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任教的班里有一个浙江来的男同学叫小浪。他经常来找我玩，俩人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俩人一起去逛街、去看电影、去郊游；一起在我的集体宿舍里，用电暖锅煮玉米吃。
记得有几天时间，我说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小浪就专门去买了几个桃酥饼，天真地对我说：“你吃吃这个就吃得下饭了”。
可随着交往的频繁，他也不断地给我说，他喜欢班里的几个女孩子。看清楚他的异性恋性向后，我觉得继续和他交往，会对我有更深地伤害。于是，我对他表明了少交往的意思。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不想理睬他了，心里很不高兴。
课程结束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突然又跑来了。他说：“你的课我没法专心复习，想到你和我的亲密朋友关系，稍纵即逝，我就心慌意乱的。你把考题告诉我吧，无论如何给我个及格也就算了”。我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我不愿做这种做贼一样的事情。他在反复给我说了几遍之后，看我坚持要让他凭能耐去考试，不禁恼羞成怒。往日的稚气不见了，小浪突然变成了小狼。他用鹰隼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次你如果不把我的考试放过去，后果你自己知道”。
我按正常地流程批完了考卷，小浪没有及格。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寒风呼啸着，我孤寂地坐在寝室里。突然，一个电话，让我去系办公室一趟。晚上还有事要去办公室，这让我十分纳闷。
跑去一看，系书记和两个系主任都在那里。气氛严肃地像是激烈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书记问话，正副主任在旁边记录，像是在审问犯人。他们问我和小浪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让我把和小浪交往的过程都说出来。看来，我真地碰上了一只小狼。但问题是，我不是东郭先生，也不是“狼外婆”故事里的小兔子。我详细地说了我和小浪交往的经过。我说完了，书记和主任还意犹未尽。他们轮番对我进行逼问：“真那么简单吗”？没有其它更严重的行为吗？我说：“如果小浪说还有什么其它的行为，那让他来证明好了”。
不久，校方也知道了这件事。但是除了怀疑和猜测之外，小狼的所有狼嚎声，都因为只能听到空谷中的回声，而不了了之了。
对于狼，轻易地放过它们，那是善良人们的懦弱和可怜。我不是那种一吓就趴下的人，我更像是清澈的水流，天气寒冷我就结成了冰，天气越冷，我就越坚硬。
我从小浪同宿舍的一个学生那里知道，小浪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5本书；这是一个非常好地打狼的机会。我将此事举报到系里和校图书馆；很快地，图书馆就组织人突击搜查了小浪的寝室，所有的赃书都被搜了出来。结果，狼狈不堪的小狼带着一份处分，毕业之后回原籍了。而我也在随后不久，全国性的浩浩荡荡的人才流动大潮中，回到了父母的故乡上海。
我想用我这个切身经历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特异群体的朋友们：我们的与众不同的性倾向，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的错，也没有任何自卑的地方。千万不要碰到一点小事，就做出怨妇似的悲悲切切的样子来；也不要在被攻击之后，像小老鼠一样地抱头鼠窜。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知道林子里可能有危险，我们就更不能弄得像个小可怜那样，等着谁来同情和呵护我们。既然想在林子里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猎人。
正是因为我的执著和我的勇敢，让我在来到上海后不久，找到了我的同性爱人。现在，我们俩的生活，就像童话故事里常有的结尾那样：从此后，俩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感谢父母给了我别样的意识，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人生，也看到了人生中别样的风景。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朋友通信》杂志的约稿，而为该杂志写的文章；该文被刊登在《朋友通信》总第56期，也就是2007年4月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