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可谓是人言言殊、分歧竞鸣。原因在于他们要么没有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进行考虑，以至于当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发挥解释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彰显了其有限性；要么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不够，人类追求绝非仅仅为财富那么狭隘。本文从社会流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开始的原因，以为大国崛起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引言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1750年前后，随着英国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成为第一个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的国家（Crafts,1985;Wrigley,1983）。随后，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人均收入的增长开始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首先是欧洲，继而是北美，最后扩展到整个世界。表面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但就笔者看来，它却是一场社会革命。历史不容跨越，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一系列发展的顶点和总和，而且这些发展没有一项是英国所独有的，甚至有些发展在时间上还落后于别处(哈孟德夫妇，1959;Komlos,2003)。为什么一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传统的增长理论（GalorandWeil,2000;GalorandMoav,2002;Jones,2001;HansenandPrescott,2002）对众多国家从“马尔萨斯陷阱”里的跃迁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英国工业革命的催生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整合。至于这些条件如何机缘巧合地组织在一起，为何发生在英国，学者们是人言言殊、分歧竞鸣。
哈孟德夫妇(1959)将其归结为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欧陆发生的历次战争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Landes(2001)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并不复杂：庭院制造业培育了经济增长的苗床；纺织、钢铁能源和动力的技术创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支撑；商业化的农业提高了农业收益并促进了物业管理的一体化，商业化的交通运输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非物质的价值观和体制有利于追求物质财富和总体致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得益于英国鼓励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制度(NorthandThomas,1973；NorthandWeingast,1989；AcemogluandJohnsonetal.,2002)。Jacob(1997)和Mokyr(2002)认为，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传播了有用的知识，并带来了政治上的改革。Clark(2003)和VoigtlanderandVoth(2006)认为，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偶然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巧合，随后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欧。Galor(2005)论证说地理因素和历史事件共同决定了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制度、人口、文化、贸易模式、垄断地位和公共政策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个专家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但他们却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己见，并彼此争论不休。
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很多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也曾经鼎盛过，且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发明和武器装备并不逊于英国。只是这些国家后来要么走向了衰落，要么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停滞不前。就笔者看来，分歧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没有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当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发挥解释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彰显了其有限性；二是对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不够，人类绝非仅仅为追求财富那么狭隘，他有比追求物质财富更高的追求。
情感和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理性只是情感和欲望的眼睛(王海明，2005)。理性的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重要的是怎么促使他们去做。对经济发展而言，对投入要素的激励比增加产出本身更为重要。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质量和它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增长动力依赖于社会中人们对职业和教育所做出的选择，如果社会没有给人们以正确的激励，增长就不会出现。那些不仅通过财富激励还通过地位激励的社会的增长率通常更高。然而，社会地位并不必然地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重视地位的社会里，如果那些拥有财富而没有能力的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将那些有能力而没有财富的人挤出去了，这将阻碍经济增长(Fershtman,Chaim,Murphy,andWeiss,1996)。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应从物质市场的财富激励和地位市场的地位激励两个方面为个人追求提供动力(唐世平,2006)。因为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是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虚荣心(AdamSmith,1759)。同时，我们还必须把地位激励限定在正确的道路上，从而做到内部动力于外部动力的统一。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社会流动的畅通和自由，即允许任何人可以凭借着自身的秉赋和努力自由、公正、合理地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借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工业革命必定首先表现在生产上，它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配置和利用，尽管这些生产要素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就需要组织生产、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出现，进行生产、自由出卖要素的要素所有者的出现。此外，国家还必须为财富安全提供制度保证。幸运的是，英国具备了这种素质，同时并造就了自己。排除其他共性因素，本文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它实际开始的地方开始，倍加青睐于英国，是因为英国的社会流动相对较为自由，它在刺激人民对追求财富和地位的欲望更强烈，从而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时比其它国家更自由和顺畅。至于说圈地运动、贩卖黑奴、殖民掠夺和保护政策这些给本国人民和国外人民带来的伤害，都只是它实现财富和地位欲望的手段。
上文已陈述了笔者的主要思想，下面的部分将使我的思想得到一个充分的论证：第二部分分析了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组织生产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现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促使资本家积累资本并进行技术创新，劳动力实现空间转移和配置。第四部分是社会流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本部分阐述了新富的中间阶层期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以保证其财产不被侵犯，从而要求制度创新。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
由于中世纪的宗教革命，财富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指标，商业利润成为人们梦想提高地位者所追逐的目标，商业地位的提高，贵族或将其土地收益投资于商业直接成为商人，或与商人攀亲联姻借助商人的金钱维持昔日贵族的显赫，或彻底没落。下层通过学徒等方式流入商人和手工业业主行业。这样，商人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行业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英国革命的直接发动者（为获取更多利润而组织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他们以追逐利润为本性，富有冒险精神。
