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林注：我于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谈文人》。该文发布后，文中关于“文人”的定义被广泛引用。看来，关于文人的话题是颇为热门的。特将我的《谈文人》在此发布，并选取几位引用该定义的作者的文章一并刊发，算是一个讨论文人的专题吧。
谈文人
作者：张修林
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文人描述和研究社会，往往能洞察社会的症状，如同医生面对病人一样，关注着那些退化或变异的肢体、器官或已经紊乱的结构，古代关于扁鹊治病的文献中就有讳疾忌医的记载。看来，有人不接受文人是顺理成章－－李世民倒是颇有肚量，听得一些不大入耳的话，在位仅二十三年，便有震撼中外、闪烁古今的贞观之治，但遗憾的是，华夏数千年文明，唐太宗就只有一个。
文人洞悉人性，而且对人性中的恶习深恶痛绝，动不动就揭露批判，甚而提出修正，把自己的一套新观点抛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对文人有点好印象的，实在不会太多。过往的文人日子还算好过，因为这些家伙既已不在世，人们就算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建树，曾经鼓捣过些什么文章，也乐意对他们有个好评价，甚而常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边，以此表明自己格调高雅，不乏学问；遗憾的是，对于他们，日子再好过也不会再过了.
如此说来，是不是过往的文人水平比在世的高，因而能获得赞同、尊敬与仰慕？当然不会。肯定今天的文人站得更高，人文之塔就是从最古的文人开始不断垒上来的，每个时代的文人都站在所在时代的塔顶；另外，这些大师在世时的处境也不见得比今天的文人好上多少，苏格拉底连命都保不住，中国文字狱掉头的人更是不甚枚举，－－好像当代也有，王实味就被枪决了的；李白算是运气好，见着了皇上，卖弄了才学，得意了几天，也终究凄凉；东坡脾气顺从些，也因文字被贬，幸而遇到个开明的皇太后，总算保住了小命。有些人会说，唐伯虎、纪晓岚混得不错，这无非是文人表达自己的愿望，编的故事而已。唐寅一生坎坷，卖画不足谋生，有什么美人秋香？至于纪昀，玩雕虫小技的对联倒是高手，谈到文章，也就《阅微草堂笔记》，装神弄鬼，尽显尸腐气息，实在不大算得文人；尽管他拍乾隆马屁可谓口若悬河、登峰造极，仍被发配边疆，最得意的也无非就是当过几天的<<四库全书>>副总编辑。
可能在世人看来，死去的人不会对他们构成妨碍，相反还可资利用。对死人宽厚的例子很多，我们经常听到追认死人为英雄、烈士、党团员，甚至少先队员的－－一把火就成就了英雄邱少云，真不知道这是一把什么神火？在悼词中，不少平庸的人有着丰功伟绩，最差的情形，也是这个人的死，构成了某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从未见过哪一篇悼词实话实说：此人之死节省了粮食和资源，减少了地球负载；篡改死人的思想，作为愚民的工具，漫天高调，把死人弄活来用，弄成神来用，或者名曰继承发扬优秀文化－－反正死人不可能开口，不会从坟堆里爬出来反对－－这等事也不少见。
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开科取士，看起来对文人非常礼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举制度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恐怕也只是说文人还有些用罢了。其实，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弄点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把文化人套牢，免得这些人有什么所谓不对劲的想法。要弄清楚的是，开科取士用的不是文人的标准，它要的是符合政治的文化，也就是上面说的，把死人弄活、弄成神的文化。不少真正的文人只有名落孙山，比如蒲松林、曹学芹；亦有文人精钻其套路撞入仕途，但在朝堂上总整不赢那些宦官、那些靠裙带关系和各种不入流手段爬上高位的人，理由极简单，统治者绝不会为文人撑腰，因此，进入仕途的文人，结局非常明了：不是被杀就是被贬。
说起来，文人的确有不少令人讨厌的地方，无视人情世故，特立独行，有脱离群众和实际之嫌，自己呆在屋里写几篇文章，倒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从政，或者是从事赚钱的买卖，岂不光杆司令一个？当不了官，也成不了大款，何用之有？
文人多读了几本书，自以为懂了道理，凡事较真，只认死理。芸芸众生爽不爽倒在其次，在有点权势和有点铜板的人眼中，文人着实更加可恶。对于前者，文人不太好糊弄，就算有点不公平，众人皆昏睡，就你独清醒，弄得人耳烧面热、寝食难安；又淫威不浸，收买无果，还要把它弄成文字－－说不定留传下去，让人惹上千古骂名。对于后者，大多是在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土壤中，间接夺取大众果实而“成财”的——文人的可恶之处在于，你的学问让人家显得庸俗，所谓穷得只剩下钱；你的气节让人家显得残酷、凶狠乃至恶毒。除非文人去巴结他们，可惜身为文人，视钱财若浮云，天生傲骨，断然不会买账。
文人的臭脾气的确过分，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拍马屁倒也罢了，怎能不给当权者面子？不称一下自己几斤重，硬拿鸡蛋碰石头。明明活在这个具体可感的世界上，却以为活在没有一丝尘埃的真空中；手中一杆破笔，轻若鸿毛，却认为堪比刀枪；大家都是血肉之躯，就你金刚不坏，独自清流？
对于文人来说，知识和智慧是天生的软肋，所以对文人的非议，不会太少。一个活着的文人，在他的周围有着好的名誉，打死也不会有人相信－－不管他死后有多么显赫的名声。权力、金钱和智慧都能招来嫉妒，但就只有智慧缺乏免疫力。权力有压制、使人们像苍蝇逐臭一样趋从的功能，嫉妒哪敢现出原形？金钱有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可能；唯独智慧，就算白送人，别人也没法拿走－－自己没法得到的，别人也就别想有得利索，所以攻击起文人来，不需要顾忌，放得开手脚，完全可以大张其鼓，竭尽全力把文人搞垮搞臭－－智慧也就如此下场！
