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
民主主义的价值,杜威是这样表述的:“它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业，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些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接触点表明每个人必须对更加多样的刺激作出反映；从而助长每个人变换他的行动。这些接触点使个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展。”
这就是近代以来我们的先辈前赴后继要弘扬杜威的原因,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将通过教育开启历史的新纪元。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中讲：“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此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等于教育？”即基于此。陶行之主政晓庄师范学校时也曾申述道：“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是基于此。
民主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学上的价值。学校的民主更是要造就一种“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业”的素质。因此学校管理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一个班级治理方式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也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课堂结构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也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
前几天全市高中教师培训，碰到几位同学，一个讲他们县今年高考滑坡，校长被撤了，学校一个月休息一天，每天从早晨6：00到晚上10：00，师生一到，大门上锁。说老师、学生一个个都快崩溃了。说起生活，大多数都叫苦不迭：保命而已！
我讲，17大刚开，要看到希望，今天的现实是特殊情况，GDP还有被放在非中心的时候，教育的朗朗天空不会很远，学校的民主教育，我们未来的高素质公民，是可以期待的。
同学个个苦笑，说我永远都空想。
一九六
夏志清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自诩文章天下第一的李敖也讲“唐德刚的白话文在某一方面也比我好”。唐德刚的文章确实可以看出个性来，可读性很强。另外他在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方面也成绩颇丰。胡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然而我最看重的是他的一史识。他这样表述：
我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史”，所谓转型者，便是由一个既有的固定型态，“转”向另外一个新的型态。这项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一共只转过两次。第一次是从西周时代的高级封建制，通过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国的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实行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秦亡之后，再经汉朝的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加以落实，终于转为另一定型，由帝王专政的郡县文官制，这是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以国家为重心，社会则随之一转百转的新制度，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这一民族生活方式的定型，事实上是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开始的。其后一行两千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本质上的变动，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个由秦始皇所落实的制度，到前清道光年代的“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就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这样，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就出现了政治社会文化的“第二次大转型”，但是这个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和第一次大转型，有个基本上的区别。第一次转型是自发的，是我们民族内部诸种复杂的情况发生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变动。第二次则是由于一个强势外来文明的挑战，而被迫发动的……我们这个“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之下，鸦片战后，就弄成“十年一变”了。而这种转型方式的变动，是一转百转的，惊涛骇浪的，甚至是死人如麻的，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已变了一百五十多年了，一个两千年未变的古老的文明，近百年来，被迫变得面目全非。如今变动转缓，曙光初现，看宏观历史的趋势，再有半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就可以摸索出来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底新的“定型”了。到那时变动结束，历史循常规前进，也就是我民族恢复安定之时了。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次大转型，今后如不发生意外，大致需时二百年（1840～2040），就可恢复正常。我们何不幸，而又何幸，竟然生在这段，千年不遇的，惊涛骇浪的“第二次大转型时代”，而身历其境，目睹其面目全非的变化，对这一不寻常的历史阶段，笔者无以名之，乃名之曰“历史三峡”。稍安毋躁，再过四十年，看样子我们就可以驶出南津关，通过葛洲坝，扬帆直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海阔天空，我们就