资本与政府权利相互依赖、互相结合，似乎是有国家诞生以来普遍组织形式。在工业和贸易尚不发达的社会里，由于地主贵族在国家税收比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政府权利偏向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贵族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地产以取得收入并赢得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社会以前的土地“不仅仅反映出其经济价值，而且给土地主人带来社会价值和政治权利的奇妙组合”。占有土地是贵族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根基。可以说，“土地财产仍是18世纪英国社会的基础，土地仍然是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前提。”
随着地租下降和地税上升以及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土地收益率下降，一些商人因获得暴利而致富，对于在重商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自己传统的商人来说，并没有将资本投放在大地产上，他们已经能够分清土地收益和金钱利益的差别。此外，对外贸易为王室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收入，使君主对社会中间阶层的依赖逐步增加。到17世纪末，关税收入超过了王室领地的收入。这种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为英国君主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暴利而获得资本积累的新兴中间阶层已经向政治权利的门槛迈进了一只脚。对此，约翰逊有经典的论述：“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与此同时，有些贵族不仅背上了无力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受到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间阶层的竞争和威胁，面临着挑战。但是，贵族阶层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在金钱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社会中，有些具有经济头脑的贵族阶级，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农场和牧场里，在获取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他们投身于其他领域，特别是与地产密不可分的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贵族开始接受社会中间阶层的经济和商业习性，部分地采用商品化农业生产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部分贵族开始逐步登上了经济舞台，出现了海洋航运业的首次繁荣、农业收入的提高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发展。到17世纪末，尽管“贵族秩序依然存在，却采取了新的形式，金钱重于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经济观念和经济标准已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和划分社会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另一个群体看，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为了实现财富的维持和扩张以及更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通过政治、教育甚至婚姻的形式实现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其地位并借此提高其收入、权力和精神奖赏（受人尊敬和自尊）。
在政治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自由。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无论什么阶层，都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相适应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产。1688年革命之后，大商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掌握了部分国家权力，在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活跃的商品市场促使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经济转型中努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利用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捍卫自己的利益。渐渐地，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议员巩固了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并萌生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勇气和信心。尽管土地贵族抓住国家权力不放，但它灵活地使用权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者的利益。它在保护旧的利益集团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兴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值的注意的是，英国中间阶层在膨胀的财富积累下，要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他们要求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力。中间阶层所要求的自由只是能够保护生产和生活安全的权力，他们不要求推翻社会，只要求得到其他阶层的让步。这些自由主张与政府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本质上讲，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只是希望社会流动渠道使自己的追求能够得到实现。
在婚姻方面，商人与贵族联姻。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以及贵族地位的衰落，贵族的婚姻也沾上了利益的色彩，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安排。精心策划的婚姻在增加家庭物质财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方面意义重大。“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有人说，“贵族通过联姻增加了财富，商人通过竭力发财取得补偿，而乡绅则通过联姻达到一种能让自己或后代成为贵族的地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无非是商业交易的法律形式，这便是当时婚姻的本质。贵族要让两个门第结合，以便扩大家族的权势，或者扩充人丁和产业。”在1772年所写的《伦敦之行》中，格罗斯莱指出：贵族和英国商界的混合“是国家财富无尽的源泉。”
三、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
1.社会流动与资本要素积累
正如人类不是因为自由而去追求自由，是为了摆脱奴役而去寻找自由。人类不是因为财富本身而去追求财富，而是因为财富所能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金钱多寡成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社会里，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其目的不仅在于攫取财富本身，而在于通过财富积累赚取更多的财富，从而达到步入社会上层的目的。因为“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
对于急切渴望崛起的英国来说，获取财富的方式相比于获取财富本身已显得不再重要。于是，人们不惜采取掠夺、奴隶贸易等方式以占有财富，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的“纵容”对拥有极度发财欲的人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然而，这一切在中世纪以前甚至中世纪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过去“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邪恶的。”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更高利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需对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资本家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
2．社会流动与劳动力流动
英国工业革命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生存，自16世纪开始，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不得不到农村以外去寻找生计；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到附近的城镇当学徒和仆役。但是，这些社会的下层人员不论是近距离的流动还是远距离的迁徙，或者是从乡村到城镇，选择这条路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1660年—1750年间，随着人们在贸易、工业、专业职务等职业领域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并存、自给自足与商品市场并存、谋生与谋利并存。乡村工业的发展使雇工发现女人和儿童这种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的消费因素也可以变成“意外”的生产要素，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很多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手工业生产贴补家用。当从事工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时，农民自身出现了分化。
