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倘若我们的公民个体同他所在文化国度的关系，被理解成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抑或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这样的国家和政府，还能在日益复杂的市场-文化运作中——获取民主自进力、得到广大民众给予的全面社会支撑吗？

    倘若我们的公民同他们国家的关系，仅仅是根据西方代议制来建立的社会契约关系，是议员通过议会代表选民利益行使职权的代议关系，这样的国家和政府，能够超越不同党派政党政治的角斗厮杀，而把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他们的政治视野之内吗？

    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以往的观念方式，避开从前政体领导国家社会发展的政治策略，直接把社会自身发展的运行方式，作为他们执政的社会手段。因此，服务型政府不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政府，也不是掣肘在多党派政党政治复杂关系中的代议制政府，而应当是把政府的存在价值——通过结构在市场-文化运作的类群个体及其创新实践——以他们整体互动、高效运作的发展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服务型政府，又是根据我们文化国度的发展水平和全球定位，依托所有结构在市场-文化运作的类群个体及其创新实践，从整体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进行整体文化预设、实施全面社会改造的政府。


    在这样的政府看来：还权于民，就是在他们文化国度内，经由这样一些投身市场文化运作的类群个体，昭示他们共同利益与生命价值的历史创新过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社会国家制度中‘民主集中’的代表关系，或是在西方政治大国普遍盛行的代议制关系，均不能替代结构在（当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类群个体之间的现实关系。如果说，前两种关系，属于某一国家社会制度中的政治关系，后一种则属于彻底改变某一文化国度历史命运的存在关系和发展关系，也是决定人类社会现实与未来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生命线索。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是要把从前的集体政治关系及其决策行为，建立在与当下市场经济运作发生内在联系的类群个体及其利益群体的协同关系之中，而不是建立在带有某种个人意识色彩的集体政治关系中。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在这样的、与当下市场经济运作发生内在联系的类群个体及其利益群体的协同关系中来发展、来保障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它直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社会关系，也是他们生命类群籍以延展人的社会生命和文化精神的存在前提。

    然而，按照天赋人权的说法，当着个人权利遭受社会侵害之时，人们最容易做出如下判断：这种情况的发生，肇始于公民个体社会权利的丧失，因此争取人的各项社会权益就成为个人的社会天职。似乎，正是这种权利的丧失，人的生命方才无法在他们国度中社会张扬；个体的自由意志方才被压抑、阻滞，乃至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社会追求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难以弥合的断裂和冲突。于是人们把这所有所有的一切，统统归结为与社会政治、政党政府、国家体制牵连一起的唯一肇始，归结为除非‘民主’这条政治途径便无它途的根本改变。

    殊不知，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释放出的自主意识、创造精神，恰是在这样一种缺少社会保障、少有融通机制、社会整体发展失衡、社会政治无所依归的无序状态中被湮没、被窒息。以致，投机取巧、潜规则盛行、官商勾结、买权枉法、社会腐败比比皆是；善意的发展和用心，总要付出沉重的负面效应方才达成。按下个葫芦起来个瓢。。。。

    必须申明：我从来不否认天赋人权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公认它在当下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合法性。但是如何争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最能契合人和他们周遭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们同类）具体结合关系的物在方式完成这项使命，却是一项不可违逆的社会工程。

    身处不同社会生境的人类个体，难免受到各种社会局限。越是社会发展不成熟和人为因素干扰过多的文化国度，越容易分离出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当着人们把某种价值非理性地吹捧到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和社会未来的高度时，那种天真的‘使命感’——往往对他们栖息其中的社会生境产生无法预期的破坏力！

    尽管，全球一体化进程更需要所有民族国家以崭新的文化整体姿态面对全球事物；尽管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正在成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先决性前提。但我们的个体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远未站在把自己文化国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发展的立场上，远未把自己文化国度置身在全球经济的生活里、践行在市场-文化运作的发展需求中，更未注意到：任何类群个体的发展，均以他们结构在自己文化类群的整体运作方式来凸显。他们甚至天真地以为：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单纯的民主代议制、单纯的多党执政、单纯的民众普选，就可以解决他们生命之中将要面对的各种悬疑！试问：当市场经济不成熟、社会结构不合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整体文化心性涣散、意识形态纷争、政治体制充满社会变数————这种境况下，我们的命运还将会寄往何方？！

    综上所述，政治腐败绝非社会腐败的单独成因；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服务性政府所担当、所引领的全面社会改造工程，是并行的、一致的。甚至可以说：人的生命在市场化-社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运行方式中迸发出来主体性精神和社会创造力，被我们无法与之适合的、社会体制上和公民素质上的种种因素所阻断——这，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腐败的全部肇因。它需要——结构在自己文化类群之中的公民个体（类群个体），从对自身所处的发展实体、社会组织、产业结构的社会改造开始，用所掌握的知识、科学技术手段和自主创新精神，打通-建构与其他类群团体、社会组织、部门机构的整体协同关系。

    从宏观上看，这又仿佛是有广大民众的权-责意识参与其中，有公民的社会权益分享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体制变革其中，有中华民族的实践文化运行其中的发展过程；一个在同世界经济-政治逐渐接轨的社会运行条件下，以他们类群整体协同发展的方式（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把民众的智慧、权-责和社会创造力从中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的过程。

    它要求我们，必须从类群文化整体内在发展的社会需要出发，必须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拥有准确的市场-文化定位（长远的发展战略）。进而对关涉国民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结构和机制，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改造。

    可以断言：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脱离了类群文化整体（文化国度）谈民主，民主无根；缺少市场文化定位谈民主，民主无向（没有发展方向）；免谈对民生的社会改善、民主的社会参与、民责的社会担当，民主落空；回避有步骤地社会-文化改造，民主无效！

    甚至可以说：把服务型政府的执政方式、服务对象、运行机制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全球一体化历史条件下对新型国家运行-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