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论》(第十三章)


              (作者:胡志平)

 

13  哲学发展,难在人类认识自我比认识世界难

 

在宗教与神学禁锢人脑的漫长时期,人类并未因为哲学思想的暂时停步而停止人脑的进化过程,停止它自发表现被代代积累所增进的聪敏才智。人的大脑响应条件,拥有面对一切束缚不甘寂寞的顽强表现力。它可以与上层建筑脱节,与陈旧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而从社会底层发起前所未有的首创精神。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扩展自己的认知范围,用物质成果催开科技文化奇葩,同时不断开拓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生存空间。

已被发现沉于海底12000年的古大西州城邦,和没于沙漠与洪水患乱的中国西域城邦、黄河流域城邦,以及古埃及城邦、巴比伦城邦、古印度城邦、还有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城邦,这一切,都是人类物质文明的成果积累,也是创建美好生活的杰出作品,更是劳动再造人类而人类建设家园的典范。

孔子、亚里斯多德、黑格尔等等大批先哲从普通人群中相继出现,说明了人类的直觉响应条件和逻辑思维水平已经显著提高。阿基米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均是对可见可闻的物质世界具备优秀响应条件、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在这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人脑响应条件提速阶段,人类面对大自然的“神力”已经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成千上万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已经稳定地赢得了属于人类的生存空间。

此时,人的力量与自然力相比较,不再是“0”与他数的比较,而正处在从某位数向某位数逐步增长的阶段。也就在这时,人类自然要把自己与大自然之间的位子重新摆一摆。接着,我们也就看到了哲学的发展主线,开始出现了十分错综复杂而又十分精彩的局面。

此期间,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仍然在按照“神”的旨意统治人类。但是,机械唯物主义诞生了。它把支配和左右物质世界的“权杖”从“上帝”那里抢了过来,它为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重新圈了一个“圆圈”,提出:物质世界有自己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与“上帝”无关。它把“神的旨意”和“上帝精神”抛在了这个圆圈之外。这就使得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首先在哲学思想上摆脱了“神”的精神控制,同时也提高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相应地位。从绝对服从上帝意志,迈向了直接面对真实世界的精神境界。

机械唯物主义是人类当时对一切可见可闻的物质世界产生广泛响应之后而形成的人与“上帝精神”之间地位的重新调整。它所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科学先驱们所发现的太阳系运动规律和物理学所揭示的物质运动规律。当时,宇宙学和物理学已经获得了较广泛的人类群体大脑的响应。所以,也有后人把机械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机械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费尔巴哈就说过: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直观”(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可见可闻的东西才是符合真理标准的东西。费尔巴哈的“真理标准”,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法。比如:已经成为古人类的“诺贝尔奖”评奖标准,从古代一直沿用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看似很公正,其实遗漏了许多人类重大思维成果,不断地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着难以弥补的缺憾。

接下来,是主观唯心主义产生了。它似乎感到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地位所“提拔”的程度很不够,于是,又再一次圈了另一个“圆圈”,认为所有“物质在我心中”,“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实际上是把支配和左右物质世界的“权杖”交给了人的意识,是人的意识在决定物质世界存在与否,或发展变化与否。它把神的旨意和物质运动的自身规律一古脑全部抛在了哲学圆圈之外,唯独只留下了人的伟大和“人”的知觉和意识的至高无上。

究竟谁能把人与自然、与社会间的位置关系摆对了呢?

看到主观唯心论这种自我响应的优势,我们很容易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冒出了几个万元户,便有学者高呼:“农民们全都富裕起来了!”结果一仔细普查,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

也许,主观唯心主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所看到的主要是眼前和近处一部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响应条件的改善,以及因这种响应条件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科学成果,为此充分理解到了人类在此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看到当时人类大脑的响应条件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改造自然的程度,甚至没有看到自然力仍然有可能把人类毁于一旦。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资料卡片》自2002年到2003年先后刊载了如下历史资料,足以证明当时人类面对自然力的短视或无奈。

