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劳动者收入与控制物价上涨背道而驰

罗建法

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发言中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才是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而对于抑制中国的物价上涨，谢的三大措施之一，便是“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此论一出，举国哗然。

仔细考究此论，有两个疑点，不由得人不质疑。

其一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最根源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别是房价的虚高，致使整个商业社会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房价飞涨，不仅使城市居民数十年的生存资金悬于一端，更推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近一年来，上海商铺租金上涨30%以上，广州增长10%以上，城市租金的猛涨，使本土企业的成本急剧上升，一致于在上海南京路，著名策划人叶茂中发出惊呼：“这是谁的南京路”？ 去年发生的大量企业离开广东，搬迁至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潮流，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房价的虚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巨大成本。所谓的股市狂飙，也正与此有关————既然跑不过CPI，就只能赌一把，没有人愿意按正常的脚步安排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股市狂飙是国人的发财欲望驱使，不如说是对于未来的恐惧和丧失信心所至。

而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包括石油，铜、铁等资源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确是雪上加霜，但是，它们并非中国通货膨胀的本源。将所有的扳子都打到国外，无意是一种推委之举。

其二是，要解决通货膨胀，绝不是靠抑制劳动力工资可以实现。而是相反。

认为“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正如17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处在饥饿的边缘，只好起而造反，当他们攻到王宫的时候，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听到人民挨饿的消息，她说：“人民没有面包，为何不吃蛋糕”。

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劳动力工资上涨过快的思维，与此如出一辙。其逻辑是，你们收入少了，自然少买不起东西了，买不起东西了，物价不就下来了？问题是，如果民众都收入低到买不起来东西，难道他们不用吃饭，整天就啃石头吗？

     将物价上涨归咎于劳动者工资上升，不仅是一种混帐逻辑，更是一种对于政府责任的推卸。而将抑制物价上涨，寄希望于抑制劳动者收入，更是南辕北辙，鼠目寸光。

     相反，只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可以彻底解决物价问题。

在社会层面，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将极大地稀释物价飞涨带来的压力。特别是住房、石油、通讯等垄断或者半垄断领域，价格调控要收到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很难到位，而日常消费品也由于一种类似的“囚徒困境”，各个企业都不得不通过涨价以自保，以免遭到淘汰。这时，惟有通过普涨工资，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通过大规模给员工涨工资，最后，员工工资增加的速度追平乃至超越物价上涨速度，自然会消解物价危机。

去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是你一定要跑过CPI，

同样，民众的收入就是跑不过刘翔，但是如果能跑过房价，那物价飞涨也绝不存在。

在社会经济领域，普遍性的涨薪，将形成一个类似日本经济腾飞时期的普遍性国民收入增加，并最终经过消费升级，达到产业升级，完成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飞跃。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目前，国民消费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住房，医疗消费，占到了巨大的比重，很多垄断性的行业，更由于价格高，服务差，形同于抢钱，而真正的大众消费，则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导致大众消费领域迟迟无法升级，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而通过普遍性的涨薪，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并由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依托于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那些真正市场化的行业与企业，都将获得强大的消费依托，完成进一步的崛起，中国经济结构才能得以彻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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