其实，总的说来，文人可爱的地方还是不少，只是难得有人去想文人的好处罢了。文人就写点文章，并不指点江山，没有平步青云的野心，也不打算去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对于已当官或想当官的人来说，文人不会与你争功邀宠，更不会背后来上一刀。文人就算颇有微词，也是爱之弥深，责之弥切，不见得就有什么企图——历来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说；始皇帝焚书坑儒，却换得一个短命朝代，元代排挤汉族文人，江山数十年而终，清朝取元朝之训，延至两三百年天下－－看来，文人也就嘴里说说，笔下写写而已，真正想造反的，恐怕并非文人。对于大款腰上拴的孔方兄，文人更是看得开，起码比别人的嫉妒心少些－－如果哪天被豪夺或哄抢，那肯定不是文人干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文人应该是最可靠的－－文人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尽管文人格格不入，不太合群，不太拘泥于世俗，看起来与大家有些距离，但文人至少不会背叛阶级－－古代的官员，稍有文人禀性的，尚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民间是文人的立足所在，舍此文人何以栖身？
操文章而显山露水，腾达飞黄，腰包鼓胀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与上面所谈的文人，相差太大，甚而背道而驰，他们算不上文人。如果不喜欢文人，说他们比文人高级，也未尝不可。他们有的被称作御用文人，写一些迎奉权柄的文章，换来官位、升迁以及可观的俸禄，动起笔来，马首是瞻，唯权是举，什么文章千古事，什么为人为文的良心，早已抛诸脑后，沉入江底；不仅如此，不少御用文人还充当“文阀”的角色，就像二郎神的啸天犬，总要对着正义狂啸几声，咬上几口的，鲁迅就最恨这样的狗，在很多文章和书信中，称之“乏走狗”、“落水狗”、“叭儿”。他们有的真可谓市场弄潮儿，以钱为本；他们的文章，所谓身体写作，性器官写作，贩卖军火毒品、仇杀奸杀、人兽交配写作，总之恨不得让人越读越猥琐，把人腰包掏空了事。汉元帝时只认钱而不认美的画师毛延寿，丑化昭君，以致绝色出塞，弄丢了脑袋，王安石认为冤枉了毛延寿，其《明妃曲•其一》云：“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其实，如果王安石是汉文帝，他同样会归罪于毛延寿的。把良心明码标价出售的画师，焉能不可恶？不过，究其程度，毛延寿比起眼中只有权势的御用文人、见钱眼开的所谓商业文人来，大概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谦谦君子了。
大抵说来，文人没有花花肠子，不喜欢动歪脑筋，狠不下心，拿不下脸，动不得粗，只能静下心来，就靠文章换几个小钱，凑合着过日子。这还算是幸福的文人。从没听说过马克思、曹雪芹得过什么稿费。故自古有文人穷酸之说。或许有人会说，文人想不朽，在乎生后名。其实，文人对不朽比其它人看得更轻，何况在一个十足世俗的统治意识支配的历史构架中，就算是有着特殊文化价值的文人，能否进入历史，还是个大大的问题。说文人不聪明，不懂审时度势，恐怕也是大大的冤枉，还有什么人比文人对社会、对人性了解得更为透彻？说到底，文人是自找罪受－－自身脆弱，还把责任和良知扛在肩上。
文人从不趋伏时尚，并自动与时尚绝缘。他把握着时代的脉动，扼守着时代的咽喉。他时刻警惕着时代的各种诱惑，越过时代的漩涡，不被时代的浊流淹没。一个烽烟四起、洪水猛兽的时代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必然有铮铮的文人！
钱钟书在《论文人》中说，在“用人”们看来，文人没有看得见的，物质或功利的用处，所以“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钱钟书所指“用人”，并非仅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等听差奴仆，专家顾问亦囊其中，今天人五人六的各色豪宦巨贪、明星大款、明暗娼妓，以及许许多多长着两只势利眼睛的人形动物，大抵也符合钱先生的“用人”标准。文人兼“用人”的曹操，尚且看不起“用人”中的翘楚华佗，说：“忧天下无此鼠辈邪！”（刘禹锡《华佗论》），致其死于狱中，但话说回来，华佗乃“用人”不用，有点文人脾气，不肯为曹魏效力，据《三国志•方技传》载：曹操多次派人相招，华佗顽固而不屈从，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一出戏了。
“用人”对文人不屑一顾，看来传统是足够悠久的，不过，文人的价值，却不会因“用人”的鄙夷而缩减、消散。魏末晋初若没有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在司马氏屠刀下的清流和热血，明代时若没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与阉党的分庭抗礼，这两个黑暗的时代就不会留下浩然正气的光芒穿刺历史，人类永不灭失的人性之光的滚滚洪流，也就会少掉两束生动、自足、凛然、大义的浪花。
无论“用人”怎样喧嚣，怎样轻视和排挤文人，说文人穷酸也罢，自命清高也罢，所谓一无用处是书生也罢，硬骨头惹人厌也罢，假正经视正义为最高准则也罢，文人毕竟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毕竟是浊世泥流中的一眼清亮山泉，毕竟是精神沙漠中的人文绿洲，毕竟是社会扭曲之轴的返正力矩，毕竟是昏昏长夜里唯有的一盏星火、一点气息、一声呐喊。倘若一个社会没有文人，没有了意见和牢骚，这个社会就会少了几分公平和正义；倘若时代没有文人，这个时代就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没有骨质的、漆黑夜空般的时代，因为没有了文人的切入，这个时代将在历史中形成断层；倘若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文人，今天的人类文明也就不复存在，那人类面临的将是一种怎样的处境？
2005、7、19
也说文人
作者：穷庐主人
8月2日的大河报上刊出一篇文章，说文人的类型。初看很有意思，作者把文人简单分为3类，认为中国的文人以司马迁敢于诤言，为真理而宁死不屈者堪当第一；以陈布雷终于悬崖勒马，勇于改正者为第二等；以姚文元长期助纣为虐而执迷不悟者为第三等。文章中，能够入作者法眼的也就这些人；不过作者在行文之初首先说到做人，说到良心，说到品德，我颇赞成此说。