另外，被圈占的土地由于使用了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粮食产出大大增加，为劳动力的职业转移提供了支撑。从经济观点看，圈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情况完全不同。1714年—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或者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现在来看，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
3．社会流动与技术创新
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清了界限。
然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改变了这一切。学者以及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改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睛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挖掘雕像、阅读原文。可以说，“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甚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
四、社会流动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是资产阶级为获得与其财富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贵族相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的欢迎。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但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很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于是，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为止。
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的胜利，英国资产阶级真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可预料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的政治格局：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变革，以使他们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就本质的意义上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并非是英国资产阶级所想要的，只是不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它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向上流动。而作为社会下层的雇工，也愿意跟着他们的领导一起反对这种压迫对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渴望。因此，不难想象，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所考虑的主要是两个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所以，战争只是资产阶级在要求自己膨胀的欲望无法实现时，所采取的必不得已的措施。一旦他登上政治的舞台，必然又会为他自身的利益自圆其说。
五、结论
英国的工业革命绝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尽管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不能仅归因于对外的掠夺与侵略，因为掠夺与侵略只是工业革命借以实现的形式，而且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形式在葡萄牙、西班牙更甚。工业革命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倍加青睐于英国，必然有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借用戴维•兰德斯的话说：英国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英国具备了这些素质，同时又造就了自己。一个社会要将千百万形同散沙的个人牢固地粘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并促成一项历史的跨越，它必须保证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高度协调，任何方面的失控都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幸运的是，“英国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协调，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之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因此，英国工业革命是人力、资本、制度、技术和文化要素融合、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这些要素的松散联合。其中，自由的社会流动制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一切社会希望发展并实现发展的总动力，是一个与国家“民族魂”、军队“军魂”相一致的概念。
从社会方面来看，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是一根有效连接的纽带，而其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社会中间阶层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判断一个社会是静止的、封闭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关键在于认清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流动性。诸如“18世纪后半期，限制流动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少的。”，“英国人从英国从一个社会阶层转换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相对比较容易完成”等这些见证表明：英国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具有激励效应的。它推动社会上每个个体和集团努力向上。即使向下的社会流动也并非就绝对地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使社会下层驱赶着社会中间阶层向上流动，而且贵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绅士文化也吸引着社会中间阶层向上流动。在当时，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结构上，人们的流动性非常之强，出现了“人处于流动中”的说法。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社会流动的存在打破了整个社会阶层相互封闭的状况，使得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即个人自由流动的渠道，激励着各个社会阶层把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最能使自身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善的事业上，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从国家制度方面来看，英国建立了一种更合理的税收制度和一套高效的国家官僚机构。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法律体系中的普通法。普通法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它的生产促进性，因地制宜以及灵活机动性，它不仅保护私人的财产和利益，反对政府的劫掠，还保护公众的利益，以使其免受死人勒索”。法律、军事、行政管理等新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以才能和社会成就作为依据，而不是靠家庭、家族的背景或地位的贵贱来决定。此外，在改革的逐渐深化过程中，如何用制度约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防止他们成为继续革新的反对派，这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保证革新持续到成功的关键。由此看来，正是这种依靠才能和成就评判社会地位的标尺激励着人们创造财富和改善社会地位的激情。
从技术创新方面看，英国破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和地位挂钩的社会职业观，建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体系。另外，它较早的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专利制度，允许发明者拥有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收益，对那些唯利是图的熟练手工艺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为，专利制度的建立无疑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人是为梦想而活着，而不是为生产而活着。社会流动之所以让一些大国实现了崛起，在于它让人们的梦想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得以实现。死水有毒！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躯体，社会流动就如血液循环一样，它即使不能给生命带来生机勃勃的活力，至少要比血液不流动健康的多。人如是，社会亦如是。
