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影片《靖国神社》的上映，日本各方展开了激烈论战。极右翼分子以该片包含反日元素为由强烈反对上映，甚至用恐吓和死亡威胁的方法迫使一些影院取消了放映计划。也有一些媒体和文化界人士则认为任何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反对放映是对言论自由的干涉和威胁。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表现出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甲级战犯当年发动的战争给很多亚洲国家，也给日本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连右翼分子也不能完全否认，但他们仍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并拒绝道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处处以英美等西方大国为榜样，“脱亚入欧”是其近代以来的一贯思想。美国虽然国内反战情绪此起彼伏，但它仍然能够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所谓的“正义战争”。伊拉克战争虽已被证明出师无名，美国仍坚持认为战争本身并没有错。既然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那么各个国家也就有为自己认定的正义战争进行辩解的权力，于是日本右翼分子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将亚洲人从西方残酷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虽败犹荣的“正义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既然是“正义战争”，自然也无需道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日本东京医科齿大学名誉教授总山孝雄曾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解道，“虽然为征服印度杀了许多印度人，但开发这一点也是事实。如果英国政府谢罪说，我们为杀害了许多印度人和侵略印度而道歉，那么印度谴责英国的呼声也许会立即高涨起来，并且要求英国赔偿。”西方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进行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和奴隶贸易等显然是极不光彩的。1999年，利物浦市议会正式为当年进行的奴隶贸易表示道歉，利物浦由此成为英国第一个为奴隶贸易道歉的城市，但是直到今天，英国政府仍然拒绝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2006年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对日本当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肆美化，美国都看不惯，但也只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对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几句而已。美国每年公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会对日本的人权问题，如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侵害和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等提出批评，但是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则态度暧昧，对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也少有批评，类似于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决议案这样的事件并不多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自己在近代史上的表现不比日本强多少，对日本不正视历史问题的言行批评起来自然显得底气不足。
与英美等国相比，当年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些亚洲国家显然更有发言的权利，它们本应在督促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当年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国家，但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人意。日本投降后，中国很快便开始了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激烈对抗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思想以及后来提出的“战争责任二分论”冲淡了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清算意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直到建国36年之后才建立起来，当时南京城内早已鲜有南京大屠杀的遗迹可见，全国各地的抗日纪念地和日军侵略遗址等也早已在文革中被破坏殆尽。而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最初仅仅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犹太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远不能同日而语。犹太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并将其提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他们为holocaust（大灾难）一词增添了“种族屠杀（灭绝）”的新含义。冷战结束后，纳粹大屠杀更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新意义。米洛舍维奇等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以“种族屠杀”的罪名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纽伦堡式的审判；斯皮尔伯格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艺术顾问也是因为无法承受所谓“支持‘种族屠杀奥运会’”之名，足可见这一意识形态对当今世界格局及价值体系的影响之深刻。我们看到，对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而言，以制止种族屠杀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即使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也属于可容忍的正义行为，然而实际上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同样都是全人类的公敌。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完全有可能从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暴行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将其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诠释，为“战争罪行”在全球意识形态和价值秩序的构建之中争取一席之地。毫无疑问，当“战争罪行”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再怎样为侵略历史辩护也将无济于事，并且也很难再去参拜供奉着犯有战争罪行的刽子手，因为这将不仅仅是对亚洲那些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侮辱，也是对全人类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挑战，必将遭到整个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和唾弃。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远不及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南京大屠杀对外国人来说，仅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民族恩怨。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似乎仅仅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或者反击日本右翼势力；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既缺乏人性的深度，又缺乏严肃性。但是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来说，把种种问题的责任全部归在他们身上是不公平的，毕竟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杀、红色高棉屠杀等情况有所不同，很多不利的客观因素影响了研究的进展。我们也不能过分责怪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的难度无疑将越来越大。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机构确实应该更加重视这项工作了，否则终将成为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这对死难者是不公平的，对历史也是不负责的。
