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我常常会突然怀念起一位湖南籍的廖厂长。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还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到了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们几个新闻系的同学萌动了去南中国旅行考察的念头，于是组队，联络，收集资料，最要紧的自然是考察经费的落实。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经费还差大一块，我们一筹莫展。
一日，我们意外收到的一份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的快件。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他偶尔看到我们这班大学生要考察的计划及窘境，他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7000元，在1989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200元，上海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2500元。
南行路上，我们特意去了娄底，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在一间狭小而简陋的居室里，一张饭桌，几把木凳，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时代气，我们同这位三十多岁的廖厂长初次见面。
一切都同我们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径庭。这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廖厂长的居家与工厂都是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大院子里，室内四壁了了，院子里到处是一堆又一堆的零配件。这家厂每年的利润大概也就是5万来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位素昧平生、远在上海的青年学子。
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如果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他。他看上去是一个不善言辞的湖南人，初出校门的我们除了感激也不知道该跟他交谈一些什么，只记得他说自己是“老三届”，他还期期艾艾地透露说，现在正在积钱，想到年底请人翻译，出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和那本拗口的书名《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化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远远地差出一大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更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
那次考察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十一个省份，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后来，因了种种变故，我们最后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象样点的“考察报告。毕业之后，生计窘迫，大家各奔东西，也没有跟廖厂长有过什么联系，甚至在我今天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竟已经想不起他确切叫什么名字了。
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首先是，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城乡贫富之差距，全面变革之艰难，再者，就是使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传递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
他只是万千市井中的一个路人，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铢砾必究。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的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他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位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茫使这位平常人通体透明。
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我想，过去的二十多年，或许是中国自“五四”以来，道德界最孤独的时代。许多年前知识阶层以身相许的理想已无迹可寻，在一个时时处处以金钱来衡量存在价值的大商业年代，暖味的商业气息如亚热带的青藤般地缠绕住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人，在这样的时刻，所有年轻人所谓的“梦想”，竟会显得那么的做作和矫情。
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或有机会握到那根火炬棒。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今天，尽管我已是一个远离思想家园的浪子，但我仍然坚信，肯定还有那么一些人至今还在那里居守，他们无视金钱的诱惑，他们摆脱职业的羁绊，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某些角落，用思想同这个时代交换火花。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小小的心灵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道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只有廖厂长例外。
有时候，我会在梦里一直期待廖厂长的到来。
我期待他能如期而至，从周围的黑暗之中伸出长长的手指，透过汗毛和层层脂肪，抚摸到我的肌肉和骨骼，直至灵魂。这时，我说，“你好。”
然后，在一个早秋的凉夜里，我们相对而坐。
我常常会突然怀念起一位湖南籍的廖厂长。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还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到了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们几个新闻系的同学萌动了去南中国旅行考察的念头，于是组队，联络，收集资料，最要紧的自然是考察经费的落实。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经费还差大一块，我们一筹莫展。
一日，我们意外收到的一份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的快件。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他偶尔看到我们这班大学生要考察的计划及窘境，他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7000元，在1989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200元，上海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2500元。
南行路上，我们特意去了娄底，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在一间狭小而简陋的居室里，一张饭桌，几把木凳，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时代气，我们同这位三十多岁的廖厂长初次见面。
一切都同我们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径庭。这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廖厂长的居家与工厂都是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大院子里，室内四壁了了，院子里到处是一堆又一堆的零配件。这家厂每年的利润大概也就是5万来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位素昧平生、远在上海的青年学子。
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如果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他。他看上去是一个不善言辞的湖南人，初出校门的我们除了感激也不知道该跟他交谈一些什么，只记得他说自己是“老三届”，他还期期艾艾地透露说，现在正在积钱，想到年底请人翻译，出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和那本拗口的书名《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化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远远地差出一大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更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
那次考察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十一个省份，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后来，因了种种变故，我们最后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象样点的“考察报告。毕业之后，生计窘迫，大家各奔东西，也没有跟廖厂长有过什么联系，甚至在我今天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竟已经想不起他确切叫什么名字了。
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首先是，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城乡贫富之差距，全面变革之艰难，再者，就是使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传递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
他只是万千市井中的一个路人，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铢砾必究。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的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他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位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茫使这位平常人通体透明。
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我想，过去的二十多年，或许是中国自“五四”以来，道德界最孤独的时代。许多年前知识阶层以身相许的理想已无迹可寻，在一个时时处处以金钱来衡量存在价值的大商业年代，暖味的商业气息如亚热带的青藤般地缠绕住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人，在这样的时刻，所有年轻人所谓的“梦想”，竟会显得那么的做作和矫情。
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或有机会握到那根火炬棒。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今天，尽管我已是一个远离思想家园的浪子，但我仍然坚信，肯定还有那么一些人至今还在那里居守，他们无视金钱的诱惑，他们摆脱职业的羁绊，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某些角落，用思想同这个时代交换火花。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小小的心灵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道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只有廖厂长例外。
有时候，我会在梦里一直期待廖厂长的到来。
我期待他能如期而至，从周围的黑暗之中伸出长长的手指，透过汗毛和层层脂肪，抚摸到我的肌肉和骨骼，直至灵魂。这时，我说，“你好。”
然后，在一个早秋的凉夜里，我们相对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