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

复旦大学青年思想者讲坛之一

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3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主讲人：陈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时间：2008年11月24日

主办方：复旦大学青年思想者讲坛组委会  承办方：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注：[1]未经作者许可，请勿在纸质媒体上发表或转载。

[2]发言的前半部分内容，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陆铭、陈钊、王永钦、章元、张晏、罗长远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3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上）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但是不难发现这题目既和经济有关，又和政治有关，也和社会有关。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结合自己的学科知识特点，从中有所收获。今天的演讲是关于我本人还有我的合作者，特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群青年人，平时在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并逐渐形成的一些想法，其中结合了近来一部分研究，特别是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陆铭教授的合作研究中的一些结论。可以说这是一个群体长期合作产生的成果。

今天的演讲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回顾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最近我们谈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事情特别多，我就从这个话题出发，来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有哪些成功的地方、有哪些不成功的地方以及不成功的原因。我想在成功与否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成因。正是这些因素会左右我们未来的经济能否走向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这部分是我后面要讨论的话题。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做了什么？

 

要回顾三十年，首先来看一个问题：我们做了些什么？三十年的时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是把国外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发生的事情，用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做完。我们各种政策的出台和变化，是非常频繁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总结梳理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认为如果要总结三十年，下面这三条是逃不掉的。

（一）   政治稳定。

讲到政治的稳定，有个逐渐被淡忘的词汇，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上思想政治课的时候提到很多，叫“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有两方面的含义，民主和集中。可能集中的含义更重一点。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呢？实际上，集中保证了我们政治上的稳定，起到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多给政治带来波动的事情。正是由于我们在政治上面的相对集中，所以在经历政治风波的时候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非常关键的。你回过头去看，苏联在改革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时我们领导人有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首先要有稳定，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是我想要讲的集中。

另外也要讲民主。为什么要讲民主？可能有人觉得现在中国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好像不是那种书本里面纯粹的、理想的民主。首先，那种理想的民主在现实中也不一定存在。第二，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就是1978年前后这段时间，其实中国是往民主的方向上迈了一大步。可能大家对文革这段历史了解得比较少。文革时候是政治斗争为纲，是抓阶级斗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前期的党内民主，才有了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持中央的工作，然后才有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有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一党内民主，那么后面的什么改革啊，开放啊，根本谈都不要谈，还在阶级斗争。这很重要。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有三十年前的党内民主的逐渐体现，有了邓小平的复出，才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有了我们下面必须要说的改革与开放。

（二）   对内改革

对内改革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就是经济上的高度分权。什么叫做经济的分权？大家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虽然在政治上中央的权力很大，是集权的。但是在经济上，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高度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头，很多事情都是地方在做。地方的财政权力比较大，财政资源比较多。这在以后的改革中保证了当地方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有钱，有资源。地方政府非常想发展地方经济，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很困难。下一届的奥运会在英国，他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没有钱，要收税。这税收是很严格的，不是随便说收就收的。政府预算非常紧。碰到金融危机，他们的预算就要缩水，一些承诺就不能兑现了。所以当地方政府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经济上的分权，财政上的权力是很重要的。

对内改革又走过了怎样一个路径呢？如果高度概括的话，就是“从计划到市场”。因为在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然后目标是走到市场经济，用市场的手段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用计划的手段。“从计划到市场”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用计划的手段，人的积极性不能被调动起来。以农村改革为例，人民公社时实行的是工分制，你劳动多长时间，就给你算多少工分，利益跟工分挂钩。但这个制度不管你有没有努力干活。结果呢？在公社地里劳动的时候，大家都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因为没有激励。然后大家放了工，回到家就精心耕作自留地，因为这里的产出是自己的，有充分的激励。所以说，计划经济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能鼓励人们积极地投入。这样的话，效率就可能低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也越来越复杂。在计划经济年代里面，价格和生产数量都是由政府制定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又是这么大的国家，你怎么能够制定合理的价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计划者根本就不拥有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足够信息，而市场却是很好的处理、加工信息的机制。所以，我们被逼着向市场经济转型，才开始了对内改革。于是，才逐渐有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经济产物的出现。

