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星璀璨
我们在上面的篇幅里主要勾勒了一些出蜀和入蜀古人与四川割裂不断的精神行旅，然而蜀中自古多俊杰，如群星璀璨，一时半会儿哪里数得完呢？如果说前文是照了几张单人相的话，我们下面来勾勒蜀中俊杰的集体照吧（“全家福”就免了）。
汉代四川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是四川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华阳国志·蜀志》），四川是全国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基地，多次在救灾救荒中发挥全国粮仓的作用。茶叶生产此时成为商品，王褒《僮约》中有全世界最早的饮茶和买茶的记载。四川还是西南食盐的生产基地，铁铜器行销西南，蜀锦蜀布远销印度和中亚，漆器远销朝鲜等地，成都是当时的“五都”之一，人口与首都长安不相上下。四川文化的发达有其经济基础，文翁治蜀倡导教育，四川好学之风蔚然，也是个重要因素。西汉盛行辞赋，最有名的辞赋大师有五个，四川独占其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文章冠天下”，其中扬雄还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他的《方言》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的专著。就科技而言，四川开始了全世界最早的开采与利用天然气，有了全世界最早的一批盐井。西汉天文学成就最大的是落下闳，他是四川阆中人。汉武帝改革历法，由司马迁主持，采用了落下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制定出太初历。太初历已具备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为后世历法提出了范例，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晋时期，四川出现了几个大历史学家：阆中人谯周，学问渊博，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研究，著作很多，最有名的是《古史考》，与《史记》并行于世。南充人陈寿，著有《三国志》，该书取裁谨严，文字质朴，且把三国史实分国编纂，在纪传体断代史中独创一格。书出后，受到很高的评价，北魏崔浩盛赞说，“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将他与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夏侯湛正写《魏书》，看到了《三国志》，马上把自己的稿子就毁了。后人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尊为“二十四史”之冠冕。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地方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存的各种地方志总数估计已近两万种，不过宋元以前的不到七十种，隋以前的只有十来种，而成书最早、保存最完整、史料价值最高的，首推《华阳国志》，它记载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晋代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作者是常璩，今崇州人。
唐宋时期，四川经济文化格外发达，再次位居全国的前列，迎来了文化上的第二个高峰。“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陈子昂传》），茶叶生产全国居首，《茶经》中所载全国31个产茶区，四川地区就有8个，而蒙顶茶更是享誉全国。“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喜爱吃的用驿马专送的高级荔枝，并不是出于岭南，而是四川的涪陵。丝织业仍是全国中心，造纸业也居前列，宫廷及中央政府所用麻纸，多由蜀中供给。四川地区还是全世界印刷术起源的中心，目前已发现的印刷品实物可知产地者基本都出于四川地区。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臻于完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四川仍是全国的三大中心之一，宋初在成都完成了世界印刷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工程：印刷《开宝藏》，共5048卷，有1067部经书，刻板13万块！之所以选在成都刻印，当然与四川地区所具备的十分雄厚的材料和工艺基础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出现得最早的纸币也在四川，表明此时的四川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宋代四川创造了“卓筒井”的新凿井技术，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新，是我国钻井技术从大口向小口过渡的标志，创造了现代盐井、油井、气井的雏形，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此一时期，不少文化名流络绎出川或鱼贯入蜀，可称这一时期四川文化的胜景。前面提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等不不用说都是这一时期四川文化发达的见证人和缔造者。射洪人陈子昂不仅是唐初著名政论家，也是唐代诗歌改革的先驱。他猛烈抨击华而不实的六朝颓风，主张恢复“魏晋风骨”。他在诗歌创作上成就突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全唐诗》卷220《陈拾遗故宅》），王夫之评价他，“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有大臣之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女诗人薛涛也是以诗闻世，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都有密切往来，在诗歌上的造诣，可说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相提并论。那么多文豪入蜀，我们前面已提到过了，“画圣”吴道子也是两次来川，“写貌山水”，归长安后，一日内在大同殿壁上绘完“嘉陵江三百余里”的无限风光，开创了山水画派。安史之乱后入蜀画家更多，“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儒学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大批理学家，如北宋时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时的朱熹、陆九渊，四川地区也有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在全国有着一席之地。如宋初安岳人陈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称他为“方外之士”。在中国道教史上，陈抟占有重要地位，被道徒奉为继老子、张陵之后的道教至尊，称为“陈抟老祖”。他学问精深，“后经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张栻是南宋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师，并且友好往来，被认为是共同接续了北宋以来的道学，“中兴以后，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开明人心。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与发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汉之沛”（《张南轩先生文集》卷7）
