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个十年：科学、民主与市场经济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我看来这三十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正好是三个十年。这三个十年各有特色，但总体来看，这三十年又有共同的鲜明的主题。这三个十年分别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其主要表现是再次高扬“科学、民主”精神；90年代的实践理性，其主要成果是打出“市场经济”的大旗；正是由于“科学、民主、市场经济”深入人心，使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摆到了全中国人的面前，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80年代思想解放：科学与民主

现在回忆80年代，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80年代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思想解放，能够与之相对应的时代就是中国的“五四”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如果说80年代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喊出的口号，为什么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仍然是这个口号？我认为“五四”喊出这个口号时，中国正处在蒙昧的时期，很多老百姓对这个口号没有切身的感受；而80年代，这个口号是在“文革”反思的基础上再次提出的，可以说中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对“科学与民主”有了切身的感受与理解。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全国上下都形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而这个共识的基础实际上是“科学与民主”。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从拨乱反正开始，伤痕文学、朦胧诗、人生观讨论、农村的改革开放、城市的改革开放、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文化讨论、万元户的兴起、个体经营的合法化……

我自己在80年代的经历也恰恰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主要过程我都经历过。记得在大学时，81年，《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许良英的《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我看后觉得特别解渴，就在学校和一帮人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我们77级的学生是82年正式毕业的，毕业之后在组织分配和自我选择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由于我的毕业论文是戈革先生指导的《奥本海默传略》，毕业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做物理学史研究、科学与和平问题研究。1986年，我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时这个杂志和中科院政研室合并成立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1986年，“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专门召开纪念会。我负责筹备这次会议，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所谓“双百”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武则天让冬天的花在春天开放，本来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成语，却得到知识分子一片叫好。现在看来，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位置，不可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正因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为中国人的思想开拓了充分的自由，因此它为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

90年代的实践理性与市场经济

关于怎么看待90年代，分歧很大。有的人认为，9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的共识逐渐破灭的年代；也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边缘化，进入问题和考据的年代。但我不这样看问题，我认为90年代是实践理性的年代，这是因为人的思想的解放是不可逆的。恰恰是因为有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了80年代的思考，因此90年代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选择的人，从而在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理性的实践。

虽说90年代在价值观领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以及腐败等问题，但是90年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延续。如果说80年代思想解放在各种人中较为容易达成共识，那么对90年代的实践理性、对90年代的评价和如何认识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是有很深刻的血肉联系的，正是因为80年代的知，才导致90年代的行；如果没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90年代的市场经济就不会如此快速发展。绝不能说90年代中国又回到了蒙昧的时代。90年代最大的成果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确认和迅速扩展，并且进行了各种探索。正因为有了90年代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才导致了21世纪的中国经济连连取得较好的成绩，才使中国和平的崛起成为可能。

9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将80年代的知变成90年代的行的关键十年。90年代标志性的事件是邓小平南巡、知识分子下海、一次次创业的高潮、抓大放小……。我是在90年代初下海的，从事的是完全市场化的咨询业务，而且是战略咨询，所以90年代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经历过的。

90年后，我与北京的朋友逐渐形成了“无形学院”，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冷战结束后中国的走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主要关心三类经济实体：军转民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和乡镇企业。1992年后，我成为《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主任。围绕这个杂志，迅速成立了十几个人的编辑班子，而这些人大部分是“无形学院”的积极分子。在办这个杂志的过程中，我开始与中国的民营企业有了广泛的接触，包括四通的段永基、联想的柳传志、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清华紫光的张本正、用友的王文京。于是1993年年底，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下定决心，投入商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海后，长城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民办科技企业。当时，几乎每个省有一两个企业经营规模在一个亿左右，这些企业是长城所的主要客户群体。我们签的第一个合同是希望集团，长城所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在90年代共同经历了五个亿、十个亿、二十亿、五十亿、百亿的成长过程。在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选择产业，如何在全国布局，如何打造品牌，如何进行技术管理，如何进行市场营销，可以说长城所与民营企业是共同思考、共同探索的。

正是由于长城所对民营企业较为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高新区、开发区便经常找长城所咨询。长城所为政府的咨询是从中关村的二次创业开始的，关于中关村的区域创新、知识经济等课题，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可以说，长城所与中国若干产业集聚区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

