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三次会议，盛洪先生主讲《个人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我有感于与会者对个人主义的基本概念所言不清，强调指出不同派别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不同地域的个人主义也是不同的，德国、英国、法国的个人主义全部不同。如果不对个人主义做细的辨微功夫，我们的讨论非但没有创造的价值，反而会有破坏的作用。
例如，与会者中，仲大军说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张祥平则称《论语》里就有个人主义。推而言之，有一位叫乾泉的先生说《易经》里就有民主，张祥平甚至说，西方有的东西，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我们中国都有。概念的混乱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短处——模糊性大，界限性弱，缺乏精确分析和逻辑论证，重玄轻用，粗疏鄙陋。如果一个人从学理的逻辑上导出自己的东西，而其他人却用玄学思维发起驳难，这岂不是鸡同鸭讲吗！
没想到我的这番批评大大得罪了乾泉先生，他恶狠狠地说：“反《易经》就是反革命！”我想起在论坛第一次会议上，朱厚泽先生语重心长地谈“三宽”精神，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真是任重而道远。刚好读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其中邵建的序写道，在论及“容忍与自由”之后，胡适致信苏雪林，讲述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概念：“正义的火气”。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在“容忍和自由”中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认为它们是“惑世诬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适不惜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的胡适才17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到了北大，北京政学两界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自己对别人和别人对自己的这两件事并作一类分析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1922年4月8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反思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的了。”
例如，与会者中，仲大军说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张祥平则称《论语》里就有个人主义。推而言之，有一位叫乾泉的先生说《易经》里就有民主，张祥平甚至说，西方有的东西，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我们中国都有。概念的混乱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短处——模糊性大，界限性弱，缺乏精确分析和逻辑论证，重玄轻用，粗疏鄙陋。如果一个人从学理的逻辑上导出自己的东西，而其他人却用玄学思维发起驳难，这岂不是鸡同鸭讲吗！
没想到我的这番批评大大得罪了乾泉先生，他恶狠狠地说：“反《易经》就是反革命！”我想起在论坛第一次会议上，朱厚泽先生语重心长地谈“三宽”精神，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真是任重而道远。刚好读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其中邵建的序写道，在论及“容忍与自由”之后，胡适致信苏雪林，讲述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概念：“正义的火气”。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在“容忍和自由”中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认为它们是“惑世诬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适不惜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的胡适才17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到了北大，北京政学两界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自己对别人和别人对自己的这两件事并作一类分析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1922年4月8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反思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