（三）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其实在古时候，在封建时期，中国并不是没有开放过。唐宋时，中国其实是很开放的。如果那个时候也是全球化的话，中国可以说是当时全球化的中心。丝绸之路——商业交流，日本的遣唐使——文化交流，明前期的郑和下西洋——文化输出，这些都是全世界的交流，那个时候中国是非常开放的。但是到了明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开始闭关锁国，开始实行海禁了。清朝沿袭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有一本书叫《大分流》，就说中国自从明海禁开始，就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开始慢慢地分开了，经历了一次分流。那么，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地回到世界发展的轨道上面去的，什么时候才融入全球化趋势里面去的？那就是改革开放。这就是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978年是一个起点。在这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的分工体系。这实际上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事实等提供很好的依据。

这就高度概括改革开放三十年做了什么：政治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平均保持了9.8%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跟前面讲的有关。因为本来就有经济分权这样的背景——对内改革的出发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财政的自主权，而且又实行了特定的政治激励的做法。这个政治激励体现在哪里？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GDP导向的晋升激励机制”，就是说地方的官员如果把地方的经济搞好了，就更可能升官。这是非常强的政治激励。它只有在政治相对集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你是选民直接选举的，那不一定做得到。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如此之重视，这跟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有关。有很多学者研究东亚的经济，说东亚的政府都是发展型的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又提出要科学地发展，提倡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央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那么地方政府呢？事实上也有。改革开放的早期，深圳特区就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口号当时提出来是很吓人的，是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可以看出地方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当然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的政府要这么强调发展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学界里面也有研究，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领导人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执政权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样的执政基础比较牢固。而后来呢，因为是一党制从执政党内沿承下来的，那么执政者的基础就不那么牢固了。于是，发展好经济就成了增加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保证。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分权与GDP导向的晋升激励的结合，才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去招商引资，去给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一些内地相对落后的地方，为了争取一个大的项目落户，地方政府甚至可以把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全套班子都集中办公，为你一下子把事情搞定。这样地方政府积极性高，效果明显，这种独特的激励机制就获得了高速的增长。

 

二、改革开放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首先，在中国制度的试验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要转变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观念是非常困难的。邓小平就提出来，我们可以搞特区，在小范围里面我们可以试试。试了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退回去。即便如此，也是有非常大的阻力。当时很多领导人去考察特区，有些人回来就很伤心，说是一眨眼，我们又回到了解放前。因为一看那里，都是资本家、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这不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嘛。但就是因为特区的成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慢慢地，一些领导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能够接受市场经济了。我们的试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对中国改革一个很好的概括。

其次，我们还看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主动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全球资本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过程。现在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没那么高，刚开始时国内都是简单的制造业，所以才是“世界的工厂”。中国很大，外资与廉价劳动力在哪里结合就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两者是在沿海地区相结合的，这当然也和政策有关系。最开始，开放政策都是在沿海。因为有全球资本和中国内地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结合的过程，我们才看到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才看到三十年里面沿海与内地，或者说东部和中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这都和全球化有关。

融入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有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力。因为很多问题需要有外部动力来帮助解决。加入WTO以后，因为有很多承诺，为了兑现承诺，必须去修改很多政策法规，跟国际的惯例接轨。比如说关税就要降低。如果没有外部的动力或者说是压力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做得这么快。又譬如说，我们讲了很多年的扩大内需，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化中，所以现在看到，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政府提出来要保增长，急剧下降的出口就需要内部需求来拉动。而广大的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有巨大的内需潜力的。这时拉动内需，强调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要提高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的覆盖密度与水平。这样，在全球化下，外部问题就转化为内部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未来我们还会看到，当内部改革遇到很大阻力时，全球化开放的环境就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前面，我们似乎都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一面。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问题由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的结构所导致的。我们将这个结构概括为三点：