没于海底一万多年的古大西州城邦,是自然力于顷刻间毁灭远古文明、而人类无法逃避的考古发现。它印证了《圣经·创世纪》所描述的特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传说。说明在此之前,祖先们已经创建过自己的美好家园和远古文明史,但那一地区的多数生命和几乎所有文明却毁于地陷和洪灾。那托起少数幸存者的“诺亚方舟”(不过是城邦陷落后飘浮在洪水之上的木质构件)则被宠为维系人类某个种群传承和续火的“神物”,受到《圣经》和后人的崇拜。

公元前3800年前的巴比伦城曾经是世界上顶级辉煌的“城市家园”。其豪华壮丽被《圣经》描述为“天堂”。这座城市仅城门建筑就有100多座,其中8座通向城池主干道的城门高达12米;城中人造石林上的“空中花园”集居住、观赏、娱乐为一体,可叹为万古奇观。可是,当时的人脑响应条件却不能预测,这样的创造伟力反而加速了“荒漠化”灾难对人类的吞噬。恢宏壮丽的巴比伦建筑终于淹没在了滚滚黄沙之中。

如今,我们可以从电视中发现,凡是拥有远古繁荣城邦的地方,今天则多数成为荒漠和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伊拉克两河流域是这样,中国西域是这样,埃及也是这样。不能正确摆正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其生存到哪里,那里都将变成无水无绿、沙尘滚滚、条件恶劣的一片荒漠!

世界著名废都庞贝,公元前10世纪开始崛起,极盛时拥有2万居民、9个街区,4800多米长的石砌城墙围成了一座繁华城市。可是到了公元79年,未所预料的一声巨响揭开了维苏威火山顶的巨大喷口,一场灭顶之灾导致山下的庞贝城迅速没于混浊炙热的浆之中。

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古希腊文明的雅典人,也是因为当时男性公民的自然响应条件才用法律条文来鼓励女性淫乱。结果不几代便造成了世风衰败,性病通过体内介质传递导致无法控制,国民身体素质难以抵御外来侵略,终于成为国力衰败的主因之一,倾城被罗马兵毁灭。人们可以查一查雅典法律:“女子可任意选择男子交配”――写得清清楚楚!

灿烂的古罗马帝国曾经强大的不可战胜,可是只因爆发了一场疟疾,帝国城池也就迅速瓦解。而那个传播疟疾的“运动介质”――蚊虫,直到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末期――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科学家们发现。为发现蚊虫、制止疟疾蔓延的科学家曾有3人先后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殊荣。可见,介质运动和传递对于当时人类产生过多么巨大且难以抗拒的力量。就在罗马鼎盛过后的千余年中,疟疾代表着自然界的“神力”又毁灭了一亿多人类!

不论是地陷洪灾还是黄沙滚滚,也不论是“雅典艾滋”还是“罗马疟疾”,这些都是在劳动再造人类时期为人类的响应条件无法躲避的自然灾难。这一时期,人类常常要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又重新服服帖帖地跪倒在“神”的脚下。看来,当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人类响应条件的评估,是有一点太乐观了!

再接下来,“二元论”出世了。它的出世也是为了摆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位置和关系。说上帝精神不能支配物质世界,物质运动也不能完全支配人的意识,人的意识也不能完全左右物质世界,那好,它来摆平:物质和意识共同支配世界!但是,这就像朴素唯物主义一样,不能归一的哲学智慧将会在人们各自运用过程中各行其是归一。这样的哲学可以成为所有哲学的奴婢。所以,“二元论”同样无法摆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面对人类发展进程中与自然力所处的关系出现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再询问:谁能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位置关系摆对呢?

过去,我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哲学发展之难,难在人类的响应条件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变动函数,而大自然的响应条件则是一个相对稳定、只遵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变动规律的函数。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响应条件应该不能等同于“意识”,或者应该早早确认其与“意识”内涵的区隔和联系。

一根汗毛的摆动,它只能起到响应信息刺激和感应自我的作用,绝不是意识;在享受阳光温暖时无意识地吸收了有害光粒子的辐射,这也只能称为响应了,而不能称为意识到了。同样,大脑神经元对体内信息的初始响应与形成“意识”也绝不是同一回事,其区隔内涵也必须提炼出来。

2008年加注:人脑的发达,包括自发响应的灵敏快捷和自觉意识的准确严密,两者,均可被纳入“人的响应条件”。代代积累的人脑遗传基础、梦境映象、情绪表现、直觉响应以及其后迅速链接而瞬间涌现的意识,及其再所链接的逻辑思维——各个环节,均是衡量人脑发达响应条件的不同指标。响应,在描述人脑机能上,它比“意识”的涵盖要更为广泛,可以包含意识和思维。人脑无意识响应状态与有意识响应状态,均属于生化物质机能。)