在为民营企业咨询的过程之中，可以说长城所为中国经济的民营化做了一些很基础的工作。工商局第一个民营企业集团的执照，就是长城所协助取得的。中国第一个民营金融机构——民生银行——的筹建，长城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97年，长城所专门开展了一个课题，叫“中关村创业实证研究”，特意去创办一家高技术企业和一家外资企业。在创办过程中，每一次协调都做完整的记录，最后发现有三个死循环，如果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是走不出这个循环的，即使是一个灵活的人，一次创业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办成。当这个研究成果出来后，北京市市长刘淇、副市长林文漪都给予高度重视。在长城所为创业自由进行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90年代末，北京市各级政府为了能让创业更加简单、快捷，搞了各种社会承诺和集中办公。后来这样为创业者服务的各种工作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可以说，创业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90年代的最大成果是市场经济，这恰恰是“五四”运动所忽略的事情。90年代，市场经济成为科学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一个实现的必要条件。可以说，90年代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是由全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下海的知识分子，有有思想的公务员和逐渐成熟的企业家，这三类人对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21世纪前十年：中国融入世界

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机会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这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90年代的实践理性，尤其是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关系很大。现在，21世纪的前十年已进入尾声，在这十年中，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制造全面走向世界，这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和改革开放第二个三十年，中国和平崛起打下良好基础。

从80年代的和平研究，到90年代的和平发展，再到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似乎在这30年中“和平”这个词一直与我相伴。现在想来，对和平的判断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前提，现在的和平崛起恰恰也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一个关键。

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舞台上从地摊到超市，从百元产品到千元产品，实现了一次次的跨越。在这十年中，我有幸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课题，并成为第十六课题组——“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建设研究”课题的副组长（2003年）。

在21世纪前十年中，长城所做的较有影响的课题是“中国制造”。2001年和2003年，长城所两次发表了“中国制造”的研究报告，报告主要是研究中国取得世界第一的产品种类，两次分别是83和172。这两个报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这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规划，同时也为以创新提供支持的科技咨询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基于创新国家建设的战略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长城所设立了“产业主导权”这一崭新的课题，并集合区域咨询部、产业咨询部、科技管理部、企业咨询部和知识管理部五部门之力对此进行研究。这个课题将全面研究资源商品的价格主导权、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和针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技术主导权。解决产业主导权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咨询机构也将在这个框架下健康发展。

今年10月，我到英国参加伦敦金属年会，期间考察了剑桥科技园区、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剑桥圣·约翰创新中心等机构，并与老虎基金、淡水河谷和INCO公司就金融危机等话题进行了交流。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英国虽然号称崛起大国，但是感觉很压抑，原因是版图很小，这也诱发了我对崛起国家的思考。现在关于大国崛起有很多议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议论中的英国、德国、日本尽管崛起，却仍然是小国；崛起的大国现在只有美国；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将是中国。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崛起对世界产生的价值与意义，还需深入地挖掘与认识；同时对其崛起过程的复杂性，也要有足够的关注和理论准备。而这两点正是当前所不足的。

2000年时，我与一位台湾战略咨询师聊天，他看到长城所的发展非常羡慕，他说他在70年代初就想在台湾开拓战略咨询市场，但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台湾太小了，不能让一个战略咨询机构成长起来。在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成为现实。长城战略咨询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成长，就是因为大陆人口多、公司多，为咨询业提供了立足之地和成长空间，也使得长城所能够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共同成长。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让我有机会对三十年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尽管三十年的主要道路是正确的，这就是沿着科学、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但是有很多问题不尽人意。如，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没有完成，更值得忧虑的是最近十年从“国退民进”的发展方略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仍然较为缓慢；二元经济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社会保险还不能普及到每一个人；民主化的进程仍然较为迟缓等。种种问题归根溯源，仍然是思想意识形态上存在某些禁锢。南方刚刚启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近20年的实践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都为思想领域提出了新的任务。

2008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时候，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考验。我认为，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发展提速了三年，这次金融危机能为中国经济提速十年。这主要是因为各发达经济体都进入停滞发展阶段，只有中国还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可以说，如果能够从容应对，战略决策稳妥正确，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为应对挑战，为了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思想领先，需要战略领先。我认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应该在改革开放第二个三十年的起点上全面展开。在新的一轮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科学、民主与市场经济必将全面开花，必将产生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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