宋代是史学最发达的时期，而宋代四川的史学则尤为发达，“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刘咸炘：《推十书·史学述林》卷5《重修宋史述意》），两宋时期，在朝廷担任各种史官的四川人有130多人，私修历史著作的也有60多人，其中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川人所撰史籍占宋代所撰史籍总卷数比例为：春秋类占14℅，正史类占20℅，编年史占66℅，故事类占16℅，职官类占21℅。史家辈出，这里只例举三范二李。三范即范镇、范祖禹、范冲，都是华阳人。范镇参加了《实录》、《起居注》和欧阳修主持的《新唐书》的纂修，著有《东斋记事》6卷；范祖禹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主要负责唐代部分，“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文献通考》卷193），又著有《唐鉴》12卷，《帝学》8卷，《仁宗政典》6卷。范冲是范祖禹的长子，绍兴年间主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二李即李焘、李心传。李焘是丹棱人，博极群书，著述甚多，作为一个学者，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对当代历史的研究，是我国古代一位罕见的研究当代史的大史学家。他用近40年时间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达1000余卷，卷帙浩繁，是我国史学宝库中最为详尽的北宋编年史巨著。李心传是井研人，参加过《中兴四朝帝纪》、十三朝《会要》的修撰，著有《春秋考》、《礼辩》、《读史考》等。其代表作《建炎以来纪年要录》200卷，记宋高宗一朝史事，与李焘的长编相接，取材宏富，秉笔直书，有极高之价值。二李是南宋史学的杰出代表，时人评价“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四库提要辨证》卷5）
宋代四川还涌现出许多全国知名的文学家，“三苏”不用说了，都进入了“唐宋八大家”的行列，苏轼更是一代宗师。中江人苏舜钦，是北宋时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和著名诗人，著有《苏学士集》。他研究和写作古文的时间要早于宋代散文诸大家，他的诗作，在内容上以关心政治和现实生活为特点，在艺术风格上，豪迈奔放，刚健清新，别具一格。五代时期，西蜀和南唐就是全国两个绘画艺术中心，宋代时候，四川地区的绘画艺术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了大批著名画家，据不完全统计达70人之多。其中苏轼的枯木怪石和文同的墨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盐亭人文同字与可，和苏轼一样，也是个全才，善诗、文、篆、隶、行草、非白、尤长于绘画。他是我国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大画家，花鸟、山水、人物、无一不精，尤其擅长墨竹，形神俱备，栩栩如生。他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还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画竹理论。
总的来说，自宋末到清代中期，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不仅汉唐时的繁荣兴旺一去不返，就连在全国各省区中保持一个中间地位亦不可得。将近600年的沉寂终于在清代后期打破，蜀中人物一个个走出夔门，在全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现象的最早标志就是杨锐和刘光第在北京组织蜀学会，建立蜀学堂，参加百日维新，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后，以同盟会革命活动为代表的革命高潮逐渐到来，蜀中革命志士邹容、吴玉章、彭家珍、喻培伦……都成为著名的革命英雄。再紧接着，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罗瑞卿……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走到了全国革命大军的最前列。文化方面，以廖平、傅增湘、吴虞、郭沫若、巴金、张大千为代表的学者文豪艺术家，以他们突出的成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
廖平是井研人，在尊经书院研究经学，历时10年，我国经学史上公认的今文学派的殿军。作为一个经学大师，廖平一生治学教学的主旨，“专以尊孔尊经为主”，“著作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廖平：《孔经哲学发微》）不过，廖平成为儒学怪杰，还在于他从今文学说的中心“公羊三世说”出发，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必胜古。他在学问上也是求变，“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他一生学问“六变”，号称“六译先生”。他第一次提出今古之别的核心在于礼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二千年来之积惑，欲启之而未能者，先生一旦昭然揭之”（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几位经学家如皮锡瑞、章太炎、刘师培等，在今古之分这一个问题上，都是采用廖平的说法。廖平的《今古学考》问世之后，引起了康有为的注意，1890年，廖平到广州去拜谒张之洞，康有为闻讯赶去拜访，廖将还没发表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送给康，二人讨论后，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的观点，从一个古文经学的尊奉者变成了今文经学的忠实信徒，梁启超说他“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写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像“火山”、“飓风”一般，震动了全国读书人，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不过其内容却是从廖平送给他的两本书推衍出来的，这点康有为本人从未否认过。
