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刘旭武汉大学
按照现在学术界的共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汉时期就已经结束，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都是君主专制制度。根据武汉大学张星久老师的说法，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帝制中国”。所谓皇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或者说皇帝及其“私人秘书”的权力，其核心特征在于完全体现皇帝个人的意志；所谓相权就是丞相的权力，或者说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此将皇帝和政府区分开来是完全必要的，就好比现在的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虽然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它们的确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政治职能，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考察帝制中国的皇帝和丞相的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权力斗争，虽然丞相完全由皇帝任命，但是丞相并不一定为皇帝马首是瞻。首先是因为丞相的地位极高，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极其强调对丞相的尊重。如皇帝任命宰相被称为“拜相”，宰相享受“剑履上殿，御坐为起”的待遇，宰相有权“献可替否”等等。其次，与皇权的无限性相对，丞相代表着政治的制度化和常规化，意味着对皇帝行为的限制。因为政府负责治理如此一个大国，处理如此多的政务，为了保证行政效率，规范化、制度化是必然要求。由此，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成了皇权的有力限制因素。
众所周知，帝制中国皇权的无限性突出表现为皇权不受任何法令和惯例的约束，那么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置政府呢？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历经分分合合，但是统一的皇权还是主旋律。治理如此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单靠皇帝一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朱元璋在胡惟庸谋反之后只是废除了宰相，而不是完全废除了政府就已经吃不消了，即使仅仅批复重要政事也难承其累。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感叹：“以一身而统天下，不可无辅臣。”可见，庞大的政府是对庞大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必备工具。
帝制中国的无限皇权如何削弱相权以维护自己的无限性呢？据笔者考察，主要有以下几种策略。
1、设置“内朝”，即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为了虚化相权，紧紧地将决策权力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皇帝的首选策略就是选择一些身份卑微者组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私人秘书机构。如汉朝的尚书台，清朝的御前会议等。但是，随着“内朝”权力的扩大，必然带来其机构的扩张、人员地位的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制度化、常规化。如汉朝的尚书台后来演化为政府的尚书省。于是追求无限权力的皇帝又要设法设置新的“内朝”，并把常规化的原“内朝”虚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帝制中国官制的演化以及官僚机构的叠加、膨胀。
2、设置特务机构，即直属于皇帝、独立于政府，集监查、司法甚至执行权力于一身的特殊机构。在这一点上达到极致的要数明朝的东厂，明朝皇帝这一由宦官组成的遍布全国的特务机构，成为其与文武百官博弈的重要武器。
3、设置御史，鼓励“清流”。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内的纪律监察人员，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朝代看到御史的影子。根据唐代的官制，御史的工作机关叫做御史台，御史台负责监察，独立于三省六部。官员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称为分察；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称为分巡。但是左右御史之分在唐代以后不再存在，所有御史都是皇帝监察、考核文武百官的眼线。除了制度内的御史，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制度外力量，那就是“清流”，即民间知识分子，用今天的话也可以叫做“愤青”。当然，其中也不乏在朝者为官之人，如清代的张之洞曾被人们公认为“清流领袖”。清流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对文武百官进行“道德评估”，当然主要是批评。他们几乎批评所有的权臣，在他们眼里，权臣的巨大权力本身就是违道德的，如张居正那种位极人臣者更是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以此为荣。这无疑对“外朝”，特别是宰相构成了巨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清流并不仅仅对“外朝”进行评估，而是对几乎所有看不上眼的政事、私事进行批评，当然包括“内朝”甚至皇帝。所以，历代皇帝对清流的感情还是很复杂的。
4、分权，即设置多个相互独立的丞相。从汉代的三公，到唐代的三省，再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四辅臣，无处不透露出对相权分而弱之的策略。设置多个丞相而不设置首辅，使得既可以达到政事通达的目的，又不会导致相权过大，可谓一举两得。相反，各个丞相为了获得皇帝恩宠，又不得不极力讨好皇帝。即使如此难免产生党争，但只要皇帝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就绝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5、掺沙子，即向政府派遣个人亲信，如参知政事等。这些人虽无实权，但是作为皇帝的公开耳目，必然会对丞相形成制约。
说明：
1、本文中的“丞相”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政府首脑。虽然其还有宰相、相国等多个称谓，但为了表达方便不做细究。
2、另外本文中的政府主要是指独立与皇帝的中央政府，或者称作“外朝”。
3、本文为课后随想，其核心内容来自于对张星久老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堂讲授。
2008年4月30日于珞珈山