可以悠然驶向太平之洋了。
“三千来从未有之变局”虽属李鸿章的专利，但是唐君所释确也精彩。处今日之世，当应有如是之认识。挟5000年历史，放眼天下，融入这“第二次大转型时代”，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超越呢？在具体工作中，用民主利器，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好呢？因为这“三千来从未有之变局”本质上是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
一九七
我们现在的办公室从去年开始也专业化了,按科目进行了合并,这样大家正谈闲谈都是工作了。以前一个年级甚至几个年级一个办公室,一个话题出来。就是全校大讨论了,吃喝拉撒，菜米油盐无所不包，那气象真是盛大。新校长上任,改了。不管办公室大小，难免有争论。常常是争到最后就政治化，甚至国际化。记得美国打南联盟的时候，就分化过，几个旗帜鲜明地支持美国，几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南联盟。后来到伊拉克挨打的时候，也同样。有时候国内问题也回国际化，最后总会归结到中国本质，或者美国本质。
支持美国的高举民主大旗，支持南联盟、伊拉克、中国的被民主派斥为奴役派。考其实，支持美国的一位老教师经历过土改，他家的成分是地主，土地被分了；后来还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受过苦，挨过斗。反对派自然相反了。这情形合马克思的阶级论。近来几经变动，办公室坐了一位政治老师，更是热闹，几乎每一个话题最终都归结为政治性的话题。他一说话，大家就攻击他。一个语文老师曾经教过政治，常以市场否定他的计划，也常以自由否定他的专制。说到动情处，这出过语文家的,至全然否定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这政治老师便不依了，翻箱倒柜拿出经典要和他理论一番。要告诉曾经教过政治的老师，什么是真正的计划，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当然乃老师似乎甩出一句也就没什么说头了：计划好为什么还改，计划好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当然也不懈真正的政治老师的马列毛著。
但是有两个洋人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现象的书，在今天“北京共识”浮出水面的当口，那是颇有启发的。似乎可以部分解答中国的计划和所谓市场问题。当然我们的教科书早对这一问题有结论。然而，如今的中国，只要是洋人怎样了，那就是怎样，所以这里也不能免俗了。一个是Susan Shirk，中文名字叫谢淑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书名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1993年），另一本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1966年）两个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对我们认识中国建国后的经济现象大有启发。
谢认为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快毛泽东就开始反思苏联的经济模式，计划的集权模式很显然有异他老人家的人民群众路线，于是开始将经济权力下移，让地方，让人民群众去搞经济。地方和中央奠定的“分权”模式，谢认为，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在中国计划经济最集中的时候，中央也只管束着3％的企业，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两者数量悬殊之大，很能说明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可见乃老师所言计划并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计划经济在中国名词多于事实。把邓小平以前的经济模式一而概之为计划经济是不适之词。
舒曼的观点更直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建国就在选择，工业化之路是走苏联模式还是“延安道路”。他认为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一开始，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就已经摆脱了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是当时的社队企业底子却是留下来了，这为邓小平时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在经济领域走群众路线。经济建设不可能全依赖中央，不可能全依赖专家。这对于常人难道也不是常识吗？在毛泽东的观念里是群众路线，在斯密那里是市场。当时“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矛盾就是毛泽东坚持走人民群众的路线表现出来的。
近几年来，一直有一股暗流，想通过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想认定改革开放乃是天外来客否定计划集权体制。不能说那个时代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或者可以说有些事情荒谬的不能写进历史,但是那都成为了历史,后人有理性地去看。有些知识的人尤其如此。到底这个世界还有真认真思考的人，中国人如此，洋人也如此。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政治课不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被学生问个哑口无言。我们的老师用书本上的知识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我们的老师需要思考，也需要努力读书，尽可能的多读书，因为像计划和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是非问题，不能不深究。