一、引言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1750年前后，随着英国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成为第一个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的国家（Crafts,1985;Wrigley,1983）。随后，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人均收入的增长开始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首先是欧洲，继而是北美，最后扩展到整个世界。表面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但就笔者看来，它却是一场社会革命。历史不容跨越，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一系列发展的顶点和总和，而且这些发展没有一项是英国所独有的，甚至有些发展在时间上还落后于别处(哈孟德夫妇，1959;Komlos,2003)。为什么一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传统的增长理论（GalorandWeil,2000;GalorandMoav,2002;Jones,2001;HansenandPrescott,2002）对众多国家从“马尔萨斯陷阱”里的跃迁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英国工业革命的催生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整合。至于这些条件如何机缘巧合地组织在一起，为何发生在英国，学者们是人言言殊、分歧竞鸣。
哈孟德夫妇(1959)将其归结为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欧陆发生的历次战争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Landes(2001)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并不复杂：庭院制造业培育了经济增长的苗床；纺织、钢铁能源和动力的技术创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支撑；商业化的农业提高了农业收益并促进了物业管理的一体化，商业化的交通运输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非物质的价值观和体制有利于追求物质财富和总体致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得益于英国鼓励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制度(NorthandThomas,1973；NorthandWeingast,1989；AcemogluandJohnsonetal.,2002)。Jacob(1997)和Mokyr(2002)认为，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传播了有用的知识，并带来了政治上的改革。Clark(2003)和VoigtlanderandVoth(2006)认为，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偶然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巧合，随后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欧。Galor(2005)论证说地理因素和历史事件共同决定了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制度、人口、文化、贸易模式、垄断地位和公共政策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个专家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但他们却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己见，并彼此争论不休。
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很多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也曾经鼎盛过，且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发明和武器装备并不逊于英国。只是这些国家后来要么走向了衰落，要么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停滞不前。就笔者看来，分歧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没有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当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发挥解释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彰显了其有限性；二是对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不够，人类绝非仅仅为追求财富那么狭隘，他有比追求物质财富更高的追求。
情感和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理性只是情感和欲望的眼睛(王海明，2005)。理性的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重要的是怎么促使他们去做。对经济发展而言，对投入要素的激励比增加产出本身更为重要。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质量和它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增长动力依赖于社会中人们对职业和教育所做出的选择，如果社会没有给人们以正确的激励，增长就不会出现。那些不仅通过财富激励还通过地位激励的社会的增长率通常更高。然而，社会地位并不必然地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重视地位的社会里，如果那些拥有财富而没有能力的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将那些有能力而没有财富的人挤出去了，这将阻碍经济增长(Fershtman,Chaim,Murphy,andWeiss,1996)。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应从物质市场的财富激励和地位市场的地位激励两个方面为个人追求提供动力(唐世平,2006)。因为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是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虚荣心(AdamSmith,1759)。同时，我们还必须把地位激励限定在正确的道路上，从而做到内部动力于外部动力的统一。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社会流动的畅通和自由，即允许任何人可以凭借着自身的秉赋和努力自由、公正、合理地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借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工业革命必定首先表现在生产上，它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配置和利用，尽管这些生产要素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就需要组织生产、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出现，进行生产、自由出卖要素的要素所有者的出现。此外，国家还必须为财富安全提供制度保证。幸运的是，英国具备了这种素质，同时并造就了自己。排除其他共性因素，本文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它实际开始的地方开始，倍加青睐于英国，是因为英国的社会流动相对较为自由，它在刺激人民对追求财富和地位的欲望更强烈，从而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时比其它国家更自由和顺畅。至于说圈地运动、贩卖黑奴、殖民掠夺和保护政策这些给本国人民和国外人民带来的伤害，都只是它实现财富和地位欲望的手段。
上文已陈述了笔者的主要思想，下面的部分将使我的思想得到一个充分的论证：第二部分分析了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组织生产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现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促使资本家积累资本并进行技术创新，劳动力实现空间转移和配置。第四部分是社会流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本部分阐述了新富的中间阶层期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以保证其财产不被侵犯，从而要求制度创新。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
由于中世纪的宗教革命，财富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指标，商业利润成为人们梦想提高地位者所追逐的目标，商业地位的提高，贵族或将其土地收益投资于商业直接成为商人，或与商人攀亲联姻借助商人的金钱维持昔日贵族的显赫，或彻底没落。下层通过学徒等方式流入商人和手工业业主行业。这样，商人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行业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英国革命的直接发动者（为获取更多利润而组织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他们以追逐利润为本性，富有冒险精神。