吴虞是新繁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度与陈独秀齐名，被认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胡适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孔子学说与封建伦理道德，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及社会组织的家族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来批判。他认为“儒家的孝悌二字为二千年专制政治与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从而使我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痛斥儒学鼓吹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这是流传在乐山地区的一句话，因为二人都是四川乐山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考古、思想、政治史上，都可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笔耕一生，存世文字达2000万言以上，内容兼及文、史、哲、考古、民族、文字、语言等众多领域，茹古涵今，贯通中西，文体类型几乎应有尽有，令人叹为观止。郭沫若首先是以诗人的面貌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五四”时期，他带领着被时人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驰骋文坛，很快又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到革命运动的战线，他参加了北伐、抗战和解放战争，其间又不断地推出新的著作。周恩来也很有感慨的说，“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1月16日）他一生都生活在旋涡之中，富有战斗精神：1927年4月，他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第一篇讨伐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与胡适，与陶希圣的论战，与廖平等屈原否定论、弄臣论的反复论战，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真是一个革命的斗士！当然，由于时代的复杂性，在今天看来，郭沫若也未必都是对的，但当我们抱着“同情之理解”态度去省察的话，我们对郭老将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他确实是个文化的巨人。
限于篇幅，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巨匠，如内江人绘画大师张大千，成都人文学大擘巴金……都不再一一介绍了。
我们在上面的篇幅里主要勾勒了一些出蜀和入蜀古人与四川割裂不断的精神行旅，然而蜀中自古多俊杰，如群星璀璨，一时半会儿哪里数得完呢？如果说前文是照了几张单人相的话，我们下面来勾勒蜀中俊杰的集体照吧（“全家福”就免了）。
汉代四川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是四川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华阳国志·蜀志》），四川是全国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基地，多次在救灾救荒中发挥全国粮仓的作用。茶叶生产此时成为商品，王褒《僮约》中有全世界最早的饮茶和买茶的记载。四川还是西南食盐的生产基地，铁铜器行销西南，蜀锦蜀布远销印度和中亚，漆器远销朝鲜等地，成都是当时的“五都”之一，人口与首都长安不相上下。四川文化的发达有其经济基础，文翁治蜀倡导教育，四川好学之风蔚然，也是个重要因素。西汉盛行辞赋，最有名的辞赋大师有五个，四川独占其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文章冠天下”，其中扬雄还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他的《方言》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的专著。就科技而言，四川开始了全世界最早的开采与利用天然气，有了全世界最早的一批盐井。西汉天文学成就最大的是落下闳，他是四川阆中人。汉武帝改革历法，由司马迁主持，采用了落下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制定出太初历。太初历已具备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为后世历法提出了范例，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晋时期，四川出现了几个大历史学家：阆中人谯周，学问渊博，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研究，著作很多，最有名的是《古史考》，与《史记》并行于世。南充人陈寿，著有《三国志》，该书取裁谨严，文字质朴，且把三国史实分国编纂，在纪传体断代史中独创一格。书出后，受到很高的评价，北魏崔浩盛赞说，“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将他与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夏侯湛正写《魏书》，看到了《三国志》，马上把自己的稿子就毁了。后人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尊为“二十四史”之冠冕。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地方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存的各种地方志总数估计已近两万种，不过宋元以前的不到七十种，隋以前的只有十来种，而成书最早、保存最完整、史料价值最高的，首推《华阳国志》，它记载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晋代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作者是常璩，今崇州人。
