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在待业期间曾经遇到过好几次招工机会，但是居委会主任就是不推荐他，他急得回来向父母哭诉，要求父母去求情，又埋怨做老师的父母无能，不能想办法为他“走后门”。知达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物探大队来招工，原来已经内定有二哥的名字，因为二哥几乎每天都在居委会义务工作，积极表现，虽然没有后门，居委会主任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谁知在最后关头还是被人顶替了。顶替的人是二哥的同学，这人平时从来不去居委会担当义务服务，只因为他的母亲暗中给居委会主任送了一份厚礼，第二天就把知达二哥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

哭归哭，怨归怨，这些还都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深埋在心里，敢怒不敢言，因为以后招工的命运还是掌握在居委会主任手中。在等待招工的日子里，居委会也还时常安排二哥去打一些零时工，他曾经做过营业员、做过馒头、卖过包子、糊过纸盒，甚至卖过冰棍、做过建筑工地的小工等。在经过三年左右的等待后，终于作为长期临时工被招进了县轧钢厂做学徒工。

在当时，二哥和他的拒绝上高中的同学们，都为他们胜利逃过下放的命运而彼此庆幸过。其他坚持上高中的同学果然毕业后都被强制下放去了农村。但是几年以后，全国停止下放，那些下放在农村的同学也全部上调回城，并全部被安排进国营企业工作，而且下放的年数还可以折算成工龄，立刻就在待遇上超过了二哥他们。

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差距就更大了。由于二哥他们只上到初中，所以恢复高考后他们没有能力参加高考，在厂里也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一旦遭遇下岗，他们不但成了首选目标，而且也是自谋出路能力最弱的人群。

尤其对于二哥来说，是损失最惨重的。因为从1973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公开发表后，国家的下放政策陆续做了许多人性化的调整，比如原来是每个家庭的全部适龄孩子都必须下放，很快，就做出了调整，每个家庭的长子、长女可以免于下放，如果长子、长女已经下放，家中可以自行决定一个孩子不下放，也就是保证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城市里照顾父母，此外，有病者和身体有残疾者也可以免于下放等。根据这条新的规定，二哥即便继续上高中，也可以免于下放，还能分配进一个好的工厂工作。真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算不如天算。

在知达兄弟姐妹五个人中，只有二哥为了逃避下放只上到初中毕业，其他四人都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学习。在文革之后，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发展，他们也揭开了自己人生新的一页，他们结婚成家，走上了富裕小康之路。直到如今，在他们这兄弟姐妹五个家庭中，只有二哥依然没有能力购买房子，还住在小时候住的那间租来的破旧的平房中，其他人都根据自己的努力买了住房。

二哥夫妇两人都是初中生，现在两个人都下岗在家，两个人的低保工资加在一起只有五六百元，维持一家三口的最低生活都很勉强，根本无力供养唯一的女儿上自费大学。幸亏有了兄弟姐妹的资助，二哥的女儿才读完了大学，否则，二哥和她的女儿将继续在“低文化，低收入；低收入，低文化”的困境中循环下去。

三十年前，知达的家庭属于城市贫民阶层，三十年后，这个家庭中走出的孩子形成了五个新家庭，其中有四个新家庭，由于完成了高等教育，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机遇，同步进入了小康或富裕阶层，但二哥的家庭，由于当年逃避下放而失去了基本的学习机会，至今仍然处于城市贫民阶层。

知达的一家，也许可以算是文革时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缩影，那因为下放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1700万下放知青，那为了躲避下放而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青年，那因为文革而耽搁乃至完全失去了基本教育的孩子，假若不是文革打断了他们的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全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掌握了良好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今日之中国，该拥有怎样雄厚的人才队伍！又该拥有怎样先进的科技实力！

(未完待续)
200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