觉得作者还是写的太简单了，不免有失偏颇。我认为，文人是一个泛指，这个概念太广泛了，这个命题也不可能说清楚！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文人可能是最暧昧的一个概念。它的所指常常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人泛指读书人。但在我的想象里，文人更倾向于指称那种未走进仕途的读书人。中国古代这种文人多多，魏晋诸多名士、唐宋诸多诗人词人，都可以归属文人的范畴。
先说文人的心，当然就是文心！一个没有文心的人决不可能是文人的。
何谓“文心”？“文心”就是人文之心，它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化情怀与心灵状态。宋代文人艺术家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种由高度的文化修养所达到的创作心态，就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心”所在。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为天地立心”，这种“为天地立心”的人文之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心”。
文心是质地，才学是外在表现；才，自然有高低，有大小；有才高八斗，也有江郎才尽。还不能说分类，因为文人的上品是文士，只有可以称为文士的文人，才值得品评。“士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指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这是对“士文化”的充分肯定。关于“士”和“士文化”，前人和今人都有论述。以笔者的认识，“士文化”主要是指文士文化。
文人达到一定的层次和水平才能称为“文士”，“文士”不仅要有“文心”，还要有“道心”，既要有才有学，还要有器有识。“文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要做到“独善其身”，还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学人的良知。因此，“士文化”，在古代是一种“先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雅人深致和博大精深的渊源所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由士文化所奠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无一不是那个时代“士文化”的代表。
文人的分类，首先从最高处说起，自然是国士。“国士无双，无双国士”，国士肯定是文人中的极至；像汉初的韩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明末时期的袁崇焕，清康熙之周培公、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相信熟知历史的人都不会有疑义。
以民国时期，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为例子，不妨多说几句。陈布雷也可以称为国士的。
陈布雷，中国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为人谨慎，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
陈作为侍二处主任，规行矩步，清廉自律，至少赢得“清流派”的声誉。他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布雷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
居住方面，陈设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可以帮助联系。以蒋的矫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这件事本来就是谜团，岂是一句悬崖勒马，勇于改正就可以草草敷衍的，我极不同意作者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不要忘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难道也是悬崖勒马，勇于改正的话可以敷衍的，相信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说法的。所以我更赞同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讲荀彧的精彩片段——
“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
“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这样一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呢？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跟自己做对。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了，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
所以我觉得荀彧如果是我们当代人的话，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他二十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一直干到五十岁，二十多年跟着曹操出生入死，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那个心也是够狠的。但是荀彧没有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拥戴曹操的人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魏公、建魏国，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虽然在梦里，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而此刻荀彧却只能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引自易中天先生品三国）
