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主题，并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基础。同时，“促内需”也成为当前“保增长”的主要政策选择，至少在政策解释和宣传上是如此。由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在理论上似乎可以舍此求彼，可以自由组合选择，因此，在不少专家学者、政策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看来，在当前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促内需”与“保增长”是天然的政策匹配和有机组合，就好象从“投资与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很自然地转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很简单容易的事。

       表面上看，既然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合时适，那么内需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就成为必然，无非是“厚此薄彼”的一种选择而已。这背后的思维逻辑就是：出口导向不行，就可以少依赖出口；投资主导的模式行不通，减少投资即可。至于内需主导，多刺激消费就可以了。潜台词就是“这有什么难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要架起“促内需”与“保增长”的桥梁，是一件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超级大事，在这种转型未真正完成，即“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以及几十年建立起的“生产决定一切”的政府部门管理体制未有效改革之前，要打通“促内需”和“保增长”的“关节”困难重重。因此，在现实条件下，政府在“促内需”与“保增长”之间是一种无奈的二难选择：要“保增长”就不得不重新走“重投资”的老路；而真正要“促内需”则必须要撼动几十年一直未改的根深蒂固的“投资型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借机推动社会经济的大转型，让民间资本主导经济增长，让“重生产，轻流通”、“重投资，轻消费”、“重外资，轻民资”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取向得到根本改变，真正建立起有利于国内市场繁荣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否则，“促内需”的基础条件和整体环境就不具备。显然，如果要进行这些深层次的改革，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就不能不影响“保增长”的安排。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可以统一，但在缺少一系列发生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前提下，实际上它们在短期内获得统一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从本质上讲，各级政府还是更喜欢、更愿意、更习惯、更熟悉“促投资”来“保增长”，通过“促内需”来“保增长”尽管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而且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但在目前条件下则应该是一个无奈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促内需”必须有一种“民生至上”而不是“政府至上”的执政理念，有一种相对完善的市场民主和经济自由保证。而在长期的集权经济体制和政府作为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财富分配主体的体制下，政府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部门利益，要改变这一点，等于颠覆和改变几十年甚至几千年来的“官本位体制”。因此，“促内需”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都还欠缺；

       二、从日本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来看，要突破这一点，必须发动真正基于“以民为本”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就象只有真正地发动了工业革命后，才能突破传统的小农经济，走向工业化道路一样。中国要真正走向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绕开这个“关卡”；

        三、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许多改革只是进行到一半或只改到某一部分，这其中，民营资本的地位问题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解决。例如，中国资本市场几乎是跳过了“资本化过程”而直接走上了“证券化过程”，也即在资本化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走了畸形的快速证券化道路。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高度泡沫化和“变态”的主要原因。所谓“资本化不充分”就是大量的储蓄和民间货币收入无法取得长期稳定的资本收益。进一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投资和外资大量进入推动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大量的居民储蓄和个人却并没有获得多少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政府投资和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充分的“资本化过程”才是一个国家走向正常的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基础，也即无数大大小小的本土“资本家”的产生和成长，才能使“内需主导”获得依托。单纯靠工薪收入、炒股或炒楼的投机性收益，都不足以支撑起“内需主导”；

        四、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是产生在“短缺经济”时代，对解决“生产不足”等经济难题十分熟悉，各级政府部门的体制设计、工作习惯以及现行的工商登记、统计、税收等一系列制度，大多是基于围绕解决生产不足问题来设计的。而现在突然要“促内需”，且不说这些政府部门领导不熟悉，就是了解这一领域的工作人员都很少。你现在到任何一级政府部门，了解市场、流通、消费的官员都少之又少。因此，尽管中央政府能从宏观决策上重视“促内需”，但地方政府能否有效地领会和执行这一战略决策，则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还需要体制、法律等一系列的配套。这也就是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中央一直重视“扩大内需”，但地方政府却在“重投资，重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因。政府机器强大的惯性导致任何一个转变都非一朝一夕。

       此外，还有目前国内的消费消化、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都意味着中国“促内需”的道路走起来不那么平坦。这也就是我极力主张在当前背景下借鉴日本经验发动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大力推动经济大转型即用以现代商贸流通业为先导全面改造中国的经济运行体系，建立起“促内需”的基础平台和“从服务于出口为主的流通体系转向以服务内需为主的流通体系”的主要原因。

       总之，希望各级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促内需”与“保增长”二者统一的难度，重视解决阻碍它们之间实现统一的内外部难题。我衷心，我国能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成为地完成从投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大转型。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中国就真正完成了几千年来最大的经济变革，即民本经济社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