干妈’。”芳芳说，“干妈”给她找的活是每天上街乞讨，一个月前，她被“干妈”带着来到济南。
“一开始我不好好乞讨，晚上回到旅馆就要挨打。‘干妈’让我蹲马步，用皮带打我，用脚踹我，用铁钳子夹我脚趾头，还不让吃饭。”芳芳哽咽着说。“‘干妈’每天吃肉，我和其他小孩每天得讨够250元，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每天只能吃面条或方便面。”
“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床，晚上一般9点收拾东西回去。我们都不直接坐公交车，会绕着一个地方两圈后再从站牌坐车，下车后会有人接。我们每次都要往身后看几眼，确定没有人跟踪。”芳芳说，还有四五个小孩子跟着她“干妈”干活，他们每天挣来的钱都得上交。“我实在干不下去了，趁‘干妈’不在身边的时候跑了。”
“在来济南前，我在外地城市两次逃进派出所求助，但都被‘干妈’领回去了。每次她领我回去，都会毒打我一顿，并且不让我吃饭。”芳芳低着头说，“我这次怎么也不回‘干妈’那里了！”
“你给小朋友饭吃，他们怎么不帮你干活？”
福利院里，芳芳“不适应”
来到福利院后，芳芳得到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她和福利院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芳芳说，她第一次感到这么开心，还没有上学的她希望能早日走进学校。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一开始见到记者保持警惕”时，她说：“我‘干妈’说了，不管我跑到哪里，她都能把我抓回去，她还说认识黑道上的人，怎么也跑不出她的手心。如果我被人抓住了就说是她的孩子，不能和别人乱说话。”
福利院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说：“芳芳很懂事，经常帮我们干活，如打扫卫生什么的。有一次她问我‘你给小朋友饭吃，他们怎么不帮你干活’，在芳芳眼里，‘干妈’给她饭吃，她就应该为‘干妈’干活。”
芳芳被民警送到福利院来时，随身带着一个背包，包里有三件物品：一块用黑色塑料袋子包裹着的海绵；一根白头绳；一张写有乞讨内容的白色的塑料纸。记者看到，白色的塑料纸上写着“我叫某某，今年12岁，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有病，需要钱治疗”等字样。芳芳告诉记者，乞讨信上的内容都是瞎编的。
芳芳的同伴们还在济南吗，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背后的“黑手”是怎样的狰狞？记者将继续为您报道。(记者殷玉国实习生韩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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