我觉得不必要再对他们的自杀解释什么了，我认可“情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我更觉得简单的说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文人又岂是可以说清楚的？国士真正是文人中的上品，也许文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士梦，然而“江湖有谁知国士，市井容汝做诗人”，所以才有了才士，才有了诗人，许多诗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正是因为国士的梦不能实现，才有了诗赋悬日月的屈原，才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李白，其实中国传统的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在用舍行藏之间生活着，如果非要论个高低，哪能这么容易？
来自: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91b5bf010009sf.html
文人的价值与使命
——对当代社会文人的一点思考
作者：曹哲
摘要：作为文人，我们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对世界和人类贡献着自己认为最宝贵最有意义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能让世人陪着我们兜圈子，我们要给他们以指引，让他们通过我们的作品来看世界，让他们通过我们的作品在生活中感知幸福和快乐，消除他们生活中的无知和困惑，而不是一味地展示自己对丑恶和不公的诅咒与牢骚。
关键词：文人社会价值使命
一、文人的界定
何谓文人？文人，是一群重感情和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他们中有高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较低者：“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他们讲究气节、注重风范，他们怀有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却不乏刻薄的现实主义；他们嫉世愤俗，在以意识为核心的时代，他们要么因为偏离甚至悖逆主流意识而失意反动，要么因为符合主流意识而在政治上得志，从而享有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荣誉。中国人对“文人”概念的理解向来是十分广泛的：凡是拿笔的做学问的都是文人，也因为对科学的认识和体会来的晚，所以绝没有像外国那样把文人分成什么学家什么学家的，而是一概的称呼之。国人对文人这样的理解其实也在潜意识里蕴涵着对文人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共性的概括和认识。
还有人说“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无论怎样说文人是与文章不可分割的，不写文章的人自然就不能算入文人的行列了。中国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文人也就跟着演变了几千年，从孔、孟、司马迁，竹林七贤，到唐代的李杜、高岑，宋代的苏黄、王安石，以及明清的刘伯温、李梦阳、龚自珍、顾炎武，到现当代的胡适、鲁迅、朱自清、巴金、等等。他们都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他们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中国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优秀而丰富的精神养料。
那么今天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我们对文人究竟如何界定呢？如今是一个各方面信息都相当密集，各个概念都相当具有包容性的时代，文人的概念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文字写作这一个方面，它应当扩大到整个文化传播的范畴之中。那么我想文人的概念应当这样进行一个定义，那就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与文化传播相关的专职人员或者业余的文学、艺术、文化爱好者。这样一来，凡是与文化活动沾边的人都应当归入文人的行列了。
肖涛生先生在他的文章《解读中国文人》中说到：在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有这样一群人，以笔为步，不管社会怎样动荡、剧变，他们总是最深情投入的角色，血泪直书着亘古不移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赴后继着，组构成中国历史一幅激荡壮美的长卷。对此，鲁迅先生就有过这样一番感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里转的是该文的第一部分，全文见红袖添香文学原创，网址：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5-3/1224449.shtml
野人四篇之：文人篇
何为文人，XX不列颠XX书上说：manofletteis;scholar...意思是指会写文章的读书人。很明显，这犯了望文生意之错。
何为文人?古人说：先祖之有文德者。古人的智慧我历来都是很佩服的。以文载人...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个道理，张修林有这样一种诠释：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
今日突然想起了文人，想了想历代文人。突然发觉，原来文人也是可以分类的。
我给文人定义了三类。第一类是做人。第二类是骂人。第三类是吃人。
作文即做人。这个道理大部分小学语文老师都会教给学生吧。但是，小学老师对这话的印象也只限于这是他小学时老师教他的吧!
