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和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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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现学术要略》，最初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初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如今我的序也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名目成书，大约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先生的序1920年10月写就，12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1996年2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友人也屡以此相催促，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 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2002年做了一部分，后来又搁下了。此序文所以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实与《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8日和25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连续披载有关。当时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题目。看到的人很多，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都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大都是鼓励之辞，也有的发现舛误给以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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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他觉得我提出了许多关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大问题。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1997年2月16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后调北大）、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的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3点开始，至6点半意犹未
尽，晚餐时继续谈。
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1994年或者1995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订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 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1897年算起到1997，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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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 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戴逸先生发言的时候，李慎之、汤一介、李泽厚都有插话，我随时也有所说明。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充满了理趣和智辩。其他几位的精彩之见，不能逐一胪列，有座谈会的详细记要附录于书后，大家可自行参看。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我说我已经很富有了。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
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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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慎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1993年3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论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有的也请他参加。虽然他在文化问题上所持的“全球化”主张，许多致力于传统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但我个人颇偏爱他观察问题的宏阔眼光和无所顾及以及“目无余子”的直言傥论。
1997年2月16日的恳谈会请他光临，他愉快的答应。怕不好找，约好先到兆龙饭店。我准时去接，他已经在等了。我家离兆龙只五分钟的路，我们一起走的时侯，他说最近腿有些不便，但还在谈近来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的《要略》他显然看的不够仔细，所以发言时不能完全对上口径，例如以为我使用的“现代”一词是从明代开始等等。但学术敏感告诉他，他不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会后通电话，他说他要写文章与我商讨。他认为我对什么是现代学术没有加以分梳。我同样敏感地发现，他的观点其实相当混乱，如果写文章，我不回答不好，回答则容易停留在澄清和说明的惯常的所谓论争的地平线上。距今二十多年前，我有过同时与好几位了得的人物作车轮论争的失败经验，深知真理不是愈辩愈明，恰恰相反，如果承认愈辩愈糊涂庶几接近世情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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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对，固然好；错，如果是经过潜心研究而未到未明之错，于学理人心也不无裨益。李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出来的时候，已是1998年的秋天，初步印象他是下功夫写出来的，提出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存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个方面的探讨。所以重点讲的虽是现代学术，传统学术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当不小，第一章至第三章都是关于传统学术的内容。对此一大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再正常不过。例如李先生引用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观点，主张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科技”一词概而括之，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认为“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等等，我完全能够认同。
