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事件很容易让人们引起太多的联想，一度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哈尔滨水污染事件、同样发生在阜阳的“大头娃娃”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即将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有这些联想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在面对公共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布信息，指导公众有效地化解危机，要把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欺骗公众，丧失政府的公信力。“谣言止于公开”这一点我们已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连续绊倒三次，如果在面对类似事件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还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话，那显然就不再是经验和能力的问题了。

　　如果不是经验和能力的问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体制，绝对是体制！按照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只都会让事情完全不一样。我国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什么样的，即使不说大家也知道的差不多。每年领导更换最频繁的时期并不是人大开完会以后，而是党代会开完以后。虽然这时任命的领导一般都加上一个“代”字，但随后的人大会议一般都会让“代”字取消。如此以来，如何让政府官员向人大负责。如果进一步追问，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真的是我们广大选民选举出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如何让政府官员向人民负责？如果他们不向人民负责，那就是向上级负责。上级追究其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并不是对疫情有没有很好的控制，而往往首先是有没有发生疫情，所以他们敢于冒着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的危险隐瞒疫情！

　　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在此又怎能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