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4岁的杨安贵静静地坐在青石台阶上，古铜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望着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村庄，几十年的山乡巨变，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若大梦一场。

“村里原来600多口人，现在只有100来人了”，杨安贵说，自己家里还有四亩地，但是已经没有劳动力了。

十年前，杨安贵唯一的儿子在山下的小煤窑挖煤时遇难身亡，丢下了妻子、一对儿女和刚刚盖好了的五间新房。后来，儿媳改嫁他人，孩子由姑姑们领养，杨安贵遂与老伴守着老宅相依为命。

说到儿子，杨安贵已经很麻木了，他说：“当时矿上赔了三万块钱”。

桃纽村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富家滩镇，是一个大山梁上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这里至今没有一条能够行驶机动车的道路，外来者只能步行跋涉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小小的桃钮村也有辉煌的时候，三十年前，这里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产业大军，他们日夜不停地干着一件事——挖煤。

杨安贵说，在毛主席的时代，煤矿上都是光荣的国家工人，村里是很少有人能去矿上工作的，后来有了周边有了私人的煤窑，儿子才能去挖煤，但是后来这些煤窑也全部被国家关闭了。

从清光绪三年（1907年）桃纽村的的杜中窑开始产煤，到抗战期间日军在这里疯狂攫取煤炭资源，再到1977年山西八大矿务局之一的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产出最后一车煤，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桃纽村的煤被挖光了。

“人都撤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杨安贵说，没有了煤，村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更可怕的被挖空了的山体，这些年村里的田地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缝，一栋栋老宅开始倒塌。

桃纽村的王村长说，桃纽村目前有耕地七八百亩地，人口不到200人，人均年收入收入三四百元，是灵石县的贫困村。村里70-80%的房子都塌了，现在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己出钱维修了的，国家并没有给予过补偿。

二

据相关资料显示，1952年，山西煤炭产量不到1000万吨，现在已经达到了近7亿吨，增长了70多倍。过去的五十多年间，山西共产煤近90亿吨，外调量近60亿吨。

渊源不断的煤炭以低廉的价格被输送到了能源饥渴的东南省份，变成了热、变成了电，变成了“世界工厂”开足马力旋转的强劲动力。廉价的能源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这样的竞争力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增长速度。

输出去的是煤，回来的是花花世界。对于杨安贵和他的桃纽村来说，外面的世界与他们只有一山之隔，山脚下的镇子上可以买到任何一个牌子的矿泉水，温州发廊的刺目招牌在货车扬起的黑色沙尘中闪现，慢了半个节拍的流行歌曲同过高分贝的劣质音响直插半山腰。

山西省统计局的窦志达说，多年的省际交换，山西一直是双向损失。

在富家滩镇的商店里，一瓶娃哈哈的矿泉水卖两块钱，这比北京和上海的超市中的价格贵了一倍。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报告显示，上海人均收入4610元，北京人均收入4097元，是桃纽村人均收入的10倍以上。

“年轻人都下山打工了”，王村长说，村里亩产粮食200斤，不好的年景只有八百十斤，是靠天吃饭，“有本事的人基本都搬走了”。

截至2001年6月，受采煤影响，山西已有45个村庄搬迁，另有145个村庄的民房和水源遭到破坏，1500多个村庄缺水。

中国社科院农业研究所的于法稳副主任说，本轮重化工和由此带动的矿产资源开发热潮，对农村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矿区农民不但很难从中获得好处，而且还要承担环境破坏的恶果。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说。

三

廉价的能源产品和劳动力正在加重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在杨安贵正在为他的四亩地怎样养活自己感到头痛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轻松滑过了万亿美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一，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为如何花掉这笔巨款而发愁。盲目的乐观者甚至认为中国已经钱多的没有地方花了，中国也应该做好“大国崛起”的准备了。

而自15世纪以来西方崛起的大国中，大部分都经历了血淋淋的殖民掠夺阶段，态度激进的经济学者批评说，中国现在不可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但是中国出现了内部殖民化的趋势，西部能源产地输出的是财富、留下的是贫困。

英国历史上有著名的羊吃人运动，而中国目前的重化工和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正在迫使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工厂中的工人。

不过这样的担心可能没有必要，这样的情景也可能不会出现，调节收入分配，缩减东西部发展差距正在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沉寂多年的工会组织也把农民工纳入了需要帮助的行列。在山西，征收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基金等用来扶住老矿区发展的做法也在推广之中。

桃纽村的王村长说，国家在四五年前就提出了村庄整体搬迁的计划，县里也来人把村里裂缝的土地推平了。虽然失去了儿子，但杨安贵庆幸自己还有五个女儿，女儿们在照顾一对孙子，并会奉养杨安贵夫妇。

冬天到了，这是桃钮村一年中最难受的一个季节，因为煤被挖光了，也没有钱卖煤，家家户户都是买10块一吨的煤泥烧。

杨安贵从灶台前拿起了一块黑色泥块，告诉记者说：“这就是煤泥，烧一会就没了，时候很短。”

每天，杨安贵都静静坐在家门口，就像一个最后的守望者，看着这个熟悉的村庄，一户户紧闭着的大门和一间间像经历过地震洗礼过的断壁残垣。

当记者问道再过几年如果身体不好了，会不会搬到山下女儿家去养老时，杨安贵迟疑了良久，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