但他说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除了“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这不符合事实。别人姑且不论，谨在下对此一问题，就曾多次著文申之论之。1991年我写的《“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刊载于《中国文化》1992年秋季号，应该在李先生设定的“这十年”之内），可以说是专门探讨此一问题的文章。我在该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作目的看待。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这就是我的主张：“为研究而研究”，难道和“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不是同一个意思吗？而《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写作，核心理念也是关乎“学术独立”四个字。开篇引严复的话：“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什么意思？严复是说，“学”须是以学为目的，而“术”不过是“弋声称，网利禄”的手段，如果只要手段，不要目的，学就不存在了。
“翻新不如述旧”，引前人的言论，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吗？《要略》第十一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更明白晓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又说：“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接着便引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朱（光潜）、冯（友兰）诸大家的论说，以为参证。我的这些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李先生为之商榷的文章里，我只能相信，是由于报纸的字体太小，可能李先生没有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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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李先生质疑的是有意趣的，就是我说“元朝的时候罗马教皇曾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李先生说：“这里的名学就是逻辑，严复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连逻辑都要归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围，说实在的，天下就再没有什么学问可以称为‘纯粹的学术’了。”我在《要略》中论述现代学术有重视科学方法的传统时，特别提到严复的贡献，说名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严氏名言，就是我文中所引录。但“七术”之说，是王国维所讲，由于是“意引”，我没有注明话语的来源，今次修订方予补注。王国维的话见于他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原文为：“元时罗马教皇以希腊以来所谓七术遗世祖，然其书不传，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所采用。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王国维在“七术”句下加了一个注：“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则王国维认为包括“名学”在内的“七术”都是“形下之学”，应无疑义矣。这里其实涉及静安先生对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看法。
盖静安先生当1901至1905年期间，正在不遗余力地与西方哲学和美学打交道，尤其沉迷康德和叔本华学说，故此一时间撰写的论文，大都倡言“伟大之形而上学”和“纯粹之美学”。《静安文集》所收之《论性》、《释理》、《叔本华与尼采》、《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等，均关涉到这方面的内容。即如《论性》之一篇，遍举尧舜、《尚书》的“仲虺之诰”和“汤诰”、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淮南子等关于“性”的诸种论说，王国维都不认为已达形上学之境，而汉之董仲舒的“阴阳二元论”，与形而上学庶几近之。他如唐之韩愈、李翱，宋之王安石、苏轼等亦复如是。只有周敦颐、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熹诸大儒，他们创立的新儒学，王国维才认可是形上学的学说。他说：
纵观以上之人性论，除董仲舒外，皆就性论性，而不涉于形而上学之问题。至宋代哲学兴，而各由其形而上学以建设人性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7页）
王国维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尤为称赏，用“广漠”二字概括其哲学论说的形上特点。而对张横渠《太和篇》提出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以及“气本之虚，则湛本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王国维认为也是“由其形而上学而演绎人性论”。特别“有象斯有对”四句，王国维说：“此即海额尔（黑格尔）之辩证法”。至于朱子，主张理气二元论，形上形下区分得甚为清晰，王国维当然不能不肯定“其形而上学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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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释理》一篇，将“理”分解为“理由”和“理性”二义，称“理由”为广义的解释，“理性”为狭义的解释。由于人的运用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缘于理性，所以王国维认为“理性的作用”是人的“知力作用”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普遍形式，因此可以建构形而上学的系统。宋儒便有此条件与可能。朱子答黄道夫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朱熹集》第五册，第294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国维引录朱熹的这段话之后写道：“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而已。于是理之概念自物理学上之意义出，至宋以后而遂得形而上学之意义。”此可见王国维是以西哲之论述作为参照系，以严格的论理标准来使用形而上学一词。
“易言以明之”（王国维习惯用语），静安先生所谓形上形下之分别，应该如冯友兰所说： “ 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Subsist）者也； 所谓形而下者，在时空而存在（Esist）者也。”（《中国哲学史》下册，《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316页）因此他以此标准来衡量宋学，一方面承认宋之理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指出，宋儒的目的是想巩固道德哲学的根基，而不是对形而上学有多少特殊的兴趣。（《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102页）同样的理由，王国维对晚清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严译出现之前，也就是他所说的：“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98页）那么历史上所传之罗马教皇介绍给元世祖的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等“七术”，王国维认为“皆形下之学”，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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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是不是仍可以认为名学不是形上之学？兹事体大，我为此请教了两位当今研究西哲的大家，一位是何兆武教授，一位是叶秀山先生。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认为。叶先生说，名学也就是逻辑学，它是形式科学，带有工具性，不是形而上学。何先生说，逻辑学是推理的过程，不是推理的对象，因此不是形上之学。后来他又作一补充：“形上学譬如哲学是我们的知识，逻辑是认识知识的能力。”这让我想到金岳霖先生早年讲的一段极富思辨意味的话：