作文即做人，说起来易懂。做起老何其之难？
由近往前推。先不说当代。沈从文、钱钟书之流是作文章如做人一样。一本<边城>道尽唯美，一本<围城>笑尽世人。如果二人没有对生活最深刻的认知，能写出这样不锈的名著么？(武侠迷注意《边城》与古龙《边城浪子》没半点关系，和黄易《边荒传说》更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差不多和他们同一代的，张爱玲，一个光为被人传诵的才女，也可算在这类人之中。《十八春》、《倾城之恋》将平凡人之间的爱情，演绎的是那么明白。即使是沙宝亮的情歌《倾城之恋》也没有小说来得经典(但比电视剧好多了。本人不咋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一本张爱玲小说集------盗版货，区区七百来页，看了一个月才看了三分之一)。说才女，那也少不了陈平(三毛)。她的书介于自传性散文与小说之间，描写一个女子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梦里花落知多少》中那些平凡的对白，却能感动我这个和她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读者(这里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与04年流行的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完全没关系的。严格说来郭的书，不只侵犯《圈里圈外》的权,也还和陈有一场官司，可惜陈早死)。
再往前数数，纷乱的民国与清末，康熙盛世，再大历代最盛的王历年，貌似都没什么合格的人选。再往前的什么汉唐盛世，我也难得去费神了。总之一句话，这样的文人少，其可贵之处还不仅是其少。
第二类便是骂人的。鲁迅当然是这类文人中最出名的。他骂人还不只骂一个，大部分国人都在他骂的范围之类；而且，他提出的国民性弱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普遍的。不过要论骂人这一类文人中成就最高的是谁，那绝对算到章太炎头上了。鲁迅因骂人而死(鲁迅是因为和***有关系而被国民党残杀了的，但在他被捕前，身体状况也已经很差了，估计也最多再活过一两年。他横眉冷对千夫指，能活得长么？话说得好，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章太炎却是因为他不骂人而死。有点搞不懂是吧？章太炎既是骂人这一类的文人，为什么会因为不骂人而死呢？章太炎这人有点诡异，他骂的人要选值得他骂的才去骂；他骂某个人，因为他觉得那人还可以抢救一下。但是他从来不骂袁大头，袁大头这人，连不骂人的人都忍不住要骂上几句，而章同志这个以骂人混名声的人却不骂他。这让袁大头非常气愤，于是把他逮了。最终章太炎都没骂他而被他杀了。骂人的文人，就要象章太炎这样，有所骂，有所不骂；该骂的放起胆子，丢掉脖子也不怕地骂，不值得骂的，打死都不骂。这一点，当代骂人的代表人物韩寒同志做得就不怎么到位，所以韩同志还不能算在骂人文人这一类；不过，若干年后，也许韩同志能成为我们这时代骂人文人的代表也说不一定
最后一类，吃人类。
严格来说，吃人类文人，还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种，以死去的名家或着正出名的人物吃饭的那种，如易中天。易中天有点痞，他的经典言论：嵇康喜欢打铁，难道就是铁匠；葛亮种过地,，未必就是农民。当时听他说这话，我就在想，易同志虽然上过讲坛，著言立说，却未必就是文人了。后来，再仔细想时，就把他归到这一类来了...不过这一类，听名字有点恐怖，但实际上却没什么大害。这年头喜欢吃快餐的人多了。他自己没工夫去吃那些名家，也就只能吃点这些被吃人类文人嚼过的快餐，而且还有口气...说白了，都是讨口饭吃。当然，象野人我现在的行为，也算在吃人之内；不过野人我不是文人，也就不怕戴上吃人类文人的帽子。
最后这半类，是最恐怖的，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这样的文人，危害甚至比的上希特勒。
