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为学生放映了一遍被人们看作萨特自我画像的记录影片《萨特自述》（Sartre By Himself）。本片是于1976年，由法国阿斯楚克 (A. Astruc)和康塔特（M. Contat）导演的。萨特的红颜知己兼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女哲学家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以及 Jacques-Larent Bost, Andre Gorz, Jean Pouillon等人也参与了策划与拍摄过程。
这部长达190分钟的影片追忆了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的幼年生活，叙述了他所受的教育和学业：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时，他反对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教师的生涯、柏林法兰西研究所的研究者（在那里，他专门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及早期的小说和哲学著作等情况。萨特还描绘了自己的遣遇：二次大战中被法西斯囚禁德国。
这部影片再现了萨特的平生经历，如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战后投入了左翼政冶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加入法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投入反战的和平运动以及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介入新左翼的学生运动，并亲自在街头卖报等等。
萨特承认自己无法解决自身的矛盾，尤其是作为一名思想者和一名行动者的矛眉。影片中，他还谈了自己与法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
影片中，萨特发表了不少意味迥永的言论，如关于自己的相貌，他自我调侃说：命运的捉弄使我生来丑陋，但我从未因此而烦恼。
关于小说创作，他断言：“文学绝非是秘密的，它仅仅是一种纪实。在朋友们谈到战后他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时，他声称：西蒙（Simone，德·波伏瓦的名字）和我的写作只是为了让人能读且有助于交流思想，并非是为了揭示出隐匿的真理。”
萨特很欣赏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法文Cogito sum，英文I think therefore I am）。尽管抽掉了它的理性内容），但为了自己哲学思想的需要，他曾在《存在主义与人类情绪》一书中把它改成了“我在故我思”（法文sum ergo cogito， 英文I am therefore I think）。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针对“我思故我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笛卡尔将之作为哲学基石不证自明的命题从根本上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未对“我”这个思维体的存在方式或“我在”的存在意义加以检验，而未能深入思考人之思如何思以及人之在如何在，“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而萨特驳斥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主次关系，则将“我思故我在”换位成了“我在故我思”，对他来说，这是事物本身的自然秩序。这部影片中，萨特又一次强调了这句名言。
从萨特直接与观众对话的场景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存在主义的真谛。对于研究萨特及其思想来说，这部影片堪称是一部难得的、特殊的、活生生的哲学文献。
在上世纪60-70年代对美国学生运动以及“垮掉一代”产生极大影响的萨特及其思想，在当前对由好莱坞商业运作的电影所浸泡出来的美国新生代来说，看这部影片味同嚼蜡，甚至感同受罪。影片放映到最后，观众仅剩数人。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维也纳学派和牛津学派的重要影响，分析哲学在美国学院哲学界占居了统治地位。受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影响的美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与分析哲学相抗衡的力量而逐渐兴起的。全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或学院，其中大约有300多个哲学系有研究项目，在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由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作为统治哲学，只有20～30个哲学系重视欧洲哲学、传统哲学史或其他哲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就连欧洲哲学，包括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甚至是废话，至于东方哲学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美国，形成了以分析派为主流的一方与以多元派包括欧洲哲学等杂牌军为旁支的一方之间的争斗。但在近年来，分析哲学与欧洲主要哲学流派也有所谓合流的趋势。
本来，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物理学和数理逻辑的发展，与科学思潮相逆的存在主义等很难涉足学院哲学界，但当分析哲学的形式主义走向极端，越来越远离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时候，势必会产生危机而使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得以盛行。起初，后者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而在学院哲学界则无足轻重。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以后，它甚至在学院哲学界也不断扩大了地盘，逐渐成为除分析哲学以外的第二大哲学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