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看多了各地诸如GDP的猛增计划，读累了什么招商引资的宏伟蓝图，而今我们终于欣然地读到了职工工资的增长计划，且前面还加上一个扎眼的形容词——“倍增”，这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广州制定的这一“倍增”计划尚属孤本，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实现让人人享有改革开放硕果的环境和条件已基本具备。那么，何以为民“倍增薪金”的步子像挂了块铅一样如此沉重而蹒跚呢？原因固然复杂，但最核心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根源便是，一些掌握着公民工资增减大权的公仆们，始终未在大脑里注入“藏富于民”的高蹈意识。
我们可以轻松地从一组权威数字中找到中国具备“工资倍增”的基础和条件。国家统计局称，2006年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大关，年增10.7%；而去年我国GDP达246619亿，年增11.4%，但CPI去伴之上涨4.8%。特别是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多达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20.8%。这堆并不冰冷的数字，其实充分而热情地诉说着一个道理，我国不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经济落后、国穷民穷”的国家了。甚至仅需更多的政府机构一次“华丽转身”，照广州市这样将公民工资倍增的路径充分明细，提到具体落实的台面上来，那将是国泰民安之大幸。
笔者之所以如此焦渴地巴望更多公仆“藏富于民”的意识全面苏醒，是源于我国当前的公民工资增长迟缓、工资分配不公的较为严峻的社会现实。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公民“劳有所得”“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任务。这项任务似乎一直难以得到各级公仆的高调回应。中国社科院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披露，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令人不无忧虑地下降了12%。或许职位较高、工资原本颇丰者感觉不到，这几年由于CPI的持续上扬，而工资上扬的脚步踟躇，这便无情地舀去了中低收入人群工资袋中的一大捧“薪水”。
当前，我们需要正视职工工资占GDP比例一再下坠的民生现实，更应剔除诸如“务工人员收入过快上涨助推通胀”的背离苍生语境的精英思维。当今世界，让普天之下的职工工资得到倍增，在经济发展史上已得到了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众多国家的印证：这条路是顺应时代和发展所需的。实际上，让公民的工资成倍地增长起来，不仅不会降低国家在市场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力，反而会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从而改善我国产业结构，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要解答的一道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