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预计今年下半年报告书将出台。中日未必会达到德法两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程度，但相信双方至少可以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减少分歧并取得共识。中日双方首先增进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日方尤其应当体谅中国作为战争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即使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敏感议题，中日将来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共同研究也是有可能的，并且要得出更准确的调查结果，日方的参与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日本与韩国共同研究历史已进入第二次，中日这次共同研究历史也仅仅是个开端而已，相信以后会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共同研究历史绝不意味着解决历史问题，只是缩小历史认识的鸿沟，毕竟即使是中日两国各自内部，对很多历史事件尚有争议，更不用说中日两国之间了。而最终要解决日本的历史问题，还需要中日韩以及其他相关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努力。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甲级战犯当年发动的战争给很多亚洲国家，也给日本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连右翼分子也不能完全否认，但他们仍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并拒绝道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处处以英美等西方大国为榜样，“脱亚入欧”是其近代以来的一贯思想。美国虽然国内反战情绪此起彼伏，但它仍然能够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所谓的“正义战争”。伊拉克战争虽已被证明出师无名，美国仍坚持认为战争本身并没有错。既然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那么各个国家也就有为自己认定的正义战争进行辩解的权力，于是日本右翼分子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将亚洲人从西方残酷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虽败犹荣的“正义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既然是“正义战争”，自然也无需道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日本东京医科齿大学名誉教授总山孝雄曾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解道，“虽然为征服印度杀了许多印度人，但开发这一点也是事实。如果英国政府谢罪说，我们为杀害了许多印度人和侵略印度而道歉，那么印度谴责英国的呼声也许会立即高涨起来，并且要求英国赔偿。”西方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进行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和奴隶贸易等显然是极不光彩的。1999年，利物浦市议会正式为当年进行的奴隶贸易表示道歉，利物浦由此成为英国第一个为奴隶贸易道歉的城市，但是直到今天，英国政府仍然拒绝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2006年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对日本当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肆美化，美国都看不惯，但也只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对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几句而已。美国每年公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会对日本的人权问题，如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侵害和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等提出批评，但是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则态度暧昧，对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也少有批评，类似于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决议案这样的事件并不多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自己在近代史上的表现不比日本强多少，对日本不正视历史问题的言行批评起来自然显得底气不足。
与英美等国相比，当年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些亚洲国家显然更有发言的权利，它们本应在督促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当年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国家，但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人意。日本投降后，中国很快便开始了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激烈对抗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思想以及后来提出的“战争责任二分论”冲淡了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清算意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直到建国36年之后才建立起来，当时南京城内早已鲜有南京大屠杀的遗迹可见，全国各地的抗日纪念地和日军侵略遗址等也早已在文革中被破坏殆尽。而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最初仅仅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犹太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远不能同日而语。犹太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并将其提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他们为holocaust（大灾难）一词增添了“种族屠杀（灭绝）”的新含义。冷战结束后，纳粹大屠杀更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新意义。米洛舍维奇等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以“种族屠杀”的罪名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纽伦堡式的审判；斯皮尔伯格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艺术顾问也是因为无法承受所谓“支持‘种族屠杀奥运会’”之名，足可见这一意识形态对当今世界格局及价值体系的影响之深刻。我们看到，对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而言，以制止种族屠杀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即使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也属于可容忍的正义行为，然而实际上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同样都是全人类的公敌。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完全有可能从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暴行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将其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诠释，为“战争罪行”在全球意识形态和价值秩序的构建之中争取一席之地。毫无疑问，当“战争罪行”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再怎样为侵略历史辩护也将无济于事，并且也很难再去参拜供奉着犯有战争罪行的刽子手，因为这将不仅仅是对亚洲那些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侮辱，也是对全人类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挑战，必将遭到整个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和唾弃。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远不及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南京大屠杀对外国人来说，仅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民族恩怨。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似乎仅仅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或者反击日本右翼势力；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既缺乏人性的深度，又缺乏严肃性。但是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来说，把种种问题的责任全部归在他们身上是不公平的，毕竟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杀、红色高棉屠杀等情况有所不同，很多不利的客观因素影响了研究的进展。我们也不能过分责怪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的难度无疑将越来越大。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机构确实应该更加重视这项工作了，否则终将成为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这对死难者是不公平的，对历史也是不负责的。
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预计今年下半年报告书将出台。中日未必会达到德法两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程度，但相信双方至少可以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减少分歧并取得共识。中日双方首先增进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日方尤其应当体谅中国作为战争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即使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敏感议题，中日将来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共同研究也是有可能的，并且要得出更准确的调查结果，日方的参与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日本与韩国共同研究历史已进入第二次，中日这次共同研究历史也仅仅是个开端而已，相信以后会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共同研究历史绝不意味着解决历史问题，只是缩小历史认识的鸿沟，毕竟即使是中日两国各自内部，对很多历史事件尚有争议，更不用说中日两国之间了。而最终要解决日本的历史问题，还需要中日韩以及其他相关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