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是博大精深的，它引起世界学术研究及军事家们高度重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从其开始形成之时，就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因此它就具有了博大精深的辨证思维特点，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也同中医学理论一样，较少受到中国哲学思想历史嬗变的影响。

 

那么，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理理论，无不受到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哲学思想嬗变的影响，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而军事学说、医学理论就可以不受、或者少受影响呢？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说、医学理论之所以较少受到哲学嬗变的影响，是因为，第一，军事与医学一样，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实践范围，与其它思想理论因素不相互纠缠。第二，这两者的实践不象社会政治生活那样，很难在短期内有明显的社会效果显现，而是其理论是否切合实际，不但能够很快地显现出来，而且都是以很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种情况正好又证明了一个哲学理论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概括起来，中国的古代军事学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很重的特点，然而，却常为世人所忽视：

 

第一，论以天、地、人、时

中国古典道学理论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这就是决定了中国古典哲学具有博大精深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军事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体现出了这个博大精深的特点。

 

所谓天道与时变，一般是以“天时”为表述用语。体现在军事学说方面，就是讲战争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年四季的风、雨、雪、雾、严寒与酷暑等自然条件对具体战争的客观影响。审知顺逆而预做准备。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好的军事家，必须具有天文、气象方面知识的问题；所谓地道，一般在哲理应用之中，多以“地利”而言之。这就是要求指挥作战者，要熟知战场、道路、关隘、山峰、河流、林木、湖泽等各种具体的自然地形、地物，给战争带来的正、副两方面影响。以在战前进行中对敌我双方在这一方面的利弊考虑，以及如何采取变不利为有利的措施等。所以，这就又提出了军事家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的问题；所谓人道，在军事思想中的应用，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军士的衣、食、住、行，以及人心向背、士气高低等诸方面在战争中的客观影响。所以，凡是一个好的军事家，他应该就是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然，只知情况而不能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行考虑，理论联系实际地变通应用诸种客观条件，那就难以作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轩辕黄帝言及战争，就强调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①，“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②这也可以看作军事理论上的一个纲领性

 

 

 

论述。唯其如此，《握奇经》、《六韬》、《司马法》、《孙子》、《孙膑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莫不强调天、地、人、时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性考虑与应用。例如：

《握奇经》首论天、地、风、云，以定阵法；

 

《六韬》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指出“圣人之在天地间也”，治国用兵，不可不察；

 

《孙子》更强调用兵之道，首在以道治民，突出人的因素之重。次论天地。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第二，用以《易》经八卦

夏以来，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独裁统治，统治者们以神道设教之法愚民，由此而占卜兴起。至商末周初，更将传播道学的经典《易》书卦画亦用为占卜工具，自《周礼》规定三《易》为卜筮用书后，世人便以为《易》经为卜筮用书，信而不疑。然而，却独在中国古代形成的军事思想中，不讲占卜，不论鬼神，而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个方面，用为军事思相的体系构成，而作为其唯物、辨证、求实、科学决策的理论保证，甚至历代著名军事家还多用八卦排列中的“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哲理以布军阵，用之以实战。对于此种独特的布阵形式，或名之曰“八卦阵”，或称之为“八阵法”，也有的命之为“八阵图”。这种兵阵布局，因其阵容可变，神鬼莫测，阵战变化之中疾如狂风，暴似雷霆，往往会收到以奇制胜的重大战果。由此，“八卦阵”、“八阵图”，遂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例如：

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中，就曾以八卦阵封锁山谷，置蚩尤于死地，后世史家称灵山河谷曰“凶黎之谷”，命蚩尤屯兵以战之城为“凶黎土丘”。黄帝布八卦阵的地方，后世村名居民便依八卦阵遗址而称“八卦”，它在黄帝城、蚩尤城遗址东北约六公里，原属涿鹿县矾山镇所辖，后划归怀来县李官营乡。

 

传为风后所撰的《握奇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曰：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点出主帅居于八阵中央“太极”之位，以掌握和指挥八阵之军，战时随指挥而行变化的总则。此后，就依八阵之法一一而行论述。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性长于巧思……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用于战争……

 

