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基层党政机关进行了换届工作。记者在基层采访时看到，这次人事变动，在一些地方带来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大换车之风。记者到湖北鄂东三个山区县采访，三个县接待记者的宣传部门的领导都是刚上任的，每人乘坐的都是刚买的新车。在江汉平原的一个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3人的职位有变动，其中有9人换了新车(4月16日《半月谈》)。

　　记者不经意的发现，揭露出的却是“新官不坐旧‘轿’，换位必须换车”的现实。对此与期待完全不符的做法，我们会感到愤怒和无奈，但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其是有相应的制度作支撑或是由有缺陷的制度所惯出来的。

　　首当其冲的一点，便是官员待遇固化不当的问题。按照如今的制度安排，官位后面是固化着一系列待遇的，比如多大的官就要坐什么档次的车子，所以，官职高了，那就要坐档次更高、排气量更大的车，换车自然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之事。但这种待遇的固化，实在是未必合理的———官升了，但体重并未增加到原来排量的车拉不动的地步，那为什么要换大排量的车呢？更重要的一点，这也未获得纳税人的许可及权力机关的通过，因而缺乏应有的合法性。

　　而如果对现行的公车制度作一番审视的话，则会发现，其实际上是一种鼓励浪费的制度。这种鼓励浪费，一方面表现在公车的档次与官位成正比的规定，使得众多官员纷纷谋求自己所属档次的上限甚至是超标；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因为公车使用者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不可能对每一辆公车的使用状态都了如指掌，也就是说监督成本太高以至于具有不可监督性，与此同时，所有的费用支出又完全由公款埋单，所以公车私用就蔚为大观———既然不私用白不私用，那又有多少人有足够高的觉悟为公家省钱呢？如此一来，用于公车的支出必然就日益膨胀，在数以千亿计的基础上仍不断攀升。

　　公车制度与浪费之间可以画等号的根源，就在于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严重打折。作为国家主人的公众及其代议者，由于一些权利尚处于浅度激活甚至是休眠状态，作为核心权利的预算监督权更是没能得到充分行使，在许多时候无法决定财政支出的用途和流向，使得政府和官员花钱有着太大的自由度，大量财政资金花在了不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地方，比如某些官员不断将坐骑升级换代寻求自我享受上。

　　导致巨额浪费的不堪现实无疑亟须改变。根本的做法，是取消绝大多数的公车，并在公众主导之下给官员发放一定的交通补贴。与此同时，还要改变预算监督乏力、单位小金库泛滥、官员公务消费不透明的现状，防止某些官员既领交通补贴，又将自己养私车的费用采取各种变通手段用公款报销。只有实现预算归一化，细化财政预算的编制，加强人大在预算监督上的刚性和力度、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公共财政才有可能名副其实。

　　倘若这一点尚无法一步实现，那么不妨尝试对体现官本位的官员待遇固化问题进行改革。就公车配备而言，除了少数高级领导人，完全可以给多数官员配备同样档次的小排量国产车。这一方面可以防止互相攀比、不断更换，另一方面也是对民族工业的支持。“新官不坐旧‘轿’，换位必须换车”的实质，是因权利贫困所导致的权力不羁。  孙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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