一九八
听老人们讲,50年代有几年,那可真是天下可是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革以后，社会风气骤降，一般人认为，今天中国人性格的很多劣根性其实是文革留下来的，和1000年前的传统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和鲁迅先生讲的阿Q精神的传统也关系不大。按照林毓生先生的观点，这和五四有关。如今五四出生的人基本没有了，活着的人都是五四后，五四运动寻求科学和民主是建立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一般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先是洋枪洋炮，重视的是物质文明，后来发现，制度文明才是重要的，再后来发现制度的环境文化才是根本，于是就打倒孔家店了。
唐德刚讲，文革是造反，是一群娃娃折腾，是政治运动，真正对传统有杀伤力的是五四，因为五四运动的中坚都是知识人士，从旧营垒中来，回马一枪自然威力巨大。林毓生生在山东，学在台湾，思想成熟于美国，是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从公民社会谈起》和《中国意识的危机》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林、殷以及王浩对五四的看法，多源于其长久的西方经历，感觉五四确实是过了，反传统反得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是文化发展的无知行为。但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源于五四的，林、殷、王都有台湾背景，这样人们对他们的思想评价很容易和政治扯到一起，那自然不会公允。海外人士看着大陆如从硫酸池中生长起来的文化，确实也是五味俱全呐。郑愁予的《错误》又何尝不是海外游子归来时的感慨呢？曾想是归人，原来竟是过客。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实际上大陆学者对五四态度也有这样的悖论，今天我们的经济是增长了，但是文化疲软也是事实。学术界这几年一直在讲超越五四，启蒙或者新启蒙等等等等，都是希望我们按照民主和科学的路，再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走下去，而不是左右动荡地发展。
一九九
今年又返高一，第一册一上手就是诗，这些诗好歹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算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国粹派和西方派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中国的历史进入现代，皇帝退了，马褂脱了小脚放了，格律诗终也得变个形式吧。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谁能说没有诗味，胡适讲现代诗人们的成就加起来都没有徐志摩大，《再别康桥》自然不能说不是绝唱，来着能超越的似乎也不多。那就好好读吧。
读着读着就让学生写，先把记叙文或者散文断行，写上几首再说，三五首后，还写出点味道来，于是痛加表扬，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还出了一个诗集呢。出了诗集后，我讲了诗味，讲了中国诗词的发展。当然让学生明白，诗不是记叙文散文断行就叫诗的，其中韵味要用心去体会，要反复的陶冶情操去捕捉。
像郭沫若的《天狗》，并不就是现代诗的典范，那是来自西方的诗的一种。这种绝对自由的诗据说于法国，至美国内战（1860～1864）后，逐渐传入美国，经惠特曼等加以普及，便燎原了。自由诗一来，风靡美国。这风自然被徜徉在美国街头的胡适给吹到了，他老人家“黄蝴蝶”一飞，自然郭沫若就要爆了。
但是发源于法国的自由诗仅仅是诗的一株小草，人家还有大园子呢，万木争春呢。也可以理解，终算自由诗一出，现代中国文学开始了，回头再收拾拾掇，中国的诗还是中国的诗嘛。
二零零
进来有友忧郁，诸事不谐，几近崩溃。我的建议是融入生活，上上课，看看书；做做饭，拖拖地；散散步逛逛街。他对这没有兴趣，那就要大智慧去超越，而此君哲学艺术文学横扫过，都读过通史了，无可奈何，见柳诒徵一篇小文《一切学问的起源》，录于后，或可缓解些无奈吧。
人类本来没有学问；只有自然的现象和一切动植矿物环绕着人类，给与他各种可爱可疑可怖可虑的观念，人类从这种观念里，渐渐推求出许多原因以及种种解说来，这便是学问。外国人如此，中国人也是如此。易经上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宜”。这便是一切学问的起原。本来人类在当时之继续不断的做这种学问，因为时间延长得太久了，方面渐渐分得太多了，有什么文学哲学等等的区别，于是有许多人离开自然的现象和一切环绕着人类的动植矿物等，空空洞洞的在书本上字面上讲学问去了。不过在书本上讲学问的，也有若干人继续不断的对于自然现象及一切物类加以研究。譬如中国人讲究历算药物等类的学问，也有许多发明，比较同时的各国人，也不算差。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白种人在科学上创造一种新世界，中国人才晓得自己落后，空空洞洞的书上字面上讲学问是不够的。人家一层一层的剥到核心去了，我们还守着层面上的几句老话，甚至连老话都忘却了，糊里糊涂的传说，以致一切事业都没有进步。原来中国人的脑力，不比任何国家种族的人们差些，只要认请了什么是学问的起原，运用老祖先的法子，努力追上欧美的人们去。我们重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那有什么难处。现在只怕人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学问。拿着很晚出的几本书，比较几个错字，抄写几条解说，就以为是了不得的大学问；其实他不晓得学问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自然的现象和环绕着我们人类的万物，都是我们要读的书，并且是读不尽越读越有趣的书，比较什么四库七阁的书多着不知若干万倍呢。我们的老祖宗，没有其他的人在前面引路，尚且发明了许多的原理，产生了许多的学说。我们有世界各国人前面的引路，凭借着多少器具，有多少定率可以依据，我们还怕什么学问做不来呢。我们会放风筝，我们会做豆腐，我们会用指南针，我们会排活字，问起从前的人们也都是不会。并且最初发明的人，至今还不晓得他的名姓，他们也不一定要名姓流传，不过是灵机一触闹着玩罢了。我们要用苦功去研究，说不定灵机一触发明了可玩的事情多着呢。
