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承受生命的重托

刘长杰/文

教育缺陷是个筐，什么批评都往里装。这些年，人们一直在责难和反思教育的失误乃至缺失的问题，特别是对高等教育，随着清华学子刘海涛用硫酸喂熊、北大老生陆步轩在街头卖肉、北大毕业生因失恋要饭等事件的发生而大肆展开。同志们的口诛笔伐已经把高校的教育批驳的体无完肤，迷失方向。特别是这一次云大在校生马加爵杀人事件的突现，让这样一种批判再次甚嚣尘上。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关联。凭心而论，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批评中，我看到的竟是把自我的错误强加于教育的一个现实。同志们对教育过高、过重的期待，不但混淆民众的视听，而且误导主流价值观，甚至误人子弟。

无论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都可能止步于置若罔闻，失威于人性恣肆。正如我们作父母的，即使已对子女耳提面命也不能保证他们完全能按我辈之意愿雕琢人生一样，我们怎可把“人生大计如何养成”这样的大策略，全权拜托给学校教育呢？那身为孩子的“人生第一位老师”的我们是如何作为的？而“幼年立德”的古训又是如何实现的？自问之时，耳根已不平静，汗滴早就落下。

现在要问，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按学校所教之人生观去实践的吗？这答案即使不是否定，恐怕在我们的心里也要大打折扣。我们都曾历经学校教育，教师有我们不欣赏的，课程有我们不喜欢的，但又有哪一师哪一课曾教导我等丧失信念、甘居下层、选择堕落、仇视社会乃至杀人越货了？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其实师之所教，无非抛砖引玉、传道授业；而校之所营，就是保持一个学习和思考的环境、约束学生使之养成良好的求学习惯。没有一所学校，走出的全是罪犯，也没有一所学校，育出的都是凡夫，精英辈出的每一所大学就更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大学能教的，全然授予；大学该做的，也基本做到。

除去人类特有的人生观外，一般说来，动物之间几乎所有的眷顾和教育，都是有关生存能力和谋生技巧的关键部分，而不是生命本身。至于接受教育之后能否熟练操作和坚守价值，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以动物为例，独立生活的小鳄鱼如果不被吃掉，不是因为它不够残忍，而是因为它技艺不精。倘若成年鳄鱼担负的“教育责任”是要保护后代性命无忧的话，那幼鳄什么时候才能担负起“施教后人”的责任啊？人亦同此理。片面责怪教育不精和总是迷信教育完美，一样幼稚。

其实马加爵的遭遇很多人或多或少地都经历过。我很为他惋惜，因为他是生活在今天这个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化差别已渐趋消失、贫穷和富贵的转换通过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时代，他受到的“伤害”本不该这般惨重，他应该“人穷志不短，努力争上游”才对。而这样的价值取向，正是今天各个环境里的生命高奏的主旋律。至于前文提到的那几位“典型”，更是和“教育的缺失”无关。即使是在教育非常发达的欧美，成功学和心理学的教育，也是非常复杂的科学。即使同社会上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机构联手，学校也依然不能做到对施教对象“药到病除”，更何况同志们对学校的教育是单纯的倚赖。教育的功效，评价起来非常复杂，不是哪个个体的成败与高下就可以定论的。陆步轩的“平凡”不证明北大教育的失败，正如比尔盖茨的“非凡”也不表示他与哈佛教育毫无关联一样。

毕业十年，马加爵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宿舍丢钱物，过后并未追究，老师说，给别人一次改过自我的机会；没来由挨拳脚，伤愈没去报复，同学说，都是误会惹的祸；穷同学得重病，仍然抓住手术的良机，班长说，爱心捐款，同窗康复，集体团结……我不想说，这美好的过去得益于学校的教育；但我也不能说，这些和高校的教育毫无关联。

当然，教育应当承担它应当承担的、哪怕是更多的责任。但是，教育却无法承担来自生命的重托，——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

***注：此文发表在2004北方航空报机载版声音时评专版，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