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性角度解读邓小平金融核心论

一、

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汇报的关于浦东新区在开发中实施“金融先行”的经验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一步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1]。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金融在我国改革开放内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邓小平金融思想中最重要的观点——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断，形成了我们研究和解决现代经济核心问题总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把“金融”定位于“经济的核心”，是对现代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含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银行信用在社会经济总体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更加充分地强调了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理论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辨证关系。一方面，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分别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核心，可以说经济决定金融。另一方面，金融通过其外部性反过来作用于经济。“金融搞好了”，也就是让金融进行币值支配、利率支配、资金支配、金融资产选择支配和信息支配的运作，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一着棋活”就是同时要求金融业这着棋充当社会经济生活全局的“大脑”，而不仅仅是其它棋子的“中介媒体”。然后通过金融的外部性来影响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就“全盘皆活”的局面。

金融这个核心既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又要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从积极方面去理解，金融能使人们发财致富，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从消极方面去理解，金融能使人们破产倒霉，能使经济萎缩、社会倒退^[1]。金融影响经济的外在效应可以是外部经济的也可以是外部不经济的，“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反之，一着棋失误，全盘皆输。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2]，确立了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先导的价值观，以价值流导向实物流，从而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以及放大器作用。但同时也明确表示金融的负外部效应，在这种以价值流导向的发展模式中，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然于实物运动，必不可少的会有资产价格背离市场价值现象的出现，产生经济泡沫。一旦金融杠杆的作用不能被正确运用，经济泡沫不断膨胀，从而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核心的负外部效应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3]。邓小平同志早在1954年论述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时，就已经揭示了金融的负外部效应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我们也已经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风暴中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因此，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断，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对金融地位和作用的总体评价，不能仅仅从静态上理解为金融是国民经济体制的要害部位，而是一句从动态上描述金融如何发挥外部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概括。

二、加快金融业改革，发挥金融核心的正外部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断，深刻指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方向，对金融工作的任务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金融工作实践，正是在该论断指导下进行的，并充分发挥出了金融核心的正外部效应。

在银行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强调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4]。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银行业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正式起步，1984年结束了原来的“大一统”的银行体制，逐步建立起国家专业银行。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开始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业改革开始进入了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方面，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5]。 1990年末成立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正式起步。 2004年5月设立中小企业板，培育中小企业，不断扩大市场规模。2005年4月底，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按照“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解决”的总体思路和“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工作原则有序地展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核心的正外部效应得到明显体现。2005年我国的M2/GDP 的比率达到了1.63，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尤其是反映了通过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相对规模。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越高，国民经济中通过金融市场配置的货币资金就越多，证券市场的市值就越高；规模越大，其吞纳货币资金的能力就越强。单从这个指标看，只要指标达到1，就可以说一国的货币化过程已经完成。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的金融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左右了国民经济的涨落，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警惕金融风险，防范金融行业的负外部性

多年来，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业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金融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从国际上看，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外部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业冲击的可能性加大；从国内来看，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地域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因此，警示金融风险，防范金融核心的负外部性问题成为了各项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搞关系贷款，在贷款审批前，对“成千万元的项目，那就必须慎重一点了”，贷款执行中要“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在贷款后续管理中，“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正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6]。因此，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在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应当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外部监管和考核，将银行业改革由治标为主转移到以治本为主上来，使银行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在资本市场泡沫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货市场出现的混乱和盲目的发展现象，政府“快关”了期货市场并进行清理整顿，暂停境外期货交易，关闭一批期货交易所，提高期货公司注册资金，减少期货交易品种，并提高了其中部分品种的交易保证金比例。至1998年，只保留了3家期货交易所，12种期货交易品种，约180家期货经纪公司“一点尾巴”。经过多年的治理整顿，我国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根本的遏制，并于2000年提出重新发展期货市场。目前，正在积极筹划推出金融期货交易。因此，我们应当在原来“纠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期货法规体系建设，完善期货监管体系，规范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行为，使期货市场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保障金融期货交易的顺利展开。

在防范国际债务风险中，1986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专门就金融改革问题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指出：“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太多。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7]。“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8]。增强对外清偿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债余额同比增长约14%，其中短期外债增长约16%，短期外债占全部外债余额的比例达到57%左右，短期外债存在增长过快的问题。因此，为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外债管理，控制外债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2007年度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指标核定范围，调减2007年度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国内货币市场拆借、掉期等方式增加外汇资金来源，以及规范外资银行短期外债的管理等来严格控制短期外债规模。

参考文献：

 [1].曾康霖.金融学教程[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