纸上的和现实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从学问的角度讲，不能局限在纸上；从生活的角度讲，要深入之，要有生活。生活之树常青，而光读书是苍白的。
民主主义的价值,杜威是这样表述的:“它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业，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些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接触点表明每个人必须对更加多样的刺激作出反映；从而助长每个人变换他的行动。这些接触点使个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展。”
这就是近代以来我们的先辈前赴后继要弘扬杜威的原因,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将通过教育开启历史的新纪元。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中讲：“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此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等于教育？”即基于此。陶行之主政晓庄师范学校时也曾申述道：“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是基于此。
民主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学上的价值。学校的民主更是要造就一种“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业”的素质。因此学校管理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一个班级治理方式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也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课堂结构是否具有此种意义上的民主也直接关系未来社会公民的质量。
前几天全市高中教师培训，碰到几位同学，一个讲他们县今年高考滑坡，校长被撤了，学校一个月休息一天，每天从早晨6：00到晚上10：00，师生一到，大门上锁。说老师、学生一个个都快崩溃了。说起生活，大多数都叫苦不迭：保命而已！
我讲，17大刚开，要看到希望，今天的现实是特殊情况，GDP还有被放在非中心的时候，教育的朗朗天空不会很远，学校的民主教育，我们未来的高素质公民，是可以期待的。
同学个个苦笑，说我永远都空想。
一九六
夏志清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自诩文章天下第一的李敖也讲“唐德刚的白话文在某一方面也比我好”。唐德刚的文章确实可以看出个性来，可读性很强。另外他在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方面也成绩颇丰。胡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然而我最看重的是他的一史识。他这样表述：
我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史”，所谓转型者，便是由一个既有的固定型态，“转”向另外一个新的型态。这项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一共只转过两次。第一次是从西周时代的高级封建制，通过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国的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实行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秦亡之后，再经汉朝的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加以落实，终于转为另一定型，由帝王专政的郡县文官制，这是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以国家为重心，社会则随之一转百转的新制度，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这一民族生活方式的定型，事实上是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开始的。其后一行两千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本质上的变动，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个由秦始皇所落实的制度，到前清道光年代的“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就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这样，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就出现了政治社会文化的“第二次大转型”，但是这个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和第一次大转型，有个基本上的区别。第一次转型是自发的，是我们民族内部诸种复杂的情况发生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变动。第二次则是由于一个强势外来文明的挑战，而被迫发动的……我们这个“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之下，鸦片战后，就弄成“十年一变”了。而这种转型方式的变动，是一转百转的，惊涛骇浪的，甚至是死人如麻的，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已变了一百五十多年了，一个两千年未变的古老的文明，近百年来，被迫变得面目全非。如今变动转缓，曙光初现，看宏观历史的趋势，再有半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就可以摸索出来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底新的“定型”了。到那时变动结束，历史循常规前进，也就是我民族恢复安定之时了。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次大转型，今后如不发生意外，大致需时二百年（1840～2040），就可恢复正常。我们何不幸，而又何幸，竟然生在这段，千年不遇的，惊涛骇浪的“第二次大转型时代”，而身历其境，目睹其面目全非的变化，对这一不寻常的历史阶段，笔者无以名之，乃名之曰“历史三峡”。稍安毋躁，再过四十年，看样子我们就可以驶出南津关，通过葛洲坝，扬帆直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海阔天空，我们就
