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春运与改革开放的反思(1月24日)


  

      民工潮春运与改革开放的反思
         ——2008春运随想

  关键词:春运民工潮改革开放的反思

  15年前的春节前夕,笔者辞去了中学教职,只身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后乘船颠沛于苍茫的大海上。那是笔者首次离开北京,在春节期间没有与家人一起过,刚好除夕夜阴雨连绵,如一片叶飘荡在大海中的船,深邃的夜空,那段记忆将永存在笔者心中。

  现在又到了春运阶段。

  春运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独特现象。每到此时,农民工这一“城市的候鸟”,就踏上返乡的路程。去年的现在,笔者以此为主题写了《简论春节返乡现象背后》一文。

  每年春运成为社会问题都是从元旦刚过就开始的。周边环境的影响、媒体舆论的影响,所有因素都导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们“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管是大环境还小心境,都没有心思在工作与学习上,即使是开始下定决心不回家过年的,都会在心里荡漾着回家团聚的涟漪,最终难免加入抢购要返乡车票的大军中。由此,春运大军的规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每年都呈“水涨船高”之势。

  国际社会将春运定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由学生和民工组成的移民大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铁路的运载容量,他们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回家庆祝节日并迅速返回,官方在最近的媒体中称2008年春运期间乘火车的人预计将超过23.7亿人次。

  春运的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工作地点和求学地点与居住地点的分离。

  权威统计称,外出务工人员和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各类学生是春运的主体,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远离家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1984—1988年,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平均每年达到1100万人,年均增长23%;二是1992—1996年,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800万,年均增长8%。此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呈逐年下降趋势,1997-2003年年均转移5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约4%。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2578万人,比上年增长6.4%。除了流动规模的逐年加大以外,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近几年,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跨省迁移的比例在40%以上。此外,农民工流动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向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集中。数据显示,2005年,外出劳动力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占65.1%,其中在直辖市务工的农民工占9.9%,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19.1%,在地级市务工的农民工占36.1%。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工作与居住地点的远距离分离正是他们回乡心切的内在动因。

  而春节也是员工“跳槽”的重要阶段。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大多数外地员工都要回家,等到春节过后再返回,或者到别的城市或区域去寻找更合适的就业机会。正是这种迁移,使得劳动力暂时与企业分离,使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构成了企业用工来源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候鸟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显然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而且也容易产生就业摩擦,这种摩擦无论对社会、企业还是劳动个人而言,都是一种不必要的付出。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劳动力的候鸟式迁移,加之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膨胀,每年春节过后,他们总要担心招工问题。

  据说,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候鸟”不得不迁徙的直接原因。而高考的扩招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乡土学生到远方的学院去求学,而与春节同步的寒假也是他们回家的重要原因。

  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候鸟”不得不迁徙的直接原因。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民工潮”是中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折射。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曾做过调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均年工资已超过1万元时,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6%,此后一路下滑,2000年为2%,2001年更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民工潮”是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折射。

  有网友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春运”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并设想假如能够消除户籍差别,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降低春运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有过背井离乡经历的人都会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和良好的现象,相反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和无奈的选择。孤独、分离、思念、担心、恐惧、飘泊不定,受到歧视、缺乏安全感,缺乏关爱,失去天伦之乐,没有正常的性生活、高强度的劳作、菲薄的收入,恶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等等。除非有特殊偏好的人,背井离乡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身体与心理上的极大伤害。它之所以在现今中国出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实施了由中央集权所操纵的非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没有给予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这既使得农民工在本地失去了就业机会,又让农民工无法在工作地定居下来。这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模式与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采用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采取公平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既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公正,又能够避免农民工长期背井离乡。

  春运开始不久,北京站客流已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近日上下车客流屡屡突破20万人次,尤其是东北方向客流增长明显,而不管是国内大范围的降雪,还是针对农民工推出的包专列,针对学生推出的团体票销售,甚至每个人所购买的车票不能超过5张。甚至有比饱受奔波劳碌之苦更让人触目惊心的现象,由于挣相买票而遭受毒打的,甚至由于争抢上车而被挤下车并葬身滚滚的车轮之下的。今年的春运与往年相比,又很多不同。

  笔者认为,世人总是抱怨自己生活节奏快得慢不下来。但同时在饱受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苦楚与矛盾的煎熬,一面是在故乡的老人孤单地生活在无依无靠的家庭中,一面是在他乡奔波,饱受高房价与高成本生活的压力的同时承受思乡之苦。

  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确实为在经济落后与物质生活贫瘠方面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带来了革命,但任何收益都伴随着学费与成本,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尚与流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东西。

  比如与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比如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和谐与街坊邻里的淳朴情感。比如,人权的倍受尊重,特别是女权主义的不断抬头,家庭与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每次的离婚都使得男人损失惨重,同时女人受到的伤害更深刻,并使得内心的安全感遭受重大缺失;比如男人背上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女人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诱惑。而春运就是这一代价的集中表现。情感中搀杂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成分,友谊逐渐被功利与利用的成分所取代。

  所谓“七窍成则混沌死”,物质富足的同时定会带来精神的贫瘠,而通过回顾我们发现,改革开放最大的代价就是我们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传统根基,这其中有人性的东西,也有情感的东西。更有数千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文化精华。

  如果没有背井离乡,就不会有春运的数以亿计的人员大迁徙。就不会有凭空而来的很多困扰。

  每天365天,能够有10天与家人在一起就算是相当奢侈的了,即使为了往返于故乡与所定居与工作的城市之间,都要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计划,错后半个月才能够再度投入工作所需要的心态之中。这难道不是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吗!

  将一年的亲情浓缩在不足3%的时间中,难道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以得到有效传承吗?

  损失的这些富足的精神与传统文化精髓,再回头相望,我们的生活真的得到了富足了吗?假如富足的仅仅是表象,我们还值得洋洋自得吗?

  话又说回来,历史不能重新来过,本文及以后所涉及的评论,都并非对当下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提出批判,而仅从理性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得与失,以使决策与解决手段更优化。

  贾春宝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

  •地产电影的倡导者-CG产业的新生力量——盛世远景www.gview.com.cn品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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