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与区域经济的崛起【中】 第二节 《产权理论》贡献
顺德人借助1992年邓小平视察的强大外部条件，1993年在全国率先进行市属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闯入“产权禁区”。顺糖和华宝的企业改制，第一次探索“产权束”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在国内的实践，为三年后全国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奠定了基础。
华宝改制为中国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抢先闯出了一条路，不管这条路当时引起多大风波，后面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华宝的改制都是有关联的，这是顺德人为中国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作出了一次无私的奉献。
衡量国企改制成败有三个标准，（1）是不是被贱卖；（2）裁减人员的安置；（3）最后的归宿，资产有没有流失。据史料记载，顺德市属企业华宝1993年第一次转制，卖了14个亿，实际评估10个亿，应该是“靓女先嫁”卖了个好价钱；第二次转制卖给了当时顺德的乡镇企业科龙，不算流失吧？人员安置方面，顺德在全国最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最终经过短期波折，华宝与科龙一起打包，归顺海信旗下，由广东省顺德市属企业变更为山东省青岛市市属企业，这算是流失还算是回归？
第三节 《路径依赖》理论实践方面的贡献
顺德人抢先站在制度变迁的起点，用20多年的实践，运用自己的经济智慧，创造性进入了《诺思定律路径依赖Ⅰ》：“外源型经济起步——内源型经济蜕变——本土经济壮大——全球经济扩张”〖3〗。
诺思定律Ⅰ的原文是：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资本流动性增加，信息成本降低，金融风险得以分散。详细内容在《本土经济与顺德商道》一书已有提及，不再赘述。
第四节 《制度供给》理论贡献
通常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政府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是鼓励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将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人们选择的基本方向。“如果制定的规则是生产性的，那么就会大大地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如果制定的规则是非生产性的，则不仅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反而还会耗费社会资源”。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一国的正式制度大多数由国家供给” 〖4〗。本文所指的制度，是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也可以说是涉及到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宪政制度
中国的体制，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一般情况下，正式制度是由中央政府供给的，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去执行。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突破旧的路径依赖，而新的路径并不清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号召“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行摸索一些非正式制度出来，所以地方政府就可能担当制度的临时供给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往往需要“打擦边球”来供给制度。所谓“打擦边球”，首先是为了找到非正式制度生成的理由，其次是为了今后和正式制度挂上钩。这是摸索出来的经验，这是顺德人或广东人的创举，但并不是顺德人或广东人的发明，在西方原创的《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有清清楚楚的理论描述：“什么样的一组非正式规则可以在正式制度框架的空隙之处自发成长，以及这种自发成长过程将会持续多久？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能够达到某种稳定的终点，这个终点代表着一个完全的制度安排？如果这个终点确实出现，是否可以将它视为一个制度的均衡点？”〖5〗
在两千多个县域中，顺德地方政府先行一步，通过“三来一补”，尝到“来图、来样、来设备、来外汇”的最大化利益，于是供给“放水养鱼”的配套政策，客观上完成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选择。换句话说，1978年7月大进制衣厂的出现，使顺德成为中国30年城镇工业改革开放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外源型经济的起点和民营经济的源头。正是由于1978年顺德“三来一补”和“放水养鱼”两个非正式制度的出现，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政府放了更大的“水”：开放沿海四个“特别经济区”，正式启用“三来一补”吸纳外资项目。
一个县域政府摸索的非正式制度，造成社会争议，引起高度关注，两年以后上升为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批“石头”——经济特区，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走出来的，经济特区的制度很快进入稳态均衡。笔者认为在这个历史层面上，顺德人功不可没。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人们都把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顺德做为历史关注的焦点，往往忽略了1984年年初邓小平对顺德的第一次视察的历史意义。
回望30年以来，顺德地方政府连续供给的制度有：
□起点：“三来一补”（1978年7月开始；后来走向珠三角；走向四个经济特区；走向全中国）
□起点：“放水养鱼”（1978年开始 走向珠三角、广东省）
□“一村一品 三个为主”（1982～1992 走向珠三角）
□拐点：“产权改制”（1993～1996 走向全国）
□“小政府 大社会”（1997～2002；2006年在上海和长三角推广）
□“二次创业”（1997～2000）
□“产业升级”（1999开始）
□“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2005～2007；2007年走向大佛山；不久中止）
等等一系列的内生制度，“及时供给有效的制度及数量，满足社会不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需求” 〖6〗，成为顺德区域经济“敢为天下先”的原动力。
概括顺德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制度供给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一律都是内生制度。这是外界总是看不透“顺德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顺德人虚心请外面学者来讲学又总是觉得“不过瘾”的原因所在。
（2）起点和拐点借用了强大的外部力量。例如“三来一补”是借用港资；产权改制是借用邓小平南巡后的强大影响力。是不是诱致性因素还需要深入考证和研究。
（3）能够对全国产生影响力的均上升或正在上升到正式制度。
（4）顺德地缘文化托起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 〖7〗，往往是“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从而在自我强化和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惯性中，形成连续性的制度创新。
在此，笔者假设为一种“制度供给链”的存在，这条供给链与路径依赖的演进规律是相对应的：初始化选择（三来一补）——自我强化（放水养鱼）——报酬递增（三个为主）——偏态修正（产权改革）——路径依赖（小政府、大社会）——稳态均衡（“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这条供给链由矢量（时间）约束，有明显的阶段性过程，或者说跳跃性特征，有强烈的指向性目标——稳态均衡（制度的均衡点）。这是顺德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产业集聚——绩效倍增的社会财富积累模式方面的最大魅力所在。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当然，通过上述的序列，人们可能还会发现顺德地方政府的非正式制度供给，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珠三角、对广东省乃至全中国都会产生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后影响力却逐步减弱。这有两种可能：（1）似乎与顺德行政区划的变动有某种关联。原先单列的县级市与后来的市属区，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地方立法权限却大不一样，制度供给能力基本消失，所以人们朦胧感觉到近年顺德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渐行渐远；（2）“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的出台，标志着顺德地方政府连续多年的内生制度供给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或者说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制度的供、需双方都没有了新制度的冲动。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值得专题去研究。
早在1998年就开始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顺德区域经济的
今年广东卫视推出的系列政论题材《改变》栏目，颇为精彩。其中有一期《顺德改制：潜入改革深水区》的专题片，播出后在顺德引起不小的反响。编导者满腔热情讴歌“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顺德不仅仅获得经济的发展，还实现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调整的双重发展，这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是非常珍贵、罕见的。顺德以改制为中心的综合改革经验，是顺德人贡献给中国的一笔财富”，另一方面，编导者在结尾词认为:“产权改革究竟是止血工程还是流血工程？也许有关顺德改制的功过得失会一直争论下去，历史有时会盖棺定论，有时却又沉默不语”。
我们不可以苛求电视专题片，毕竟不是经济理论课题研究。如果我们把顺德改制放在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大框架下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的演进系统去考量，或者说“制度供给链”的指向性、完整性去考量，恐怕15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争论，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笔者以为可以盖棺定论了，还有必要再“一直争论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