唐宋时期，四川经济文化格外发达，再次位居全国的前列，迎来了文化上的第二个高峰。“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陈子昂传》），茶叶生产全国居首，《茶经》中所载全国31个产茶区，四川地区就有8个，而蒙顶茶更是享誉全国。“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喜爱吃的用驿马专送的高级荔枝，并不是出于岭南，而是四川的涪陵。丝织业仍是全国中心，造纸业也居前列，宫廷及中央政府所用麻纸，多由蜀中供给。四川地区还是全世界印刷术起源的中心，目前已发现的印刷品实物可知产地者基本都出于四川地区。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臻于完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四川仍是全国的三大中心之一，宋初在成都完成了世界印刷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工程：印刷《开宝藏》，共5048卷，有1067部经书，刻板13万块！之所以选在成都刻印，当然与四川地区所具备的十分雄厚的材料和工艺基础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出现得最早的纸币也在四川，表明此时的四川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宋代四川创造了“卓筒井”的新凿井技术，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新，是我国钻井技术从大口向小口过渡的标志，创造了现代盐井、油井、气井的雏形，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此一时期，不少文化名流络绎出川或鱼贯入蜀，可称这一时期四川文化的胜景。前面提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等不不用说都是这一时期四川文化发达的见证人和缔造者。射洪人陈子昂不仅是唐初著名政论家，也是唐代诗歌改革的先驱。他猛烈抨击华而不实的六朝颓风，主张恢复“魏晋风骨”。他在诗歌创作上成就突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全唐诗》卷220《陈拾遗故宅》），王夫之评价他，“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有大臣之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女诗人薛涛也是以诗闻世，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都有密切往来，在诗歌上的造诣，可说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相提并论。那么多文豪入蜀，我们前面已提到过了，“画圣”吴道子也是两次来川，“写貌山水”，归长安后，一日内在大同殿壁上绘完“嘉陵江三百余里”的无限风光，开创了山水画派。安史之乱后入蜀画家更多，“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儒学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大批理学家，如北宋时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时的朱熹、陆九渊，四川地区也有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在全国有着一席之地。如宋初安岳人陈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称他为“方外之士”。在中国道教史上，陈抟占有重要地位，被道徒奉为继老子、张陵之后的道教至尊，称为“陈抟老祖”。他学问精深，“后经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张栻是南宋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师，并且友好往来，被认为是共同接续了北宋以来的道学，“中兴以后，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开明人心。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与发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汉之沛”（《张南轩先生文集》卷7）
宋代是史学最发达的时期，而宋代四川的史学则尤为发达，“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刘咸炘：《推十书·史学述林》卷5《重修宋史述意》），两宋时期，在朝廷担任各种史官的四川人有130多人，私修历史著作的也有60多人，其中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川人所撰史籍占宋代所撰史籍总卷数比例为：春秋类占14℅，正史类占20℅，编年史占66℅，故事类占16℅，职官类占21℅。史家辈出，这里只例举三范二李。三范即范镇、范祖禹、范冲，都是华阳人。范镇参加了《实录》、《起居注》和欧阳修主持的《新唐书》的纂修，著有《东斋记事》6卷；范祖禹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主要负责唐代部分，“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文献通考》卷193），又著有《唐鉴》12卷，《帝学》8卷，《仁宗政典》6卷。范冲是范祖禹的长子，绍兴年间主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二李即李焘、李心传。李焘是丹棱人，博极群书，著述甚多，作为一个学者，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对当代历史的研究，是我国古代一位罕见的研究当代史的大史学家。他用近40年时间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达1000余卷，卷帙浩繁，是我国史学宝库中最为详尽的北宋编年史巨著。李心传是井研人，参加过《中兴四朝帝纪》、十三朝《会要》的修撰，著有《春秋考》、《礼辩》、《读史考》等。其代表作《建炎以来纪年要录》200卷，记宋高宗一朝史事，与李焘的长编相接，取材宏富，秉笔直书，有极高之价值。二李是南宋史学的杰出代表，时人评价“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四库提要辨证》卷5）
