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

那发明者的后代充满骄傲地说。那后代还把这可骄傲的事写在教科书中，希图这骄傲能变成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并树立在那里，作为“曾经阔过”的见证。

但这纪念碑树立在那里，却未尝掩盖火药的“烟花”史。只是那后代未曾睁眼去看这虽然“光彩”却只配做“玩物”的历史而已。

火药的发明者之发明火药，最先是立足于娱乐的。那就是供焰火之用，以极尽眼耳之声色。当然，最先是供那些只能自己放火的帝们、后们、官们的。后来这些帝们、后们、官们想到了他们的同类，想到了可以“载”他们也可以“覆”他们的“水”，想到要“与民同乐”，于是有了民间的极尽耳目之声色。官们放“火”，百姓也能“点灯”。于是大家公平。

因此，那些把火药当作一大发明的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把中国人发明的只作为“玩意”的火药，与作为能量的火药等同起来来理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在“玩意”的意义上被实践和阐释的，从来没有把它作为能量来阐释。没有能量的现代概念，火药在传统文化中就只是一种极尽耳目声色的“玩意”。

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真正发明火药的是那些用能量的概念来阐释这种物质、并把它用于能量释放以形成推进力的那些人，而不是国人作为娱乐工具的火药。就此言之，如果我们还足够坦率的话，国人所发明者只是焰火，而不是火药。

所以，当国人放焰火的物质传到西方后，进入了一个能量概念的阐释空间，被阐释为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式推进力的能量物质。这使这个物质在另一种文化中彻底改变了意义阐释的空间。西方人用它制造了火枪、火炮，从而结束了冷兵器时代，并且用那火枪、火炮不断地使发明了烟花“火药”的古老国度割让自己的国土。此时此刻，国人在洋人的火枪、火炮中是看不见自己的只说着吉祥快乐语言的烟花“火药”的，火枪、火炮中的火药对于那时的国人来说，完全是一个从未见过、也从未设想过的魔鬼。

当然，欧洲人的火枪、火炮中的火药与国人放焰火的火药，在物理和化学的意义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差别在于不同文化对其进行的阐释和配置的意义空间的不同。

制造火炮的技术大约在明代末期就从传教士那里传到了中国，明末名将袁崇焕还用“红夷炮”抵抗过关外的清兵。但是，一直把“戎与祭”视为“国之大事”的中国，却没有发展起系统的热兵器。中国用冷兵器保家卫国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核时代。因此，中西方对于火药的使用水平的差异，并不是时代差异造成的，而是文化的阐释结构造成的。

一种物质，或一种文化因素，在一种文化体中具有什么意义，具有多大的意义空间，并不取决于其自身，而是取决于其所处文化的结构和语境。文化的结构和语境为任何身处其中的因素提供阐释、配置其结构位置和意义空间。就像语言的结构对每个词语进行配置一样。因此，同一因素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阐释、结构位置和意义空间。火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配置中，就只被配置为焰火取乐一途，而在欧洲却被配置为一种能量推进剂。指南针在中国一直就是阴阳先生的工具，这就是这个文化结构对它的配置。直到现在它还没有摆脱巫术的控制，它只有到了欧洲那里才摆脱了巫师的手，被配置为航海的导航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均在另一种文化结构中获得了全新的阐释、空间配置和意义。这种新的阐释、空间配置和意义，在其诞生的本土文化语境中是不可能阐释出来的。

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是在欧洲的知识旅行和获得新文化语境配置，才变成“四大发明”的。这是知识旅行和意义增值的经典故事，是知识领域土小鸭变成金凤凰的优美故事。这种知识旅行走着类似于童话故事中主人公出走、被拯救、然后荣归的相同轨迹。就像灰姑娘被魔法锁定，最后要王子的吻才能复活一样，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也只有被现代知识语境亲吻之后，才能从巫师的魔法中被拯救，才能复活为“四大发明”。