资本与政府权利相互依赖、互相结合，似乎是有国家诞生以来普遍组织形式。在工业和贸易尚不发达的社会里，由于地主贵族在国家税收比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政府权利偏向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贵族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地产以取得收入并赢得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社会以前的土地“不仅仅反映出其经济价值，而且给土地主人带来社会价值和政治权利的奇妙组合”。占有土地是贵族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根基。可以说，“土地财产仍是18世纪英国社会的基础，土地仍然是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前提。”
随着地租下降和地税上升以及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土地收益率下降，一些商人因获得暴利而致富，对于在重商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自己传统的商人来说，并没有将资本投放在大地产上，他们已经能够分清土地收益和金钱利益的差别。此外，对外贸易为王室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收入，使君主对社会中间阶层的依赖逐步增加。到17世纪末，关税收入超过了王室领地的收入。这种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为英国君主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暴利而获得资本积累的新兴中间阶层已经向政治权利的门槛迈进了一只脚。对此，约翰逊有经典的论述：“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与此同时，有些贵族不仅背上了无力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受到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间阶层的竞争和威胁，面临着挑战。但是，贵族阶层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在金钱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社会中，有些具有经济头脑的贵族阶级，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农场和牧场里，在获取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他们投身于其他领域，特别是与地产密不可分的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贵族开始接受社会中间阶层的经济和商业习性，部分地采用商品化农业生产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部分贵族开始逐步登上了经济舞台，出现了海洋航运业的首次繁荣、农业收入的提高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发展。到17世纪末，尽管“贵族秩序依然存在，却采取了新的形式，金钱重于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经济观念和经济标准已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和划分社会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另一个群体看，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为了实现财富的维持和扩张以及更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通过政治、教育甚至婚姻的形式实现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其地位并借此提高其收入、权力和精神奖赏（受人尊敬和自尊）。
在政治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自由。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无论什么阶层，都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相适应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产。1688年革命之后，大商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掌握了部分国家权力，在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活跃的商品市场促使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经济转型中努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利用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捍卫自己的利益。渐渐地，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议员巩固了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并萌生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勇气和信心。尽管土地贵族抓住国家权力不放，但它灵活地使用权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者的利益。它在保护旧的利益集团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兴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值的注意的是，英国中间阶层在膨胀的财富积累下，要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他们要求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力。中间阶层所要求的自由只是能够保护生产和生活安全的权力，他们不要求推翻社会，只要求得到其他阶层的让步。这些自由主张与政府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本质上讲，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只是希望社会流动渠道使自己的追求能够得到实现。
在婚姻方面，商人与贵族联姻。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以及贵族地位的衰落，贵族的婚姻也沾上了利益的色彩，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安排。精心策划的婚姻在增加家庭物质财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方面意义重大。“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有人说，“贵族通过联姻增加了财富，商人通过竭力发财取得补偿，而乡绅则通过联姻达到一种能让自己或后代成为贵族的地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无非是商业交易的法律形式，这便是当时婚姻的本质。贵族要让两个门第结合，以便扩大家族的权势，或者扩充人丁和产业。”在1772年所写的《伦敦之行》中，格罗斯莱指出：贵族和英国商界的混合“是国家财富无尽的源泉。”
三、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
1.社会流动与资本要素积累
正如人类不是因为自由而去追求自由，是为了摆脱奴役而去寻找自由。人类不是因为财富本身而去追求财富，而是因为财富所能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金钱多寡成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社会里，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其目的不仅在于攫取财富本身，而在于通过财富积累赚取更多的财富，从而达到步入社会上层的目的。因为“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
对于急切渴望崛起的英国来说，获取财富的方式相比于获取财富本身已显得不再重要。于是，人们不惜采取掠夺、奴隶贸易等方式以占有财富，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的“纵容”对拥有极度发财欲的人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然而，这一切在中世纪以前甚至中世纪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过去“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邪恶的。”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更高利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需对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资本家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
2．社会流动与劳动力流动
英国工业革命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生存，自16世纪开始，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不得不到农村以外去寻找生计；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到附近的城镇当学徒和仆役。但是，这些社会的下层人员不论是近距离的流动还是远距离的迁徙，或者是从乡村到城镇，选择这条路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1660年—1750年间，随着人们在贸易、工业、专业职务等职业领域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并存、自给自足与商品市场并存、谋生与谋利并存。乡村工业的发展使雇工发现女人和儿童这种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的消费因素也可以变成“意外”的生产要素，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很多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手工业生产贴补家用。当从事工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时，农民自身出现了分化。