2008年加注:如今,在物理学“场效应”理论影响下,多数高校在哲学领域已经放弃了“意识”与“物质”的对等关系。笔者认为:意识,是描述主观与客观关系不能抛弃、不能缺少的哲学基本概念。意识,作为人脑的响应结果,它很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固化,既可以固定记忆保存、也可以广泛传播,既可在人脑中被重复激活或重组激活,也可构成人类个体以及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主观作用力,构成面对物质世界的行为动机。由此,才与物质世界形成了对等、对立、对应的哲学基本范畴。本书要达成的目标包括重新确认“意识”的科学定义。在此艰难目标达成之前,请读者先采取简单逻辑方法用“响应”对应“信息”理解人脑内部生化物质的链接状态;用“意识”对应“物质”解释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这里则要首先强调:进化的人脑丰富而敏锐的响应条件,既是人脑逐渐发达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产生创新意识的基本前提。

单就人脑机能来看,人的响应条件同其他物质的响应条件一样,均是自然的物质属性。唯一不同的是,人的响应条件比其他物质的响应条件更完善一些、更复杂一些、更灵敏一些、对体内和外界信息刺激的响应函数的增长来得更快一些。所以,它的响应范围是一个可以不断扩展、不断延伸的范围,它的响应程度是一种可以不断提升灵敏程度、不断提升复杂程度的可进化机能。

所有哲学的粉墨登场均是为了摆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摆平了就有利于启迪人类智慧,摆得不平――就像“神学”统治一样会扼杀人类智慧,或者像主观唯心论一样远离客观实际。但另一方面,人的响应条件也在代代延伸,增进遗传积累和逐步趋向发达。一种哲学即使摆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暂时的,未必能百年不变地保持平衡。期间必须出现新范畴和新概念才能促进哲学伴随实践发展和完善。

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末期,人们熟知的两个世纪伟人共同为人类思想发展史打开了新局面。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最高哲学成果。他们创立的科学方法论,用“决定性作用与能动性作用”的辩证法思想终于校准了人与世界,即“意识”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决定性本原作用,同时也赞赏人类和人脑的能动作用。

当我们放弃一切政治因素,来切实让哲学先回到人类文明进程和人脑自然科学的轨道上来时,这才真正理解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智慧的伟大之处,首先不在于适合于某一类人群的需要,首先在于科学地尊重了当时人类的精神和意识客观存在的强大作用力。他们主张,既不能把人的位置摆得高于自然界,也不能对人的能动性有丝毫的轻视和怠慢。

辩证唯物论产生于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它也是整个劳动再造人类时期哲学智慧的高度总结,同时又是开拓人类未来更漫长新时期哲学思想的启蒙者。自它诞生之后,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在尊重牛顿物理学三大定律基础上,把当时人类的响应条件发挥到了极致,从而给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带来的伟大突破和贡献;我们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对人类优秀响应条件的接受和共鸣;我们还看到了人类的响应条件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100年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科技成果开创现代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

20世纪初,地球迎来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新时期。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的大脑响应条件构成了人类将要完成新一轮进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也拉开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世界必然出现崭新运动方式的序幕。这个时候,更是人类整体的响应条件继古文明开创时期第一次被提速之后又第二次进入了提速阶段。――这使创立不到百年的哲学,又继续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辩证唯物论?如何继承辩证唯物论?是应该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就必须明确提出的问题。唯物辩证法以它决定性作用与能动性作用的方法论,为人类随时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曾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然而,这个空间能不能适应人类改造自然时期的高速文明进程?能不能适应当代人脑对新科学新技术发展的响应速度?怎样补充和扩展上述空间才能进一步促进并改善中华民族的响应条件?

哲学思想到了关键处,既令人心潮起伏也让人惊心动魄。自然有人问:“胡志平,你不会把祖宗丢掉吧?”我回答:“不会”。不过,也想起了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位科学家说的一句话:“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你事先并不知道这种研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只要你尊重科学规律,最后的结果自然会给你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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