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提笔写些什么的时候总面临着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因为读书容易写书难，就如同英语中阅读与作文的关系。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那帮儒生们“口中纵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然极尽讽刺不过也多少对写文章有所启示，即写文章要说出点什么，能解决问题更好，即便文辞华丽，若无内在精神，也不免沦为糟粕，被视为不入流。
关于生活与学问的话题，前人多有涉及，大致分为相关联和分离两种，形式矛盾可内容（或言主题）却一致，不外乎学问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却又高于生活一类，这种命题原本就不会有什么好答案，也辩不出“真理”来，而真正实在的则是生活与学问本身的意义。倘若没有学问，生活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不会生活，学问亦未必做得不好。（这里生活的具体所指是大众意义上的“鸡毛蒜皮”和“吃喝拉撒”等等）
——前言
生活之不易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这些年在四川日积月累造成的，准确地说是高中毕业后负笈入川独自生活与求学的感受！一直以来，即便家中有两个孩子，他们也都是被捧着长大的（妹妹比他惨点，因为总是被哥哥管着），很少遭到挫折和打击，对他而言，最大的打击非高考莫属了。然而，来到大学后，也是一帆风顺，甚至夸张点说是“心想事成”，这样的成语用在他过去的经历上是比较合适的，现在看来，那是他一直处在被保护的状况下的缘故。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买成箱的水果摆在床下，他和妹妹闲来无事便随意拿来啃，很多都是吃到一两口便丢之弃之。中学时候和同学一起追逐潮流，往往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如购物（当时也没多少钱消费，现在看来买的也都是些专卖店产品）、玩溜冰、唱K（第一次唱歌是初中一次朋友聚会，去的是长沙当时叫做“中国城”的KTV，一开始不会唱，怕唱不好，坐在包厢里狂吃水果拼盘）、装古惑仔（该电影在他小学末期，初中前期比较火爆，常为问题少年模仿）、买磁带（高中后期在苦苦央求下才说服他妈妈买了个Panasonic的随身听，那时候买了很多钢琴曲和流行歌手的专辑）、追星（初中听的第一首流行歌是张学友《情书》，高中疯狂地喜欢谢霆锋和梁咏琪以及孙燕姿）、买山地车、甚至还有高三流行一时的补课（当时是在高中老师李坤家中补习数学，忐忑地去老师家后才发现他们班同学大约1/3在他家开小灶）。到了大学，终于可以买自己喜欢的牙膏、香皂和洗发水了（这是他高中时对大学最大的期待），花钱总是如流水，因为涉世不深，吃了很多亏。大一大二常常和同学在春熙路流连，经常是一天，看到喜欢的衣服或鞋子便心生幻想和冲动，有整整一个月，他和阮甜把天府广场边边那个麦当劳当作食堂，后来恶心了半年，至今肯&麦的东西除开奶昔、甜筒和鸡腿外他什么都不吃。因为那时中国的CPI还不比当今，每月也能凑合，大三时吃腻了食堂饭菜便常常谋划着邀寝室一云南的哥们一起去外面“改善伙食”，常常两人互相请客到吐，这样你一顿我一顿地吃下来也算划算，毕竟是公平的。不过，偶尔他也会和要好的“女性朋友”一起吃饭，绅士风度使然，买单也是常事，一个月下来，不负债就算万幸了。从大二起，他的手机花费便是爸爸在长沙帮我充，这也为他省了不少开支，幸好混学生会的关系结识了一些江湖兄弟，也能不时地蹭几顿饭吃（当然是相互的，以学院的名义去“腐败”记忆中很少），不小心还得个什么奖学金，也能缓解他很大的生活压力。大四搬到本部读书，城里的消费马上与城乡结合部拉开了档次，导致在个人身上发生次贷危机！
就这样，本科读完，回到长沙在团省委的一个部门实习，整天听到和处理的事情是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单位称之为“芙蓉学子”，在单位工作，他听到和看到了一些曾经不敢想象也无从得知的社会真实。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发“工资”（自主创业的那次不算的话），虽然不多但却是他自己辛苦得来的，便格外珍惜，在家里说话也有了本钱，底气不自觉地变高了起来，还嚷嚷着给父母买这买那，其实后来一分钱都没买，都自己带到成都了。读研究生以来，生活少了些色彩，终日埋没在这本或那本书里，无意也无人陪他一起继续本科的“很傻很天真”了！寝室的室友和班上的同学似乎都很谨慎，对于花钱，对于生活。突然发现他们似乎很少出去吃饭，很少一起闲逛，也很少一同生活，常常是一个人在校园的路上留下一条单行线。偶尔寝室也会一起出去集中购物，但都是些生活必需品或急需品，三个人呼啦啦地去又呼啦啦地回，似乎在完成任务。