（一）   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

经济的分权加政治的相对集权，使得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去发展当地的经济。而恰恰是过于注重这一点，这个制度就忽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等其他方面。因为一届政府也就做个四五年。如果只要在任期里将地方经济增长做好了就可以，那么地方政府当然就会更加注重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就会忽略一些对长期增长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对教育的投入，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地方政府就不太愿意做。一方面，这些投入的效果很慢，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以后，就可能流失到其它地方，不留在本地服务了。由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类投入，内地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是严重不足的。此外，收入的均等也被忽视了，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些恰恰是因为我们基于分权的政治激励所导致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科学发展观，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一些长期的目标。比如说，环境保护，你不能为了保证短期的增长而不关注环境。环境一旦破坏，未来治理的成本非常大。又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生产方面的安全问题，还有劳动力的保护等。新的劳动法加强了劳动力的保护。再比如前段时间的黑砖窑事件，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利益共同体，为了发展经济，可能就没有动力去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当有矿难发生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倾向于隐瞒不报。这也是跟我们过多地偏重于经济增长有关系。

（二）   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说和我们的文化、伦理有关，也可以说和计划经济有关。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短缺，很多东西都很紧俏。那时，为了得到短缺的物品，关系就很重要。有时候，你需要政府某一个官员来批条子，批条子就是由关系来完成交易。这时候，不是价格在配置资源，而是关系在配置资源。改革开放初期，关系就已经渗透到经济中，进一步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关系型的社会中，一旦我们市场化了，有了市场，是不是说市场就取代了关系，关系就不重要了呢？不是，实质上这个关系是嵌入了市场里面。并且正是因为市场化，关系获得的回报也越来越多。刚才讲到批条子，在计划经济年代，你这个官员给人批个条子，人家可能会过年的时候给你送点礼，给你些好处，这个好处可能也大不到哪去。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如果要获得政府管制的紧缺资源时去批条子，这个条子就值钱了。你可能用关系直接参与交易，有关系就可以获得廉价的产品，在市场上高价卖出。1980年代的时候有个词——“官倒”，就是倒爷，是指他不断地“倒”一些紧俏的商品。他有官方背景，他有关系，他有权力，所以他能做得。这样，在一个关系型的社会里面，市场化反而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使得关系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渐渐有了更多的规则，但规则可能有些模糊，甚至相互冲突，有时，规则又可能特别严。模糊的规则，相互冲突的规则，过于严苛的规则，都跟关系型社会有关。就是因为规则这样说也行，那样说也行；就是因为规则很模糊，就看你怎么解释；就是因为这规则太严了，在规则下面你都做不成事情，这时，关系就非常重要了。当你有关系的时候，事情可能就做成了，当你没有关系的时候，事情就往往做不成。关系在市场经济里能够继续重演历史。

（三）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改革开放之初，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受到“赶英超美”目标的影响，为了能够迅速地恢复经济，缩小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我们采取了“赶超型”的策略，就是把农业上面的积累转移到工业上面来，发展重工业。当时认为，重工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与之相配套，就实施了一个城乡分割的政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农民的收成，除了满足自己的口粮以外，余下的交给国家。工业以很低的价格获得它的投入品，所有的积累都被用于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在这样的结构下，城市居民慢慢地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要低得多，因而，很多政策都是倾向于城市的。譬如说高考，农村的孩子想要考上大城市里的大学是很难的，因为大城市的高校给外省的名额很少，而农村及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又低，高中的教学质量相对要差得多。此外，我们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医疗卫生投入也很少。随着国际资本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相结合，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民工潮开始出现。但进城的务工者始终带了一个身份印记——我是农村户口，即使我在城市的工业部门就业，我还是农民。这个户籍差异使得民工难以享受到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如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于是，劳动力是转移了，但城市内部却形成了一个二元分割的社会。

 

在这背景下，我们实行赶超型的策略，追求增长，就导致了两大失衡，这是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战略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一）   内部失衡