可以悠然驶向太平之洋了。
“三千来从未有之变局”虽属李鸿章的专利，但是唐君所释确也精彩。处今日之世，当应有如是之认识。挟5000年历史，放眼天下，融入这“第二次大转型时代”，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超越呢？在具体工作中，用民主利器，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好呢？因为这“三千来从未有之变局”本质上是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
一九七
我们现在的办公室从去年开始也专业化了,按科目进行了合并,这样大家正谈闲谈都是工作了。以前一个年级甚至几个年级一个办公室,一个话题出来。就是全校大讨论了,吃喝拉撒，菜米油盐无所不包，那气象真是盛大。新校长上任,改了。不管办公室大小，难免有争论。常常是争到最后就政治化，甚至国际化。记得美国打南联盟的时候，就分化过，几个旗帜鲜明地支持美国，几个旗帜鲜明地支持南联盟。后来到伊拉克挨打的时候，也同样。有时候国内问题也回国际化，最后总会归结到中国本质，或者美国本质。
支持美国的高举民主大旗，支持南联盟、伊拉克、中国的被民主派斥为奴役派。考其实，支持美国的一位老教师经历过土改，他家的成分是地主，土地被分了；后来还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受过苦，挨过斗。反对派自然相反了。这情形合马克思的阶级论。近来几经变动，办公室坐了一位政治老师，更是热闹，几乎每一个话题最终都归结为政治性的话题。他一说话，大家就攻击他。一个语文老师曾经教过政治，常以市场否定他的计划，也常以自由否定他的专制。说到动情处，这出过语文家的,至全然否定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这政治老师便不依了，翻箱倒柜拿出经典要和他理论一番。要告诉曾经教过政治的老师，什么是真正的计划，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当然乃老师似乎甩出一句也就没什么说头了：计划好为什么还改，计划好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当然也不懈真正的政治老师的马列毛著。
但是有两个洋人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现象的书，在今天“北京共识”浮出水面的当口，那是颇有启发的。似乎可以部分解答中国的计划和所谓市场问题。当然我们的教科书早对这一问题有结论。然而，如今的中国，只要是洋人怎样了，那就是怎样，所以这里也不能免俗了。一个是Susan Shirk，中文名字叫谢淑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书名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1993年），另一本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1966年）两个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对我们认识中国建国后的经济现象大有启发。
谢认为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快毛泽东就开始反思苏联的经济模式，计划的集权模式很显然有异他老人家的人民群众路线，于是开始将经济权力下移，让地方，让人民群众去搞经济。地方和中央奠定的“分权”模式，谢认为，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在中国计划经济最集中的时候，中央也只管束着3％的企业，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两者数量悬殊之大，很能说明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可见乃老师所言计划并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计划经济在中国名词多于事实。把邓小平以前的经济模式一而概之为计划经济是不适之词。
舒曼的观点更直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建国就在选择，工业化之路是走苏联模式还是“延安道路”。他认为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一开始，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就已经摆脱了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是当时的社队企业底子却是留下来了，这为邓小平时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在经济领域走群众路线。经济建设不可能全依赖中央，不可能全依赖专家。这对于常人难道也不是常识吗？在毛泽东的观念里是群众路线，在斯密那里是市场。当时“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矛盾就是毛泽东坚持走人民群众的路线表现出来的。
近几年来，一直有一股暗流，想通过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想认定改革开放乃是天外来客否定计划集权体制。不能说那个时代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或者可以说有些事情荒谬的不能写进历史,但是那都成为了历史,后人有理性地去看。有些知识的人尤其如此。到底这个世界还有真认真思考的人，中国人如此，洋人也如此。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政治课不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被学生问个哑口无言。我们的老师用书本上的知识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我们的老师需要思考，也需要努力读书，尽可能的多读书，因为像计划和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是非问题，不能不深究。
一九八
