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起——
关键词：中国发展 半封建半殖民 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 和平演变
正统的教科书上都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中国人在价值观念中，最大的罪恶就是数典忘祖，似乎质疑甚至抨击先行者就是数典忘祖，自己也是要被历史唾骂的。拜祭与尊敬祖先是为了证明自己站在祖先的肩膀上，比他们看得更远呢？还是担心自己被别人踩在脚下的明哲保身的选择呢？
经过独立思索，让本人感觉震惊的结论是：教科书中以上的论断存在常识性错误。
本人自认没有什么成就，因而就没有什么顾虑，更不用担心被别人批判，所以才没有窒喾地去想一些更符合简单逻辑的问题，并从被孙中山先生推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话题说起，简单提出如下分析。
首先是对封建的误读。
封建原本的意思是“分封建制”，是诸侯纷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状态，但综观中国历史，分封建制是在周天子及其后的春秋战国时代，虽然西汉曾经出现过吴楚七国之乱就是由于藩王威胁到中央，清康熙年间由于削藩而惹恼了南部三藩，但总体而言，从秦始皇就开始废除周天子的分封制，并执行郡县制。而在那之后的2200多年之间，郡县制素来是中央统辖下的君主集权制，而非分封下的地方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状态。
因而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就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所推翻的是郡县制下面的中央集权，推翻的是早已朽木不可雕，难以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以及“德先生、赛先生、洋教派”等要素中蕴涵的西方政治与文化制度的清朝政府。推翻的是君主专制的制度。
其次是对殖民的误读。
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确实是处于半殖民社会状态中，但虽然殖民者在最猖獗的时候有八国联军入侵与“庚子赔款”，但那个时候的殖民主义但还远远不成气候；
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把列强赶出中国去。相反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是“民主国家”，以议会制来取代君主制，对中国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革命，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讲是质的胜利。八国联军之后，先是巴黎和会之后殖民者“21条”对山东的侵占，然后是军阀混战之后日本的军事入侵，再然后是美国人假蒋介石之手，渗透进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帮着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试图剿灭共产党的革命。
毕竟，孙先生所倡导的政治制度也是来源于日本与欧洲这样的列强。从这种角度而言，孙中山的革命本质上没有取得任何飞跃，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欣喜的。
第三是新殖民与新列强主义的卷土重来。
假如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转折点“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并不是什么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而是借助殖民主义的手推翻了君主制度，却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尴尬境地，“内鬼刚除，就引来了外贼”。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对其功过进行评价呢？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苏联对中国的阶段性援助，从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的指导下，逼迫中国偿还外债，到中美建交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并敦促中国加入WTO这一列强制订游戏规则的国际组织，列强呈现卷土重来之势，殖民主义与新列强呈死灰复燃之势。
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在包含金融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制造业主权丧失，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务、基础建设，甚至中国社会的基础的农业都在列强的权利掌控之下，而且呈现“重力加速度”的态势。
前篇文章所提到的USTR居然明目张胆地“监督中国政策制订”，堂而皇之地每年报送国会，以确定是否要在下个年度对中国进行制裁。
——当前中国的发展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退一步海阔天空，却意味着百年以来的成就付诸东流；进一步举步惟艰，意味着要承担更多出让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骂名。
第四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正当中国的无产主义者向现代化社会高歌猛进的速度进发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主要构成就发生了质的转变。
一部分人贪图安逸，并专心地过自己的落后小日子，并被当作落后与不思进取的典型而到处遭遇白眼；另一部分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那些人成为走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所瞄准的却是物质化、穷奢极欲的资本主义化方向发展了。整个社会弥漫着物欲横流的空气，情感、忠义、伦常、仁爱，这些人性中珍贵的东西难觅踪迹，家已不家，国将不国，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在利益权衡之间变换着冷暖的温度。
在经济质变的同时，高等教育与意识形态更为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发挥推波助澜的效果。
每次想到我们在先恢复高考再进行大学扩招中所花费的每年数以千亿的资金，而那结果或者是造成了高学历者“毕业即失业”，或者是造就更多的列强的传教士与为洋人的利益集团奔走呼号的洋买办，那些曾经被贬斥为汉奸、卖国贼的行为，披在国际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外衣下，堂皇地成为进步的主流。甚至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力量，都不由得增添几分失落。
市场经济的严峻性导致后期跳入商海的那些人与一直在商海里苦苦挣扎的人，纷纷跳上岸，并融入了“考碗大军”，就此公务员的团队迅速扩充，并形成源源不断的官僚后备队。假如政府的管理职能意识远远盖过了其服务性的职能意识，就会倒退到百年前权利寻租甚至卖官鬻爵的程度。
——这就愈发导致百年来的努力成果全部付诸东流。
第五是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
议会制所推行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那些议员（国家各利益集团的代表）的诞生渠道与政治生活的游戏规则基础上的。但辛亥革命毕竟是让中国不再睡着，而是醒来了。每个人都在参与利益的竞争。从权利的竞争到经济利益的竞争，就是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是新的一轮诸侯割据，不过是没有任何王的建制下的诸侯混战。当混战演变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就增加了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国民党利益的倾向性是资产阶级，而共产党的核心倾向性是无产阶级。最终无产阶级由于代表着“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等贫苦人民的利益，人多势众取得了胜利，正应验了“得道多助”的原理。
但是，当改革开放以“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为努力方向，就会在整个国家建立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努力方向与目标，一切向钱看就是“惟资本的马首是瞻”。两党之间的核心倾向性难免会发生转换。
特别是在官场上，与传统的农民和工人相比，甚至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相比，仕途带来的权利优越感与稳定的收益，使得仕途豢养了一大堆的官员阶层，这些人中相当比例是贪婪而腐败的。
一旦这种腐朽成为常态，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就会发生定位的偏移。一面要坚持自己的主义，那种虚无的理论；同时又要经受现实生活的诱惑。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官员阶层是很矛盾的。矛盾的人难免要寻求支撑。那支撑相当大的程度来自于国际组织的认可。在得到任何的需求导向下，就难免要做一些丧失原则的决策，如此就会有卖国的嫌疑了。
百年回首，值得反思的东西有很多。
百年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只知道过自己的小日子的家庭转而需要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了。
当睡狮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到的不仅是新鲜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感觉到落后所形成的惭愧。
一旦历史的坐标发生了倾斜，未来发展的参数势必会发生偏移，而且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偏移。
只有走过了之后再回头，我们才能够判断，自己走过的道路是直线向前，还是在十字路口徘徊，甚至是历史的倒退。
关键我们是否有如此的胆识与魄力，在发展的过程中，放弃当下虚伪的歌功颂德，为后世留下值得纪念的丰碑。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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