若依俗传，《易》经八卦是用于卜筮的，打仗作真枪真刀的厮杀，何以倒用开了八卦以摆阵而战？中国人对此则很少见有思索与讨论了！

 

第三，声明：治国、用兵，正奇不同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一个恒久不已的命题。李耳虽贩卖愚民理论，但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进行歪曲。

 

为什么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呢？这是因两者之间的目的不同，性质不同，所以就决定了其方法的不同：

治理国家，要讲明民以治，要把政策、法令、目的、理论根据都要告诉黎民百姓，使大家都知道该做甚么，不该做甚么，道理是甚么，一切心里都明明白白。为了使黎民百姓明白，还要进行大量的宣传教化，这就是明民而治。而用兵作战，目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消灭敌人，所以是不能把作战目的、任务、方法、时间等告诉敌人让其有准备、有对策的。因此，就要做好保守秘密，不仅要对敌人严格保守军事秘密，有时为了防止在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泄密，甚至在自己一方，也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治理国家，是运用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管理等一切手段调整各种关系，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公益与私利、消费与积累的关系等等，使其保持阴阳相对平衡，因而具有生命力。所以，一切政策、法律、措施等就讲公平、公正。也就是要“以正治国”。而用兵作战，则不是要保持敌我双方力量的平衡，而恰恰是要打破敌我力量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吃掉对方，变二为一，变偶为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虽然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中表述用语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在理论本质上则是一致的。如：

《握奇经》不仅在开篇就解释了为什么命其经为“握奇”的问题，而且还讲：“治兵以信，求圣（胜）以奇”。这就是说明，治兵与治国之理同，用兵与治国之理异。

 

《六韬·文韬·兵道》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与道，几与神，用之在于机（奇），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此语中的“一”，就指得是“奇”。“奇”，就是要能够作到“独往独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神鬼难测，充满玄机。

 

《孙子·计篇》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种说法，与《黄帝经》关于“战示不敢，能示不能”之论完全一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个观点是从中国自有哲学思想理论起，一直至春秋之际，《易》经、《黄帝经》、《握奇经》、《六韬》、《管子》、《道德经》、《论语》、《孙子》等古籍一致论述过的。这个理论如果不明，或者颠倒而用，就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祸患。

 

但是，古往今来，就偏是有人不知此理。如宋襄公提弱兵而伐强楚，楚军欺宋军之弱，白日渡河，犯了兵家大忌。公子目夷见楚军渡河过半，建议宋襄公抓住这敌人送给的良机，立即挥兵出战以获大胜。谁知宋襄公指着自己所打的“仁义”大旗说，乘人家渡河首尾难顾之时出击，岂不是不仁义了么？结果宋襄公丧失良机吃了败仗。宋襄公错误地搬用治国道理于战争，对敌人讲仁义，打败仗，留下个千古笑柄；同样，执政治国，不讲明民而搞暗箱操作，不讲以正治国的道理，而讲“造反”、“夺权”之理，同样也会将国家弄个一塌糊涂！“四人帮”高唱“造反有理”，大搞“夺权”斗争，不也是一例么？

 

第四，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孜孜追求。但是，从古自今也不敢忘记富国强兵，以保国家安宁。这个道理，在中国的军事著中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一种辨证思维方法。例如：

《黄帝经·经法·亡论》中说：“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逆节不成，是谓失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这是反对以强凌弱，发动不义之战的论述。认为不义之战，不胜是符合了自然规律的，合该是如此，因为“所伐不当”就为不义，不义就不得人心；如果侥幸取胜，也还会因狂傲招致祸患。而在《称经》等篇，则又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见微知著，振兵以防战乱发生：“亡国之祸，莫大于乱。安乐必戒，无行所悔……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要战而胜之，则必须常备不懈，以法强兵，“兵不法天，兵不可动；兵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入，兵不可成”，一定要作到战则必胜，攻则必克。

 

《握奇经》在谈了如何治军、强兵、取胜之道后，就又提出了警告：“夫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圣人之言，以戒来者。”

 

《司马法·仁本》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尉缭子·兵令》谓：“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正因为如此，《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国的军事学研究著作之中，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诸如对战争性质、胜负条件、知己知彼的指挥原则、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具体作战方法、以及将帅修养、治军方略等等，因为，这些不为本书写作重点，故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