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键词：古典资本主义 中国经济最大心疾 社会责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卢周来先生最近的文章《福特、马克思、中国经济学家》在财经类媒体中产生了一些波澜。里面提到马克思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批评：为了追逐利润，资本家一方面会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则会压低工人的相对收入。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产品的增长，而工人相对收入的下降却使工人的相对购买力下降。 在工资收入者占人口多数的情况下，产品的增加与工人相对购买力的下降，将导致全社会的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生产能力被迫闲置，经济将走向萧条，经济危机将爆发。在工人购买力下降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一个“正反馈”机制：工人购买力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之时，资本家为了维持利润会进一步下压工人工资，从而导致工人购买力再次下降，其结果是因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将毁灭资本主义。
1914年1月，美国别的汽车企业工人平均日工资不到2美元，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做出了一个令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之震动的举动：将本企业工人平均日工资上升至5美元！仅此一项，福特汽车公司劳动力成本每年将多支出近1000万美元，而当时他的企业年利润也才1000万美元多一点。福特说，“一个失业者是无业消费者，他没有购买能力。一个低收入者是购买力不足的消费者，他也没有购买能力。商业的衰退是因为购买力的下降而导致的，而购买力的下降则是由不确定因素或收入不足造成的。解决商业衰退的 办法就是提高购买力，而其根源就在于工资。劳动维持着这个国家，而劳动的回报就是工资，正是工资使得劳动得以延续。如果降低工资，那么就会减少劳动。” “工资对于商业的重要性和劳动相比还要大，低工资对商业的冲击比对劳动的冲击更加迅速。”
由此卢先生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了！
他说这些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时，都承认内部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最大心疾，都承认内需不足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的主要原因。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反对为中国的劳工阶层提高工资，说是这样做会使 企业增加劳动力成本，甚至会导致中小企业破产，结果对劳动力就业更不利云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收入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购买力才会提高，总需求才会增加，经济才会繁荣，企业也因此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就业也会增加。因此，不要说与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相比，就是与作为企业家的福特相比，中国这些经济学家的眼光还真是不高！
可惜的是，本人就是持有卢先生批判的那类观点的人群之一。不同的是，本人从来不敢以“经济学家”自诩，仅仅是喜欢思考问题，并形成文字与大家分享的草根阶层中的一员。面对批评，在汗颜之余，感觉有至少如下三个问题需要与卢先生探讨。
首先，谁都不能否认福特以及他的“T型车”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他所表现出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感的品质是值得永远颂扬的。即使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他的做法都是目前99%以上的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假如是在15年之后的1929年，美国遭遇资本市场的崩溃，到处是失业而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群的时候，他在实力弱小的时候是否依然会逆市场而为，心甘情愿地以高于同行业的标准去招聘员工呢？
相信，即使他再高风亮节，都未必会做出头的椽子。
现在，次级债、美国经济衰退、能源与粮食价格高启的大环境下，与1929年的那次经济危机相比给人带来的恐慌怕仅仅一步之遥，否则美联储也不会把基本利率一降再降，也不会动用4000亿美元来救市，也不会与欧洲金融界一同对“次级债”如临大敌。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客观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偏偏在国际金融与经济遭遇寒流的时候，还要面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客观现实，不再享受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同时再遭遇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
一份权威调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4%，加之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扩散，悲观的气氛正笼罩于中国的出口产业。纺织行业2/3的企业利润率只有0.62%，即便创造利润的1/3企业也正经历着最难熬的日子。如果这些企业陷入绝境，将危及大约1500万人的就业。相信这就不是单一的某个企业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企业还处于疲于奔命的程度。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何以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薪酬待遇，让他们消费能力有所提高呢？再说，消费能力提高未必就会为本企业甚至本企业所处的行业与产业链直接带来切实的利益回报。
其次，任何人说话都是有立场的，需要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的。
至少现在看来，任何一个因素显然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时候加重企业的负担随时会使企业破产的。
如果政府放任之而不采取自救措施，将是让企业家与金融家们心寒的。假如国资企业是嫡子，民营企业是竖子，外资企业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如何看待这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真正直不起腰的是那些生存与发展举步惟艰的企业家与金融家，特别是在承担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舆论压力与道义压力的时候。
而那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媒体舆论是最为习惯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往往是会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效果的。所以，说任何话还是需要谨慎一些的好。
第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姓社”与“姓资”的争论了。
通俗地讲，所谓社会主义是以国家的计划与社会福利来维持民众生存平衡的核心，而资本主义的平衡在于资本家与企业家的调节。社会的平衡由谁来主导，由谁来调节，这些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看看美国是如何应对“次级债”所带来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吧。降息、减税、美联储从“最后借款人”的角色转变为“第一借款人”的角色、并将资金直接提供给受困的金融机构，资助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等等。
可见，社会是有责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放弃以国家政策调控来避免没有必要的损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的责任更重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不仅是吸收更多的税收，充实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把财富从藏富于国转变成为藏富于民。至少使得自己的国民不会为生计发愁、不会为住房发愁，不会在生病的时候为医疗费而发愁，不会在年迈的时候为了继续活得有尊严而发愁。试问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些吗？
怕只怕——当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并转嫁到企业与市场层面的时候，不管如何自我标榜，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改变了颜色。
贾春宝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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