刘旭武汉大学
按照现在学术界的共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汉时期就已经结束，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都是君主专制制度。根据武汉大学张星久老师的说法，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帝制中国”。所谓皇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或者说皇帝及其“私人秘书”的权力，其核心特征在于完全体现皇帝个人的意志；所谓相权就是丞相的权力，或者说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此将皇帝和政府区分开来是完全必要的，就好比现在的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虽然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它们的确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政治职能，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考察帝制中国的皇帝和丞相的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权力斗争，虽然丞相完全由皇帝任命，但是丞相并不一定为皇帝马首是瞻。首先是因为丞相的地位极高，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极其强调对丞相的尊重。如皇帝任命宰相被称为“拜相”，宰相享受“剑履上殿，御坐为起”的待遇，宰相有权“献可替否”等等。其次，与皇权的无限性相对，丞相代表着政治的制度化和常规化，意味着对皇帝行为的限制。因为政府负责治理如此一个大国，处理如此多的政务，为了保证行政效率，规范化、制度化是必然要求。由此，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成了皇权的有力限制因素。
众所周知，帝制中国皇权的无限性突出表现为皇权不受任何法令和惯例的约束，那么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置政府呢？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历经分分合合，但是统一的皇权还是主旋律。治理如此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单靠皇帝一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朱元璋在胡惟庸谋反之后只是废除了宰相，而不是完全废除了政府就已经吃不消了，即使仅仅批复重要政事也难承其累。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感叹：“以一身而统天下，不可无辅臣。”可见，庞大的政府是对庞大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必备工具。
帝制中国的无限皇权如何削弱相权以维护自己的无限性呢？据笔者考察，主要有以下几种策略。
1、设置“内朝”，即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为了虚化相权，紧紧地将决策权力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皇帝的首选策略就是选择一些身份卑微者组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私人秘书机构。如汉朝的尚书台，清朝的御前会议等。但是，随着“内朝”权力的扩大，必然带来其机构的扩张、人员地位的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制度化、常规化。如汉朝的尚书台后来演化为政府的尚书省。于是追求无限权力的皇帝又要设法设置新的“内朝”，并把常规化的原“内朝”虚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帝制中国官制的演化以及官僚机构的叠加、膨胀。
2、设置特务机构，即直属于皇帝、独立于政府，集监查、司法甚至执行权力于一身的特殊机构。在这一点上达到极致的要数明朝的东厂，明朝皇帝这一由宦官组成的遍布全国的特务机构，成为其与文武百官博弈的重要武器。
3、设置御史，鼓励“清流”。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内的纪律监察人员，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朝代看到御史的影子。根据唐代的官制，御史的工作机关叫做御史台，御史台负责监察，独立于三省六部。官员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称为分察；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称为分巡。但是左右御史之分在唐代以后不再存在，所有御史都是皇帝监察、考核文武百官的眼线。除了制度内的御史，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制度外力量，那就是“清流”，即民间知识分子，用今天的话也可以叫做“愤青”。当然，其中也不乏在朝者为官之人，如清代的张之洞曾被人们公认为“清流领袖”。清流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对文武百官进行“道德评估”，当然主要是批评。他们几乎批评所有的权臣，在他们眼里，权臣的巨大权力本身就是违道德的，如张居正那种位极人臣者更是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以此为荣。这无疑对“外朝”，特别是宰相构成了巨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清流并不仅仅对“外朝”进行评估，而是对几乎所有看不上眼的政事、私事进行批评，当然包括“内朝”甚至皇帝。所以，历代皇帝对清流的感情还是很复杂的。
4、分权，即设置多个相互独立的丞相。从汉代的三公，到唐代的三省，再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四辅臣，无处不透露出对相权分而弱之的策略。设置多个丞相而不设置首辅，使得既可以达到政事通达的目的，又不会导致相权过大，可谓一举两得。相反，各个丞相为了获得皇帝恩宠，又不得不极力讨好皇帝。即使如此难免产生党争，但只要皇帝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就绝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5、掺沙子，即向政府派遣个人亲信，如参知政事等。这些人虽无实权，但是作为皇帝的公开耳目，必然会对丞相形成制约。
说明：
1、本文中的“丞相”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政府首脑。虽然其还有宰相、相国等多个称谓，但为了表达方便不做细究。
2、另外本文中的政府主要是指独立与皇帝的中央政府，或者称作“外朝”。
3、本文为课后随想，其核心内容来自于对张星久老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堂讲授。
2008年4月30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