生活突然变得很有计划和条理，就像在脑子里植入了某种程序，规律地按照既定方案执行生活的各项程式。刚开始会有些失落，也有些抱怨，因为很无趣，因为很刻意，也会反思自己过去是否太恣意和年轻。久而久之，生活中的种种“不易”逐渐显现，一直以来都是在很多人的簇拥下长大，即便本科四年也是以寝室或朋友为单位活动，吃饭、踢球、读书、玩…… 也许正是因为习惯了之前生活太多的“易”，顿时间，这种凡事需要自己安排和策划的生活也就变得“不易”了起来。首先体现在生活消费上，即使每月都有奖学金，家里也会寄一部分钱过来，在城里生活也还是不够，常常需要提前预支下月生活费用，而自己眼看已经成年，却分文未收，也似乎不会挣钱，父母电话里极力反对他外出打工，这是他们一贯的态度，而父母不了解的是现在的他已羞于再向家人伸手要钱！曾经对于购物花钱他是没什么概念的，只晓得喜欢合适就买，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也不知道那个物品值不值这个价，以至于常常买贵了，或者买了自己又觉得不应该。有时会买些水果回寝室，室友经常问的是多少钱一斤，而他却答不出，因为他从来都没关心过，只是称了多少钱的就多少钱掏给老板，因此，他根本感受不到室友们所谓的学校水果贵或不贵！买衣服亦然，他欣赏的风格仍旧是原来那套，几乎区别不了和本科生的年龄差距，虽说外观不影响什么实质内容，但多少给人一种“小朋友”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他去买皮鞋，因为不清楚状况，也分不出什么是皮或者人造革，在寝室老袁的指导下才成功购得。中午，寝室那帮兄弟都有睡午觉的习惯，生活都很有规律，一般到点吃饭和睡觉，于是他也习惯了中午睡觉（因为他们说这是很养生的）。可能原来他比较年轻，精力很旺盛，根本不需要午觉来弥补，也可能原来生活太随意，经常没什么特定的规律。
读研以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于生活还是个白痴，不会计划也不会生活，生活经验少得可怜，学着自己操持生活是个很长的过程。慢慢地，他感到已经进入了“大人”的世界，不再和曾经一样随大流和率性地过活，也发现生活其实很不容易，需要亲手完成每一件事情。经常，连个生病都搞不定的他一直很怀疑能继续活下去的机率。大病留待自然好，小病乱投医，长此以往，分不清不轻重缓急，不但照顾不了别人，连自己也将在浑浑噩噩中灭亡！前几天，他又看了一遍2004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冷山》，故事是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个名叫“冷山”的南方小镇一段若有若无的爱情和受战争影响小镇上人们的生活样态，主角英曼颇类似奥德赛的传奇经历，甘做逃兵一路奔回家乡，女主角（尼克•基德曼饰演）则由于父亲的过世不得不独自承担起自己的生活，作为奴隶主的她哪里晓得生活，被当地地保强行夺走了家中仆人后连只公鸡都摆不平，最后只得过着一顿饱一顿饥的生活，为了体面地过活，不得不拿父亲的怀表作为抵扣……若不是在女仆的帮助下，她的境况是可以想象的。这些故事他想起了另一部经典的电影《乱世佳人》，只不过斯嘉丽远比这位诶达（《冷山》女主角）能干，能独自承担起庄园的经营和生活。生活是粗糙的，它有很多棱角需要人们亲自打磨，也不会有掉馅饼之类的好事突然降临，往往生活找上门来的都不是什么顺心事儿。也许是长大了的缘故（虽然有点晚），他发现生活也需要用点心，一直生活在远离社会的学校，便很少去真切了解外面的世界，往往看到的是宣传，听到的是美好，钻研生活的过程还很长，但得一直活下去，也学下去！
学问之难搞
对于做学问，在读研究生之前他还是个门外汉，直到进入了正规的学术训练体系才好歹清楚了学问与问学，自打看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才了点学术史的感觉，许多概念的建立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虽说入门有点晚（也可以说是嗅到了点学术的味道），也总算有点成就感。读书往往是这样一个过程，不读书自然感觉良好，可是越读书感觉知识越匮乏，这多少有些悖论意味。
体会到学问之难搞还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因为前期他像块海绵一样忙于吸纳各门各派武功，而武功往往都是入门容易，学到一定阶段若想突破则需大力气。现代很多“读书人”都不敢谈学问，而谦虚地以“知识工作者”自居，部分原因是学问是个大问题，以学术求真和求实的严谨精神来讨论必然很难开展下去，也很容易与“现实”联系，也就不能成之为学问了！所以，很多对学问的讨论都是局限于某一方面，如方法、态度和知识等。
这里提及的学问难搞则是从知识人的角度出发，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对所谓的“知识分子”做一简单定义（很不严谨）。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