另外，被圈占的土地由于使用了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粮食产出大大增加，为劳动力的职业转移提供了支撑。从经济观点看，圈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情况完全不同。1714年—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或者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现在来看，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
3．社会流动与技术创新
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清了界限。
然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改变了这一切。学者以及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改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睛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挖掘雕像、阅读原文。可以说，“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甚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
四、社会流动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是资产阶级为获得与其财富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贵族相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的欢迎。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但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很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于是，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为止。
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的胜利，英国资产阶级真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可预料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的政治格局：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变革，以使他们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就本质的意义上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并非是英国资产阶级所想要的，只是不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它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向上流动。而作为社会下层的雇工，也愿意跟着他们的领导一起反对这种压迫对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渴望。因此，不难想象，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所考虑的主要是两个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所以，战争只是资产阶级在要求自己膨胀的欲望无法实现时，所采取的必不得已的措施。一旦他登上政治的舞台，必然又会为他自身的利益自圆其说。
五、结论
英国的工业革命绝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尽管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不能仅归因于对外的掠夺与侵略，因为掠夺与侵略只是工业革命借以实现的形式，而且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形式在葡萄牙、西班牙更甚。工业革命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倍加青睐于英国，必然有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借用戴维•兰德斯的话说：英国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英国具备了这些素质，同时又造就了自己。一个社会要将千百万形同散沙的个人牢固地粘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并促成一项历史的跨越，它必须保证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高度协调，任何方面的失控都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幸运的是，“英国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协调，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之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因此，英国工业革命是人力、资本、制度、技术和文化要素融合、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这些要素的松散联合。其中，自由的社会流动制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一切社会希望发展并实现发展的总动力，是一个与国家“民族魂”、军队“军魂”相一致的概念。
从社会方面来看，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是一根有效连接的纽带，而其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社会中间阶层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判断一个社会是静止的、封闭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关键在于认清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流动性。诸如“18世纪后半期，限制流动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少的。”，“英国人从英国从一个社会阶层转换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相对比较容易完成”等这些见证表明：英国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具有激励效应的。它推动社会上每个个体和集团努力向上。即使向下的社会流动也并非就绝对地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使社会下层驱赶着社会中间阶层向上流动，而且贵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绅士文化也吸引着社会中间阶层向上流动。在当时，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结构上，人们的流动性非常之强，出现了“人处于流动中”的说法。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社会流动的存在打破了整个社会阶层相互封闭的状况，使得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即个人自由流动的渠道，激励着各个社会阶层把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最能使自身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善的事业上，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从国家制度方面来看，英国建立了一种更合理的税收制度和一套高效的国家官僚机构。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法律体系中的普通法。普通法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它的生产促进性，因地制宜以及灵活机动性，它不仅保护私人的财产和利益，反对政府的劫掠，还保护公众的利益，以使其免受死人勒索”。法律、军事、行政管理等新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以才能和社会成就作为依据，而不是靠家庭、家族的背景或地位的贵贱来决定。此外，在改革的逐渐深化过程中，如何用制度约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防止他们成为继续革新的反对派，这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保证革新持续到成功的关键。由此看来，正是这种依靠才能和成就评判社会地位的标尺激励着人们创造财富和改善社会地位的激情。
从技术创新方面看，英国破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和地位挂钩的社会职业观，建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体系。另外，它较早的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专利制度，允许发明者拥有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收益，对那些唯利是图的熟练手工艺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为，专利制度的建立无疑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人是为梦想而活着，而不是为生产而活着。社会流动之所以让一些大国实现了崛起，在于它让人们的梦想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得以实现。死水有毒！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躯体，社会流动就如血液循环一样，它即使不能给生命带来生机勃勃的活力，至少要比血液不流动健康的多。人如是，社会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