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主要在于探索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
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起点上与已有的经济特区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典型的生存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的基础上搞经济特区，主要在于加快发展，提高经济总量。过去人们一度称道的“深圳速度”就体现了这一点。人们评判经济特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第一条就看当地的经济总量是否上去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还是从城镇化率来看，都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超过了原来邓小平的设想；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 200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这些指标都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发展型社会。
在发展型社会的新起点上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要的在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三是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四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五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转轨大国，同时解决如此多的矛盾，需要在不同的区域，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从中央决策层面看，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新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希望通过转变观念，打破体制机制的局限，在地方层面得以真正落实。从新时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布上看到，不同地方扮演不同的角色。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发展以金融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在自主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成都、重庆的侧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侧重点在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欠发达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肩负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重任。从总的来说，各地的综合配套改革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改革的重点。
从地方层面看，很多地方希望能够申报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多方面的动因。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体制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已成为全国各地的共识，地方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改革试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第二，我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地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实现科学发展，需要有不同的路子，不同的模式。在不同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既是国家战略的要求，在地方层面也有很大的积极性。第三，进入新阶段，地方需要打破改革发展的惰性和僵局，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由此增强地方推进改革发展的动力。
二、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当在推进全面改革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
过去的经济特区是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超前的探索。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在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十七大对全面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这就要求各地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多个领域的改革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有170万户籍人口和1000万非户籍人口，利益关系如何协调恐怕是一个全局性问题。这就需要在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探索。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可以从自身良好的体制基础出发，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率先实现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成都、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可以率先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可以打破行政分割的格局，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为重点实现组团式、集约型发展。
三、解放思想、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新阶段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成功的重点和关键
解放思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也是新阶段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时俱进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办经济特区的压力相当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当时有人把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把允许外资来特区投资，说成是出卖主权。二是缺乏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和理论支持。在传统理论上，把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看待。三是即使在经济特区内部的干部队伍中还没有形成对市场化改革的广泛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哪个经济特区能够真正地顶住压力，进行大胆地探索，那个经济特区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一些地方的经济特区在多方面犹豫徘徊，错过了一些发展机遇，相当可惜。回过头来看，以解放思想为主要特征的改革精神最为可贵。
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仍需要继承经济特区解放思想的精神和勇气。新阶段推进全面改革与过去相比，除了观念上的解放之外，还有利益关系的复杂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一些地方，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问题比较突出，成为掣肘改革的重要因素。因此，新阶段解放思想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改革开放初期更重。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答记者问中讲得很清楚，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他还强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打破利益关系的束缚，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例如，在武汉和长株潭这些欠发达地区进行“两型社会”建设就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是发达地区的事情，欠发达地区不能让资源环境问题捆住了手脚。事实上，之所以在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进行“两型社会”试验，就是因为这个时期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最厉害，最有必要搞，就是不要走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要解放思想，重要的在于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新阶段的特区之所以被称为“综合配套改革”，就在于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先导进行全面改革，避免过去单项改革孤军深入的弊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方模式。就新阶段全国的改革而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正因为是难点，才需要在地方上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关键是能够打破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约束，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有实质性突破。
(迟福林 方栓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