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袁世凯掌权后任司法总长，不久辞职，后肇庆军务院外交副使，参加讨袁。“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和胡适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主张。1922年出任国务总理，1924年起在北京政府先后任司法、教育总长。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长、中央监委、外交部长、行政院代理院长等职。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

这个人物不简单，是近代少有的大学者担任大官员的典型，几十年里，不管哪个当政，他都担任高官，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了。这一点，真值得寻味，政治舞台上人亡政息的事多了，靠山倒了，也许就一辈子另寻出路，换种生活方式了。唯那时政治舞台上角色更换特别快，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真可谓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哪个上台不新鲜。但有些政治家却不管谁当政，可以一直很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

可就是王宠惠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在另一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那就是他吝啬的工夫真是一流。近日翻阅胡适日记，翻检到这一则史料，读来甚觉有趣，连胡适本人也觉得此为“逸事”，“可补史料之缺”。笔者大致翻阅了一下，似尚无人用此史料，便引一段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原文。

“亮畴性极吝啬，几个极熟的朋友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办法’。他在北京时，已做很大的官了，但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早饭随便吃一点稀饭。午饭晚饭则到熟人家去吃。晚饭尤其如此。他每到钧任，黄晦闻、李某金某家去，坐到六七点不走，主人留他吃饭，他总要客气一次，说，‘还早呢，还是回去吃罢。’主人再留他，他就说：‘有啤酒吗？有酒我就在这里吃罢。’这是第一个‘办法’。有时主人不曾开口留饭，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出去吃馆子好不好？我来请你。’主人自然留他吃饭了。这是第二个‘办法’。有时候他们当真出去吃馆了，吃完之后，大家抢着会钞，他总是落后的，容易被别人抢去，这是第三个‘办法’。有时他的朋友不同他客气了，他们先走，让他去会钞，那时他还有第四个‘办法’：他一拍衣袋，就喊道，‘喂，你们走不成！今天我忘记带钱了。’”

“这四个朋友后来打听得他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于是他们渐渐不上当了。后来他用此发待周诒春，待梦麟，待顾少川。顾少川天天开香槟酒一瓶，故受害最大！”

以下不引了。

读到此处，我不禁哑然失笑。世间也有这等怪人！当然，我也明白有是有的，但竟没想到胡适竟留下有这等记录。看来生活中故事很多，就看我们留不留心了。这故事是罗钧任讲给胡适听的，胡适便当“史料”记下了，这等有心真值得我学习。工作几年来，都把以前一直保持的日记习惯竟几乎丢了，即使偶拾也难坚持，真是怪事。

说到王宠惠这等吝啬，读者诸君可得小心，或许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还能施展出来。若还局限在此处所摘可见的四点“办法”，我和朋友们可是看得出来的了，就没必要使出来了。平日里我的朋友来，有时也在外面吃的，自然二话不说，是由我买单的。不过，若是朋友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我当然欢迎，但若总去吃馆子，恐亦难以承受。但我可从不推脱的，有时朋友中有勤快而能干的，就可以在厨房中担当起重任，大家奔前走后，既有了劳动的乐趣，也有了收获的喜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倡的。

胡适还提到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之所以失败，可以从王宠惠的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这点，我还没有仔细思考，待他日认真看看有哪些好人，提出了怎样的好人政府的主张，再来向朋友们汇报。

附录：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原籍广东东莞，家居香港。1895年考取北洋大学，攻读法科法律学门，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获得中国近代第一张毕业文凭（钦字第壹号，现存天大档案管）。1901年赴日留学，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研究。1904年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后入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先是被推为副议长，后于1912年1月3日经孙中山提名，王宠惠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曾在唐绍仪内阁任数月的司法部总长，当年才三十二岁。

        1922年9月任北京内阁总理；1949年之前在中国政坛上，无论谁主政，他一直官居高位。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者之一。王宠惠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王宠惠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人,其译本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被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在很多美国大学被当作教科书。1949年后去台湾。1958年3月在台湾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