逻辑并不发明思想，它不会从水中救出我们喜欢的小姐，也不会向我们说明我们关于世界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思想。如果逻辑对我们所在的世界做出某种反应，那么它仅仅表明那种能够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方式。
不过我在《要略》中对此一问题所作的行文表述并非不存在可议之处。我认为包括名学在内的“七术”不属于形上之学，确没有理会错静安先生的意思，但我说“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其中“也就是器”四字则容易引起误解。说他们“关乎技艺”、“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都无不可。但说它们是“器”，就不准确了。因为“关乎技艺”、“属于形下的范畴”的也可以是“学”，不一定都是“器”。
所以李慎之先生提出此点进行商榷，理由是充足的。只不过他由于不知道“七术” 都是“形下之学”是王国维的说法，而使自己也出了纰漏。这也由于我未注明出处使然，因此特借此撰写后记之机缘，略述后果前因，并向李先生和读者致歉云尔。不过以李先生的性格，即使知道是王国维的观点，他也许照样置疑。你看他文章中对同样并非形上学的几何学的赞美，他说他至今还“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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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宏阔的视野和“目无余子”的气魄一如其平素为人。如果不是关乎己身，我会继续毫无障碍地欣赏他的风格。然既成为当事人的角色，欣赏之余，难免要检讨比较反思彼此立论的是非曲直正误。 例如他说为了研究马一浮，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最后的印象却是：他全然是一个冬烘”。认为二十世纪的最具通儒气象的大学者马浮不过是个“冬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比如李先生责怪学术经典的《鲁迅卷》竟然没有选小说《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却选了专门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商榷，我该怎么回答呢？至于把鲁迅、陈师曾、吴宓、吴梅编入一卷，李先生认为不符合书前《编例》所说的“合卷并考虑到了入选者的学科性质和师承关系”。鲁迅我们选的是两种文学史研究著作，吴宓选的是比较文学之作，吴梅是词曲学，陈衡恪是美术史论，大类项上都属于文学与艺术研究一科，也可以统称为艺术学。因此他们的学科性质当然是相同的，和《编例》并无矛盾。
还有，我在文章的标题之下，摘引了一句阮元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李先生说他参不透我引用这句话的奥妙。其实，这不过是写文章的一种“常式”，引前贤之语，以作起兴。完全不必如李先生那样引申为说：“阮元难道预见到了这方面的升降吗？他难道能要求中国的现代学术升而传统学术降吗？”或者进而设问：“百年而后兴起的中学，阮元还能认识而认同吗？”这说得很让我有些不明白了。
阮文达所说的“百年”，和刘梦溪所说的“百年”，当然不是指的同一个时间段。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开头便提出：“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可见我所说的“百年”，是指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李先生说他不知道阮元“在何时、何地、何文中说这句话的”。倒不妨说明，系见于文达公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写的序，时间在嘉庆九年即公历1804年之小雪日。兹将有关原文抄录如下：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惟以空言高论、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易极矣。中叶以后，学者渐务于难，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历史，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十驾斋养新录》之阮元序）
我们从上述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阮元的“百年前后”的涵义。元初到明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学术流变由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到《五经大全》易而至极，空言高论至于极点；明初到明中叶以后，也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学术风气“渐务于难”，是又一变；明中叶以后至明末清初，又是“百年前后”，顾、黄、王等大儒出，学术之盛，超过前代；而国初至乾隆时期，又经过了百余年，各专门学科之专精务难，前所未见，已进入学术史的专门汉学时期。质言之，阮元的意思是说，学术风气的演变更替是一个长过程，短时间内不足以窥其盛衰升降。我认为这是一代通儒的老到卓识之言，因而特于题目之下标出，作为笔者梳理清末民初以降二十世纪百年学术的引题起兴之语。这样做于原典于学理于文例，均没有不恰当之处。极通常不过的一种文章写法，实无任何奥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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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意原不欲和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但看了他的商榷文章之后，有一种不期而然要作出回应的潜意识。而且动笔写下了四、五千字。由于我当时就要赴加拿大、美国访学，没有来得及全部竣稿。而当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我回国以后，李先生的处境已经让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写回答他的文章了。我对他的尊敬早已遮盖住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学术歧见。他是我们难得见到的身处旋涡不染尘的知识分子官员。他的资质让人有水清鱼乐之感。很多人其实并不知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真正义谛。如果不准备就这一问题作形而上的学理探讨，我不妨说，大家只要看看李先生就思过半了。
我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作这样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修订而感到些须安慰。纠正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几处舛误，内容作了一些增补，加了几个长注。朱熹的学术思想、晚清新学的衍变、甲骨文字的发现经过和胡适与科学方法的提倡等章节，增加了较多的内容。原来全稿分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提要式的文字作为标题。现在提要式文字仍保留，但考虑到学术专著的惯常体例，正式立名为十二章，每章均加了新的章题。附录之文字可以见证历史，想必也都是本书读者所乐于看到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长久到“千古”云云，没有想过，且不知也。但其中之得失苦甘，我这“寸心”未尝不微有所“知”。十五年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编纂，在我无疑是一次学术历险，至今仍有淡淡的“人生过后唯存悔”的意绪心情。有人说单是丛书的编纂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诚哉斯言。我至今感念当年与我共襄斯役的诸学术同道，并深佩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兄的胆识和魄力。
（附注：刘梦溪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已由三联书店于2008年年初出版，此是该书“后记”中的一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