宋代四川还涌现出许多全国知名的文学家，“三苏”不用说了，都进入了“唐宋八大家”的行列，苏轼更是一代宗师。中江人苏舜钦，是北宋时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和著名诗人，著有《苏学士集》。他研究和写作古文的时间要早于宋代散文诸大家，他的诗作，在内容上以关心政治和现实生活为特点，在艺术风格上，豪迈奔放，刚健清新，别具一格。五代时期，西蜀和南唐就是全国两个绘画艺术中心，宋代时候，四川地区的绘画艺术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了大批著名画家，据不完全统计达70人之多。其中苏轼的枯木怪石和文同的墨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盐亭人文同字与可，和苏轼一样，也是个全才，善诗、文、篆、隶、行草、非白、尤长于绘画。他是我国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大画家，花鸟、山水、人物、无一不精，尤其擅长墨竹，形神俱备，栩栩如生。他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还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画竹理论。
总的来说，自宋末到清代中期，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不仅汉唐时的繁荣兴旺一去不返，就连在全国各省区中保持一个中间地位亦不可得。将近600年的沉寂终于在清代后期打破，蜀中人物一个个走出夔门，在全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现象的最早标志就是杨锐和刘光第在北京组织蜀学会，建立蜀学堂，参加百日维新，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后，以同盟会革命活动为代表的革命高潮逐渐到来，蜀中革命志士邹容、吴玉章、彭家珍、喻培伦……都成为著名的革命英雄。再紧接着，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罗瑞卿……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走到了全国革命大军的最前列。文化方面，以廖平、傅增湘、吴虞、郭沫若、巴金、张大千为代表的学者文豪艺术家，以他们突出的成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
廖平是井研人，在尊经书院研究经学，历时10年，我国经学史上公认的今文学派的殿军。作为一个经学大师，廖平一生治学教学的主旨，“专以尊孔尊经为主”，“著作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廖平：《孔经哲学发微》）不过，廖平成为儒学怪杰，还在于他从今文学说的中心“公羊三世说”出发，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必胜古。他在学问上也是求变，“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他一生学问“六变”，号称“六译先生”。他第一次提出今古之别的核心在于礼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二千年来之积惑，欲启之而未能者，先生一旦昭然揭之”（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几位经学家如皮锡瑞、章太炎、刘师培等，在今古之分这一个问题上，都是采用廖平的说法。廖平的《今古学考》问世之后，引起了康有为的注意，1890年，廖平到广州去拜谒张之洞，康有为闻讯赶去拜访，廖将还没发表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送给康，二人讨论后，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的观点，从一个古文经学的尊奉者变成了今文经学的忠实信徒，梁启超说他“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写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像“火山”、“飓风”一般，震动了全国读书人，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不过其内容却是从廖平送给他的两本书推衍出来的，这点康有为本人从未否认过。
吴虞是新繁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度与陈独秀齐名，被认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胡适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孔子学说与封建伦理道德，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及社会组织的家族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来批判。他认为“儒家的孝悌二字为二千年专制政治与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从而使我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痛斥儒学鼓吹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这是流传在乐山地区的一句话，因为二人都是四川乐山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考古、思想、政治史上，都可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笔耕一生，存世文字达2000万言以上，内容兼及文、史、哲、考古、民族、文字、语言等众多领域，茹古涵今，贯通中西，文体类型几乎应有尽有，令人叹为观止。郭沫若首先是以诗人的面貌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五四”时期，他带领着被时人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驰骋文坛，很快又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到革命运动的战线，他参加了北伐、抗战和解放战争，其间又不断地推出新的著作。周恩来也很有感慨的说，“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1月16日）他一生都生活在旋涡之中，富有战斗精神：1927年4月，他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第一篇讨伐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与胡适，与陶希圣的论战，与廖平等屈原否定论、弄臣论的反复论战，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真是一个革命的斗士！当然，由于时代的复杂性，在今天看来，郭沫若也未必都是对的，但当我们抱着“同情之理解”态度去省察的话，我们对郭老将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他确实是个文化的巨人。
限于篇幅，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巨匠，如内江人绘画大师张大千，成都人文学大擘巴金……都不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