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内心深处，无不具有一种归家的渴望。现代人是天生的无家可归者，归家是现代人最深沉的渴望，是他至死不可泯灭的乡愁。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哀怨地指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而与谢林同时代的诺瓦利斯则说：“哲学就是乡愁——是无论何地要归家的渴望。”
“生活永远在别处!”现代生活中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喟叹，这充分表明，现代人无法以肯定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家园感。
家园，大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汇之一吧。然则，如果问起“家园”的涵义，恐怕谁也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家实际上是最难谈论的，因为家是人们每日每时日常起居之所，人们对家太熟悉，而家对人们也太平凡，平凡得几乎被忘却了，以至于人们只有在离开家时才能意识到家的可贵，也才能情真意切地对家进行诉说。
北宋慧南禅师有示众法语道：“后来子孙不肖，祖父田园，不耕不种，一时荒废，向外驰求。纵有些少知解，尽是浮财不实。作客不如归家，多虚不如少实。”
这里把作客和归家相对立，作客向外驰求，归家则反观有省。若以是观之，我们通常的行为大多是作客行为。生活在广告世界里的人渐渐被广告所迷，生活在知识世界里的人也同样被知识所迷。只要着迷外物，终将被外物迷惑。慧南禅师的“多虚不如少实”一句指明，不管在外物上有多少收获，与本心都无关，是虚的。而在自心内求，虽然在起初所获不多，但每一点收获都确凿无疑。日久积累，虽贫犹富。
庄禅文化把人生的最终归宿指向恬然安静的“无待”“无住”之境，张扬神学的刘小枫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石头性就是道家的审美人格，而是石头人就是道家的真人（《拯救与逍遥》页198－199）。石头当然超生死、超时间、超社会，甚至还有冷漠、游心的大智。在一个无情无欲无知的世界里，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人的本然生命。但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真的会彻底摆脱恶的追逐而得安宁吗？
基督教的家园意识里，神是必存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新约·希伯来书》11.13－16）
刘小枫以两个诗人的比较，区分了中西归家的不同。西方的诗人是荷尔德林，隐居36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东方氖四愀孟氲玫剑耗歉龀?ldquo;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陶渊明。刘小枫刻薄地说，陶渊明及众多同类诗人不会发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而且应该为之操心和忧虑的神性世界。“对于躬耕淡泊、饮酒采菊的陶渊明，隐居是回到自然性时间，回到清虚的生存状态；对于荷尔德林，隐居是一种精神冒险，在丧失神性的黑夜守护神圣者离去的身影，孤身承受神圣的痛苦。不难想象，荷尔德林根本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在虚无之夜安睡……”（《拯救与逍遥》页204）
我们知道，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德国诗人，
“永恒的诸神！我与你们的纽带永不断裂
我从你们那里出发，也与你们一道漫游
经历渐丰，我把喜悦的你们带回故国。”
（《漫游者》，转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页19）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理应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把喜悦的永恒的诸神带回故乡。而诗人荷尔德林正是处于神与人的中间，是这个贫困时代的引领者，也就是说，在神与人的中间，诗人站了出来。“诗人应‘热爱诸神并且热切地想到世人’！只有虔敬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才能成为诗人。‘不喜亦不惧’因而不知祈祷的灵魂不能成为精神冒险的诗人。”（同上书页207）
海德格尔曾将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写道：“这里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指通常所谓的‘家乡’、‘故土’、‘婚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居所’吗？‘家’的确是人的‘栖居之所’，但却远非上述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海德格尔用谈论家园的方式谈论存在，因而，其存在哲学也可以说就是家的哲学。
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余虹说：“在家的人有福了，而现代人则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然而，这个写过《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的大学名教授，却在2007年12月5日正午时分，在“五十知天命”之际一跃而亡。
这令我想起王国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对王之死抱有深刻的“了解之同情”，对余，我固如是，但终难认同他的选择。或许，排除两度不幸婚姻、身体健康因素之外，余虹教授自有完备的理由视死为归家，在大悟之后追寻“难以抵抗的美”，但他学生们的感叹可能更近真实：“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茨威格自杀前说，“我的精神上的故乡已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我的生活了。”寻觅不到精神上的回乡之路，对一个敏感的人的打击是致命的。
悲剧性的、但又充满希望的悖论在于，人只有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尝浪子的艰辛和失所的苦涩，才能对故乡、对家园产生切肤的体认，升华至成熟的热爱，并由此才有可能重返故里。正如海德格尔后来所体会：“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倍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
那么，究竟什么是故乡和家园呢？故乡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和完整之中，它是众乐之源，是澄明之境；“它是三合一，既是明澈，又是高超，又是欢悦”；在故乡的怀抱中，“一切纯净之物都沉浸于明澈之光华中，一切高空之物都矗立于高超之威严中，一切自由之物都回荡于欢悦之运作中。”（《荷尔德林诗的阐释》，页17）