内部失衡，即国内的失衡。城市倾向性的政策对城市有利，对农村不利。当然，近年来至少中央政府对此问题越来越为重视，近几年来，很多一号文件、提案都强调“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农村的问题。然而，“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凸显，就是因为城市倾向性的政策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快，农民没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开放中经济增长的好处。虽然总量上面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但大家想一下，穷人和富人谁更需要花钱？同样100元钱，谁花得更多？肯定是穷人。这就是经济学里面所说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道理。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消费倾向更低的富人手里，收入差距伴随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就会导致内需不足。因为富人有钱不花，穷人无钱可花。富人的钱相当一部分最后流向了虚拟部门，到了股市就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到了房地产市场，就导致房地产泡沫。虚拟部门的泡沫也使得企业家创新不足。股市在5000点左右的时候，曾经有个民营企业家向我咨询，他本人不懂炒股，但他儿子拿了他的钱炒股赚得挺多，所以他想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钱让儿子投入到股市里去，因为他发现经营制造业很艰难。大家想一下，如果很多企业都把钱投入到股市里面去，那谁又会去创新呢？我和他说，股市有这么高的收益率，确实让人心动，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人家都去热衷于炒股了，如果你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创新上面，一旦股票市场不景气了，你才会比人家有更高的起点。相信在那段时期，有很多企业家都这么想，这就是内部失衡的后果。

（二）   外部失衡

为什么会外部失衡？从结果上看，既然内需不足，为了保增长，我们只能依靠外需，于是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从内容机理上看，严重的城乡分割使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极低。因而，进城务工者在城市所要求的工资底线就很低，并且，我们对劳动力的保护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的低劳力成本。在加上人民币的币值低估，于是，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就极具价格优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外汇储备很重要。泰国就是因为外汇储备不够，结果泰铢疯狂贬值，引发金融危机。于是，低劳动力成本、币值低估，再加上政府的出口创汇政策，结果导致了近年来巨额的贸易顺差。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贸易冲突，人家告你倾销、对中国产品产生敌意。比如，意大利传统的手工制鞋商很多，但由于温州大量低价鞋子的竞争，他们纷纷倒闭，结果产生了一些排华事件。第二个问题就是造成了中国和美国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外汇，而美国人却是借钱消费。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相当于把钱借给了美国。如果美国能始终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保持创新的速度，这是不要紧的。因为它有高科技部门和新兴部门，这些部门利润空间很大，使得美国人始终能用明天能赚到的钱来还今天借的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互联网泡沫破裂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因为IT产业的确促成了实体经济的繁荣。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找不到新的创新点，于是，以中国和美国为典型的这种特殊关系的链条就破裂了。这是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强调调整需求结构，强调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谐。我们就把它叫做科学发展观。我们有五个青年教师合写了一本书，用一个发展的三角阐述了这个过程。其大意是，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从特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出发，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结果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双重失衡。现在我们则开始进入了改革的第二阶段，那就是要扭转失衡的现状，缩小收入差距。要实现社会的和谐，还要保证经济的增长，那么我们就要转变政治与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我们自己对科学发展观——新的历史起点的一个理解。

 

如果要进一步概括中国三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适宜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可能是多元的，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合理模式。举个例子来讲，民主一定好吗？在某些阶段里面，西方式的民主不见得好。拿印度与中国比较，都是大国，地区差异都很大。不同就在于，印度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我们是政治上的集权加上经济上的分权。结果中国GDP导向的这种体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非常好，而印度呢，要做一件事情可能就永远做不成。在某些阶段，某些条件下面，西方式的民主是好是坏并不必然。这就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可能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调整。我们认为，未来我们更需要的是管理型或者服务型的政府。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以后政府就应该从微观的市场干预中退出，而更多的是起到服务或宏观管理的作用。关系型的社会也需要向规则型的社会转变。城乡分割也要向城乡融合转变。如果实现不了这样的转变，还是关系型的社会，还是关系嵌入到市场里面参与市场的分配，掘取资源，如果还是城乡分割，那就不能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