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曾其毅直言说：“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消息来源《新快报》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笔者初时也觉谔然，这是近几年来首次听到的高论。然而仔细一想这位副局长大人说得一点不假：他看病肯定最不贵！能够“走遍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处级干部能够做到的，当然是因为官位虽不很高但却有一定的实权。在中国，权力的作用是万能的，既然能够“走遍全世界”去“公干”，当然可以看病最不贵了。何况这位大人是卫生局副局长，既有明的医疗保险，又有暗的医药资源，可以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享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如今有人总结：当官的“病”一次就够普通工薪阶层干一阵子的！
问题是副局长大人以自己为标志犯了以偏盖全的逻辑错误，中国的两亿工人与八亿农民却远没有那么高的附加值，除了其中的部分高收入者，能够享受公费医疗的工人兄弟稍好一些，纯粹掏自己腰包的农民兄弟好多只能望病兴叹，小病拖大，大病挨到啥时算啥时。近年来国家推行了“新农合”，一是尚未实现全覆盖，二是毕竟只是解决部分问题，如果病情较重，病程较长，农民负担起来还是力不从心。
曾副局长在走遍全世界考察后得出中国看病“最不贵”的结论，直观地看或许是这样，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绝对值比中国贵很多。但这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仅比我们高得多，一些国家更是对公民实行终生公费治疗，即使是自费医疗者，其收入与医疗费之比也要比我们小许多。曾副局长本人也说，有的国家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此消彼长，中国人的医疗负担要重的多，这也正是我们感到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何况还有屡屡见诸媒体的“大处方”、“天价医疗费”等等黑幕，更让消费者苦不堪言。
曾副局长曾经拿修理汽车和“修理”人相比较，说是“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这仍然是以偏盖全的逻辑错误，一百多元仅是治疗最常见的头疼脑热小病的价钱，而农民的说法是：得个感冒，一年白闹；住一次院，一辈子白干。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映了看病贵的现实。
看起来曾副局长走遍全世界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不说这样的考察是不真实不可靠，起码是不负责任的，而这样花纳税人成千上万资金“走遍世界”得出这样的结论更让人们寒心。笔者人微言轻，不敢妄议高官，但是不是这位副局长大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想很多人或许都会有此一问。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笔者初时也觉谔然，这是近几年来首次听到的高论。然而仔细一想这位副局长大人说得一点不假：他看病肯定最不贵！能够“走遍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处级干部能够做到的，当然是因为官位虽不很高但却有一定的实权。在中国，权力的作用是万能的，既然能够“走遍全世界”去“公干”，当然可以看病最不贵了。何况这位大人是卫生局副局长，既有明的医疗保险，又有暗的医药资源，可以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享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如今有人总结：当官的“病”一次就够普通工薪阶层干一阵子的！
问题是副局长大人以自己为标志犯了以偏盖全的逻辑错误，中国的两亿工人与八亿农民却远没有那么高的附加值，除了其中的部分高收入者，能够享受公费医疗的工人兄弟稍好一些，纯粹掏自己腰包的农民兄弟好多只能望病兴叹，小病拖大，大病挨到啥时算啥时。近年来国家推行了“新农合”，一是尚未实现全覆盖，二是毕竟只是解决部分问题，如果病情较重，病程较长，农民负担起来还是力不从心。
曾副局长在走遍全世界考察后得出中国看病“最不贵”的结论，直观地看或许是这样，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绝对值比中国贵很多。但这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仅比我们高得多，一些国家更是对公民实行终生公费治疗，即使是自费医疗者，其收入与医疗费之比也要比我们小许多。曾副局长本人也说，有的国家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此消彼长，中国人的医疗负担要重的多，这也正是我们感到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何况还有屡屡见诸媒体的“大处方”、“天价医疗费”等等黑幕，更让消费者苦不堪言。
曾副局长曾经拿修理汽车和“修理”人相比较，说是“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这仍然是以偏盖全的逻辑错误，一百多元仅是治疗最常见的头疼脑热小病的价钱，而农民的说法是：得个感冒，一年白闹；住一次院，一辈子白干。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映了看病贵的现实。
看起来曾副局长走遍全世界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不说这样的考察是不真实不可靠，起码是不负责任的，而这样花纳税人成千上万资金“走遍世界”得出这样的结论更让人们寒心。笔者人微言轻，不敢妄议高官，但是不是这位副局长大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想很多人或许都会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