但是，也有相反的故事。

一些史学家们很是津津乐道于康熙皇帝对传教士带来的几何学、西洋音乐、天文学的兴趣。但是，康熙是把这些东西当作科学，还是当作“乐子”呢？传教士奉送给清廷望远镜、地球仪、世界地图、钟表等等，在皇帝们的宫廷中，从来没有科学的意义，而是他们的“玩意儿”。这些当时最先进的东西，既没有进入中国的教育系统，也没有用于科学研究，它们最后在皇帝的宫中被尘封。清嘉庆年间，欧洲某国的使臣送给大清皇帝一架当时倍数最大的放大镜，皇帝和他的臣子对这面有魔力的镜子感到惊恐。外国使臣一出宫，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商量如何处理这面魔镜，因为他们害怕这魔镜给皇室带来灾祸。这件现代科学的杰作的命运立刻就被决定了，它被打碎。放大镜这个现代科学的器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却获得了相反的阐释和意义空间配置：它变成了妖镜。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日心说”在中国的奇特遭遇。

哥白尼的“日心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乾隆曾经向法国传教士、给他在圆明园做过大水法的蒋友仁就“日心说”做过详细的询问。但乾隆听完之后，却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可能如此；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中国圣贤的“天圆地方”更合理。一个世纪以后，薛福成到欧洲作了英法意比的公使，他在欧洲再次遇到了哥白尼“日心说”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之间的冲突。他在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用很长的篇幅来做辨析：“……西人又创地动日不动说……其证据确凿，亦足自畅其说。然则与吾圣人所谓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者，不相刺谬乎？”“余谓西人所测方圆动静，言其形也；圣人所谓方圆动静，言其道也。夫阴阳始终，寒暑往来，循环无端，岂非天道圆乎？华岱江河，各有定位，不能移易，岂非地道方乎？……”在薛福成这样一位当时很开明的士人心中，看来还是中国古圣贤的“天圆地方”比“日心说”高明。因为，在国人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道”比“形”高明。

而此时，“日心说”已确立和传播了近400年，欧洲人根据这一学说已经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并根据这一理论在全球所有的海洋上布满了远洋航道和灯塔，当然也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欧洲人已经将他们的“船坚炮利”安置在了“天朝”的大门前，并迫使老大帝国不断续写自己耻辱的历史。但是，“日心说”却仍然在这里获得不了它的意义，它的科学光芒突然黯淡，不能照耀这块古老的土地。难怪第一个想“睁了眼”看世界的魏源，基于鸦片战争的耻辱编写《海国图志》后，那些受孔圣人教化两千年的许多士大夫，仍然认为魏源书讲述的那些国家根本就是杜撰的。

与“四大发明”在欧洲的遭遇不同，欧洲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旅行，却不是“土小鸭”变“金凤凰”的传奇故事，而是“金凤凰”变成“脱毛土鸡”的故事，是已经彻底摆脱魔法控制的现代知识在东方重新被巫术的魔法诅咒而失去光芒的故事。

当代的一位被称作思想家的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但当他对这种乐感文化津津乐道的时候，他已经被这种乐感文化的阐释结构缠得脱身不得。确实，阿Q们是从来都乐感的。他们的祖先和后代们也都是很乐感的。这种乐感使他们即使在被杀头时，也能迅速由悲转喜，想着“二十年后又……”的好事，却对当下自己的即将不存在、以及自己过去也未曾真正存在过有确切的醒悟。

这是乐感的，同时，也是木然的。

看着这几年各大城市对爆竹的禁了又放，听着从除夕到十五的爆竹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看着风水先生穿着巫师的法袍如何争夺着建筑师的地盘，堂皇走进现代大学的讲堂；看着《易经》仍然被奉为从个体到机构决策的圭臬……难道你、我、他、我们中间就没有人觉得，在这个古老、也许太古老的国度，知识尚未摆脱巫术魔法的纠缠？

只要知识还没有彻底摆脱巫术魔法的诅咒，不仅那通过旅行而被解咒的火药、指南针，会重新返祖为炼丹术士和风水先生的工具，且所有现代知识都会被古老的巫术魔法所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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