我们梦寐以求的家园，其实就是对一切喜悦的本源的切近，如海德格尔所说：“故乡最本己和最美好的东西就在于：惟一地成为这一本源的切近――此外无它！”（同上书页24）
“生活永远在别处!”现代生活中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喟叹，这充分表明，现代人无法以肯定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家园感。
家园，大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词汇之一吧。然则，如果问起“家园”的涵义，恐怕谁也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家实际上是最难谈论的，因为家是人们每日每时日常起居之所，人们对家太熟悉，而家对人们也太平凡，平凡得几乎被忘却了，以至于人们只有在离开家时才能意识到家的可贵，也才能情真意切地对家进行诉说。
北宋慧南禅师有示众法语道：“后来子孙不肖，祖父田园，不耕不种，一时荒废，向外驰求。纵有些少知解，尽是浮财不实。作客不如归家，多虚不如少实。”
这里把作客和归家相对立，作客向外驰求，归家则反观有省。若以是观之，我们通常的行为大多是作客行为。生活在广告世界里的人渐渐被广告所迷，生活在知识世界里的人也同样被知识所迷。只要着迷外物，终将被外物迷惑。慧南禅师的“多虚不如少实”一句指明，不管在外物上有多少收获，与本心都无关，是虚的。而在自心内求，虽然在起初所获不多，但每一点收获都确凿无疑。日久积累，虽贫犹富。
庄禅文化把人生的最终归宿指向恬然安静的“无待”“无住”之境，张扬神学的刘小枫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石头性就是道家的审美人格，而是石头人就是道家的真人（《拯救与逍遥》页198－199）。石头当然超生死、超时间、超社会，甚至还有冷漠、游心的大智。在一个无情无欲无知的世界里，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人的本然生命。但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真的会彻底摆脱恶的追逐而得安宁吗？
基督教的家园意识里，神是必存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新约·希伯来书》11.13－16）
刘小枫以两个诗人的比较，区分了中西归家的不同。西方的诗人是荷尔德林，隐居36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东方氖四愀孟氲玫剑耗歉龀?ldquo;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陶渊明。刘小枫刻薄地说，陶渊明及众多同类诗人不会发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而且应该为之操心和忧虑的神性世界。“对于躬耕淡泊、饮酒采菊的陶渊明，隐居是回到自然性时间，回到清虚的生存状态；对于荷尔德林，隐居是一种精神冒险，在丧失神性的黑夜守护神圣者离去的身影，孤身承受神圣的痛苦。不难想象，荷尔德林根本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在虚无之夜安睡……”（《拯救与逍遥》页204）
我们知道，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德国诗人，
“永恒的诸神！我与你们的纽带永不断裂
我从你们那里出发，也与你们一道漫游
经历渐丰，我把喜悦的你们带回故国。”
（《漫游者》，转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页19）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理应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把喜悦的永恒的诸神带回故乡。而诗人荷尔德林正是处于神与人的中间，是这个贫困时代的引领者，也就是说，在神与人的中间，诗人站了出来。“诗人应‘热爱诸神并且热切地想到世人’！只有虔敬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才能成为诗人。‘不喜亦不惧’因而不知祈祷的灵魂不能成为精神冒险的诗人。”（同上书页207）
海德格尔曾将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写道：“这里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指通常所谓的‘家乡’、‘故土’、‘婚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居所’吗？‘家’的确是人的‘栖居之所’，但却远非上述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海德格尔用谈论家园的方式谈论存在，因而，其存在哲学也可以说就是家的哲学。
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余虹说：“在家的人有福了，而现代人则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然而，这个写过《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的大学名教授，却在2007年12月5日正午时分，在“五十知天命”之际一跃而亡。
这令我想起王国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对王之死抱有深刻的“了解之同情”，对余，我固如是，但终难认同他的选择。或许，排除两度不幸婚姻、身体健康因素之外，余虹教授自有完备的理由视死为归家，在大悟之后追寻“难以抵抗的美”，但他学生们的感叹可能更近真实：“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茨威格自杀前说，“我的精神上的故乡已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我的生活了。”寻觅不到精神上的回乡之路，对一个敏感的人的打击是致命的。
悲剧性的、但又充满希望的悖论在于，人只有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尝浪子的艰辛和失所的苦涩，才能对故乡、对家园产生切肤的体认，升华至成熟的热爱，并由此才有可能重返故里。正如海德格尔后来所体会：“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倍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
那么，究竟什么是故乡和家园呢？故乡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和完整之中，它是众乐之源，是澄明之境；“它是三合一，既是明澈，又是高超，又是欢悦”；在故乡的怀抱中，“一切纯净之物都沉浸于明澈之光华中，一切高空之物都矗立于高超之威严中，一切自由之物都回荡于欢悦之运作中。”（《荷尔德林诗的阐释》，页17）
我们梦寐以求的家园，其实就是对一切喜悦的本源的切近，如海德格尔所说：“故乡最本己和最美好的东西就在于：惟一地成为这一本源的切近――此外无它！”（同上书页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