仅从定义要求，则可能吓退大多数人，因为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掌握相当可观的知识外，在内在修为方面也有极高的要求，社会责任感也是长期困扰知识人和理不清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受乾嘉学风的传统治学路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学术纠偏的倡议，部分知识工作者囿于书斋，以尽职事之内的本分（即在本学科或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内达成先进）为要务。避免了浮躁方能成大学问，或许在他们看来，连某知识领域内之问题都不甚清楚便随意到社会发言，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功能有些力不从心和荒唐可笑（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者”热情于扮演“良心”与“先知”的角色）。这也便牵涉到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在研究领域内修炼完成而功德圆满最终出关？若无法修炼成高手，知识分子的要求对于一名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人而言岂不是可笑？于是，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扩大社会舆论的范围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也是化解危机和尴尬的可选途径。近来，关于诺贝尔奖在中国显得很热闹，因为有位华裔科学家获得“炸药”奖，钱理群有句获奖感言很好，他特地感谢了一下水母，“尽管我们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发光，但上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在发光。要是没有水母，今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虽然这是一句很美国式的幽默，但也反映出一个学者的谦虚和严谨，因为他还不明白水母为什么发光，只是在此前提下完成了研究的一部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也仅限于发光体蛋白的功用。在获奖后，很多美国的、非美国的媒体纷纷致电“打扰”，他却说“今天肯定不如昨天聪明了”。
写到这里，大概已经表达清楚了学问哪里难搞了：1、知识分子难当；2、修炼武功的过程很艰苦；3、即便修炼也难以保证达到段数高的境地；4、心态难易摆正；5、生活与学问还有一定距离。
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生活与学问
回到最初讨论的话题，若要问生活与学问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很好地回答，因为答案满地都是又都不那麽能让人全然接受，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有点儿类似中国男足（痰盂），不管他懂不懂足球，都可以吐上一口口水！这里，我仅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原来对生活不是很理解，也不懂生活（当然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读书经常是局限于文本上的理解，故常常是记忆不长久的。后来，在导师的指导下慢慢了解一些学术，开始学习融入这个圈子，读了些书和思考了些问题后突然发现生活的一些“原色”，不再像曾经那样意向化的理解生活，生活也并不“理想”，到处都是磕磕碰碰。至今，我仍不知道是生活影响了学问，还是学问影响到了对生活的理解，总之，这两者的关系很难说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生活之不易与学问之难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者多少有些关联。波伊斯说，任何人，不论多么博学，只要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段不可架梁的距离，就都称不上是有教养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易鑫于成都 2008年10月20日 11:00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