听老人们讲,50年代有几年,那可真是天下可是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革以后，社会风气骤降，一般人认为，今天中国人性格的很多劣根性其实是文革留下来的，和1000年前的传统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和鲁迅先生讲的阿Q精神的传统也关系不大。按照林毓生先生的观点，这和五四有关。如今五四出生的人基本没有了，活着的人都是五四后，五四运动寻求科学和民主是建立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一般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先是洋枪洋炮，重视的是物质文明，后来发现，制度文明才是重要的，再后来发现制度的环境文化才是根本，于是就打倒孔家店了。
唐德刚讲，文革是造反，是一群娃娃折腾，是政治运动，真正对传统有杀伤力的是五四，因为五四运动的中坚都是知识人士，从旧营垒中来，回马一枪自然威力巨大。林毓生生在山东，学在台湾，思想成熟于美国，是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从公民社会谈起》和《中国意识的危机》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林、殷以及王浩对五四的看法，多源于其长久的西方经历，感觉五四确实是过了，反传统反得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是文化发展的无知行为。但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源于五四的，林、殷、王都有台湾背景，这样人们对他们的思想评价很容易和政治扯到一起，那自然不会公允。海外人士看着大陆如从硫酸池中生长起来的文化，确实也是五味俱全呐。郑愁予的《错误》又何尝不是海外游子归来时的感慨呢？曾想是归人，原来竟是过客。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实际上大陆学者对五四态度也有这样的悖论，今天我们的经济是增长了，但是文化疲软也是事实。学术界这几年一直在讲超越五四，启蒙或者新启蒙等等等等，都是希望我们按照民主和科学的路，再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走下去，而不是左右动荡地发展。
一九九
今年又返高一，第一册一上手就是诗，这些诗好歹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算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国粹派和西方派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中国的历史进入现代，皇帝退了，马褂脱了小脚放了，格律诗终也得变个形式吧。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谁能说没有诗味，胡适讲现代诗人们的成就加起来都没有徐志摩大，《再别康桥》自然不能说不是绝唱，来着能超越的似乎也不多。那就好好读吧。
读着读着就让学生写，先把记叙文或者散文断行，写上几首再说，三五首后，还写出点味道来，于是痛加表扬，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还出了一个诗集呢。出了诗集后，我讲了诗味，讲了中国诗词的发展。当然让学生明白，诗不是记叙文散文断行就叫诗的，其中韵味要用心去体会，要反复的陶冶情操去捕捉。
像郭沫若的《天狗》，并不就是现代诗的典范，那是来自西方的诗的一种。这种绝对自由的诗据说于法国，至美国内战（1860～1864）后，逐渐传入美国，经惠特曼等加以普及，便燎原了。自由诗一来，风靡美国。这风自然被徜徉在美国街头的胡适给吹到了，他老人家“黄蝴蝶”一飞，自然郭沫若就要爆了。
但是发源于法国的自由诗仅仅是诗的一株小草，人家还有大园子呢，万木争春呢。也可以理解，终算自由诗一出，现代中国文学开始了，回头再收拾拾掇，中国的诗还是中国的诗嘛。
二零零
进来有友忧郁，诸事不谐，几近崩溃。我的建议是融入生活，上上课，看看书；做做饭，拖拖地；散散步逛逛街。他对这没有兴趣，那就要大智慧去超越，而此君哲学艺术文学横扫过，都读过通史了，无可奈何，见柳诒徵一篇小文《一切学问的起源》，录于后，或可缓解些无奈吧。
人类本来没有学问；只有自然的现象和一切动植矿物环绕着人类，给与他各种可爱可疑可怖可虑的观念，人类从这种观念里，渐渐推求出许多原因以及种种解说来，这便是学问。外国人如此，中国人也是如此。易经上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宜”。这便是一切学问的起原。本来人类在当时之继续不断的做这种学问，因为时间延长得太久了，方面渐渐分得太多了，有什么文学哲学等等的区别，于是有许多人离开自然的现象和一切环绕着人类的动植矿物等，空空洞洞的在书本上字面上讲学问去了。不过在书本上讲学问的，也有若干人继续不断的对于自然现象及一切物类加以研究。譬如中国人讲究历算药物等类的学问，也有许多发明，比较同时的各国人，也不算差。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白种人在科学上创造一种新世界，中国人才晓得自己落后，空空洞洞的书上字面上讲学问是不够的。人家一层一层的剥到核心去了，我们还守着层面上的几句老话，甚至连老话都忘却了，糊里糊涂的传说，以致一切事业都没有进步。原来中国人的脑力，不比任何国家种族的人们差些，只要认请了什么是学问的起原，运用老祖先的法子，努力追上欧美的人们去。我们重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那有什么难处。现在只怕人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学问。拿着很晚出的几本书，比较几个错字，抄写几条解说，就以为是了不得的大学问；其实他不晓得学问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自然的现象和环绕着我们人类的万物，都是我们要读的书，并且是读不尽越读越有趣的书，比较什么四库七阁的书多着不知若干万倍呢。我们的老祖宗，没有其他的人在前面引路，尚且发明了许多的原理，产生了许多的学说。我们有世界各国人前面的引路，凭借着多少器具，有多少定率可以依据，我们还怕什么学问做不来呢。我们会放风筝，我们会做豆腐，我们会用指南针，我们会排活字，问起从前的人们也都是不会。并且最初发明的人，至今还不晓得他的名姓，他们也不一定要名姓流传，不过是灵机一触闹着玩罢了。我们要用苦功去研究，说不定灵机一触发明了可玩的事情多着呢。
纸上的和现实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从学问的角度讲，不能局限在纸上；从生活的角度讲，要深入之，要有生活。生活之树常青，而光读书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