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入歧途的发展理念

王志华

之前《虚拟经济应如何定位》文中提出，每个历史时期的文明的评价，科技文化和社会人文才是核心的评价领域。经济和物质社会是历史阶段性的形态，并不是文明的主要标志。而能够孵化一个时代文明主要构成的其实应该是该历史时期的上层管理建筑的构建和发展。关于这一点说得有点过于抽象，可能有些人也不知道如何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否成立，作为新的观点也会有争论。我想有必要再深入进行探讨。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理念的评判来进行。上升到哲理层面的争论，难度有点大，勉力尝试，望有识者指正。

也许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怎么也想象不出，中国在第三世界的的几十年外交和扶持努力，会在短短时间内因为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的冲击而付诸东流。而我们的唐宗宋祖缔造的中华历史伟大的文明影响有朝一日会因为中国人短短几年走向世界的恶劣形象给破坏无遗。中国还是那个历史文明古国吗？中国人还是那些礼仪之邦教化下的国民吗？回望国内，农村世界之污水横流，江河湖海全面水流几无可引用之清流，国人安全意识在太平盛世的颂歌中甚至浓于乱世。每每看到关于中国人羡慕国外田园生活的文字，我总会惋惜自叹，中国这是怎么啦？即使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还是心存幻想，怎么高层就没有那么个把明白人出面呼吁纠正？你们不是中华子孙？怎么把祖宗的荣耀都丢弃了。

对于“虚拟经济是现代文明的孵化器”之类的提法，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为甚麽不跟随形势赞同，（相信持有相关观念的中央高层大有人在）还要一再论证其不成立的理由。不是我执拗，中国相关的一类认识似是而非的理念很多，多到决定整个国家管理理念发生了扭曲。之前已经指出经济领域相关的一些理念，还引来了一些顽固的攻击。我不是所谓的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我也不是斗士，我只是认为我是一个中华子孙，多少算是一个学者。我追求心之随适，无法放弃我的良知，只求心安而后气壮。

这些天在网上又看到不少关于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字，大致是说是儒家思想导致封建主义的流毒致使当前中国官本位现象和国家管制的高度封建趋向。姑且不论儒家如何，儒家教人做人的基本理念，中国现在有几个人当一回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看中国的假冒伪劣的丰功伟绩，看看中国人的高昂而目中无人可以到西方世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高大形象，还有那么一点点基本的为人的素质吗？看看中国社会种种流行的东西，真善美的做人的基本追求和底线的坚持，中国人的家庭教育中还有吗？日本毒米事件还有商家切腹谢罪，中国的大量的类似三聚氰胺事件，什么人会自己出面负责？廉耻之心也早已喂狗了。一个社会到了不敢负起自己的责任，责任追究都没人重视的程度，包括媒体也没有个是非理念标准，还有信用吗？还有法治吗？国家治理还会有成效吗？当然也就不能想象，在这样的社会中要寻求什么廉耻之心、什么真善美了。社会发展到了这样的状态，还能说整个国家的发展理念没有误入歧途吗？

类似于“虚拟经济是现代文明的孵化器”的提法，对文明的定义多定位在物质文明为主的层次上，又或许其中有马列哲学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念理解的成分。对于马列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我认为是不全面的。在《共有论》一书中我就依据易经系统思维提出，在社会发展系统分析和系统控制上是有区别的，在系统分析上，基础决定发展形态（包括上层建筑），但在系统控制上，是上层建筑决定发展形态（包括基础的变化）。其实在日常事物的处理上，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就像农村建房子，有钱了决定我能够建房子，但建不建，怎么建是我决定的事。就中国古代哲人的教诲，可以看出，基本哲理没有多少超出农村大妈理解的事情的范畴的，脱离民众都是制造概念的近现代学者自作高深造的孽。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理念误入歧途，根源主要在于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缺乏自己的经得起考验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学体系，以及这些理论观念普及成为社会的理念。毛泽东打破一切，也破除了中国几千年来国民坚持的基本理念，现今的国民是没有基础道德教育的一代，又或是被似是而非实质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误导的一代，主要体现就是头脑里没有道德理念的的框框，当然更是没有信念。更要命的是引进一套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学说并推行意识形态控制，导致中国整个学术数十年的沉沦，导致如今要实现中华的崛起根本就没有一批立足于中国实际实践经验的社会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的支持。于是西施效颦，学习西方的模式，却又水土不服，更没有学到精髓，导致如今的社会发展千疮百孔的局面。

说是上层建筑决定发展形态，发展理念就是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实行人治，但是也十分重视法治。两者兼收以行儒家中庸之道。但是家族王朝的消灭，破除了人治的合理基础。家族王朝是为家国，统治者会珍惜自己的东西。没有了家族王朝，统治阶层再推行人治，谁来珍惜？谁来规范？所以中国当前既没有人治基础，又相当程度上存在人治，必然会发生问题，而且已发生就将是大问题。举个例子，某封疆大吏几年前在深圳任内拍了两下脑袋，推行了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社区工作站、一个是街道综合执法，现在的职能部门和街道工作人员可幸福了，执行职能不管专业不专业全面向下推，而社区工作站成天闹革命，闹到工资已经接近公务员还要闹全面的保障待遇，现在成了深圳维稳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居委会职能全面萎缩，基层自治连个壳可能也不保了（这可是违反宪法的）。职能部门不执法了，街道执法跟随领导紧急任务转，90%的执法职能也放在一边，如某区今年主抓违建，劳动违法案件至今没有查处一宗（去年据说有一万多宗），但是由于经济危机，劳动纠纷却多如牛毛，很多只好最后到市政府门口求援。不说每年纳税人的钱多支出多少个亿（据区里说增加几百个衙门支出增加了好多，区里财政收成如果不好，将来可能难以承担），就说现任政府要擦这个屁股，在岗的近万人的处置任谁都头痛。

现如今，中国必须实行完全的法治，但完全的法治，权力制衡的安排架构是最根本的基础。至今，中国的这一基础还没有构建起来。法治理念的没有普及是由这一基础决定的。这里其实也没必要扯进一党专政这个敏感问题。在一党专政下，行政上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置处理好也是可以实现分权制衡的，如果能够更上一层实现立法、司法和货币政策的独立就更好。当前的人治成分，最要命的就是行政长官可以干预立法、司法，还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形同虚设。这样的架构，如何推行法治？再加上新一代掌权者大多缺乏信念力量，能不产生腐败吗？发展理念中的法治概念的模糊定位，最初可能压力来自维持政权的顾虑，而今更多应该是受阻于既得利益集团。正像前面文章说的，要破除制约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范困境要有大魄力。

上文说到地方自治，关于地方自治方面的社会管理架构的管理理念也一直存在问题。根源也在于维持政权方面的理念导致误入歧途。实行地方自治会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吗？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提倡？这里其实也是存在认识误区的。共产党始终没有说要干预一切，干预一切事实上是权力膨胀自然形成的。权力的自我膨胀特性是缺乏法治限制的任何政权安排的必然特性。现在的权力膨胀已经到了严重威胁整个国家管理制度的顺利运转的地步了。事实上实行法治最终就应该实现行政审批的的全面法治限制，最终审批事项变成执法程序而不是行政审批，只要有行政审批的灵活安排，就难以避免权力的不断膨胀。我们只要审视一番，很多审批事项其实就是将备案事项拆开变成人工受理而成的。提倡和搞好基层地方自治，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社会管理的矛盾会越来越多，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会越来越多。

要一一检讨的话，可能没有个完结，这里只能是讨论几个管理架构和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建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再结合看看本人的其他文章，或许有助于有些观点的理解。

2008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