代表人物：李斯。李斯很有才，这我不得不承认，而且知道他的中国人也不会否认(事实上希特勒也很有才，没才的人怎么能搞得出那么大的祸害)。李斯这人是个愤青，愤到何种地步呢？他看不起当时所有的儒家书生。实际上来看，他也有那能力看不起当时儒家所有的人。他觉得所有的儒家学生都是不会变通，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书呆。简单说来，这些人活着都是浪费粮食。他更进一步地认为，书都是些没啥用的东西。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焚书”事件的诞生(又要废话了，这里说两件事：第一是愤青，也许有人要说，这会徐福都还没上RB去呢，李斯又是哪门子愤青了？其实，仇日并不带表愤青，虽然很多愤青都仇日；愤青指的是那一种愤世嫉俗的青年人。第二就是“焚书”、“坑儒”是两件分开的事，历史书上没说仔细)。这危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比希特勒弄出来的还要大得多？这类文人有何特点呢，通常，他们都和权利有关(你别把这话倒过来说：有权利的人都是吃人的，那野人罪过就大了)，例如，某些位教授----“会叫的野兽”，占用学生的论文，和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进而给她某些额外帮助之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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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人
作者：张修林
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文人描述和研究社会，往往能洞察社会的症状，如同医生面对病人一样，关注着那些退化或变异的肢体、器官或已经紊乱的结构，古代关于扁鹊治病的文献中就有讳疾忌医的记载。看来，有人不接受文人是顺理成章－－李世民倒是颇有肚量，听得一些不大入耳的话，在位仅二十三年，便有震撼中外、闪烁古今的贞观之治，但遗憾的是，华夏数千年文明，唐太宗就只有一个。
文人洞悉人性，而且对人性中的恶习深恶痛绝，动不动就揭露批判，甚而提出修正，把自己的一套新观点抛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对文人有点好印象的，实在不会太多。过往的文人日子还算好过，因为这些家伙既已不在世，人们就算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建树，曾经鼓捣过些什么文章，也乐意对他们有个好评价，甚而常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边，以此表明自己格调高雅，不乏学问；遗憾的是，对于他们，日子再好过也不会再过了.
如此说来，是不是过往的文人水平比在世的高，因而能获得赞同、尊敬与仰慕？当然不会。肯定今天的文人站得更高，人文之塔就是从最古的文人开始不断垒上来的，每个时代的文人都站在所在时代的塔顶；另外，这些大师在世时的处境也不见得比今天的文人好上多少，苏格拉底连命都保不住，中国文字狱掉头的人更是不甚枚举，－－好像当代也有，王实味就被枪决了的；李白算是运气好，见着了皇上，卖弄了才学，得意了几天，也终究凄凉；东坡脾气顺从些，也因文字被贬，幸而遇到个开明的皇太后，总算保住了小命。有些人会说，唐伯虎、纪晓岚混得不错，这无非是文人表达自己的愿望，编的故事而已。唐寅一生坎坷，卖画不足谋生，有什么美人秋香？至于纪昀，玩雕虫小技的对联倒是高手，谈到文章，也就《阅微草堂笔记》，装神弄鬼，尽显尸腐气息，实在不大算得文人；尽管他拍乾隆马屁可谓口若悬河、登峰造极，仍被发配边疆，最得意的也无非就是当过几天的<<四库全书>>副总编辑。
可能在世人看来，死去的人不会对他们构成妨碍，相反还可资利用。对死人宽厚的例子很多，我们经常听到追认死人为英雄、烈士、党团员，甚至少先队员的－－一把火就成就了英雄邱少云，真不知道这是一把什么神火？在悼词中，不少平庸的人有着丰功伟绩，最差的情形，也是这个人的死，构成了某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从未见过哪一篇悼词实话实说：此人之死节省了粮食和资源，减少了地球负载；篡改死人的思想，作为愚民的工具，漫天高调，把死人弄活来用，弄成神来用，或者名曰继承发扬优秀文化－－反正死人不可能开口，不会从坟堆里爬出来反对－－这等事也不少见。
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开科取士，看起来对文人非常礼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举制度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恐怕也只是说文人还有些用罢了。其实，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弄点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把文化人套牢，免得这些人有什么所谓不对劲的想法。要弄清楚的是，开科取士用的不是文人的标准，它要的是符合政治的文化，也就是上面说的，把死人弄活、弄成神的文化。不少真正的文人只有名落孙山，比如蒲松林、曹学芹；亦有文人精钻其套路撞入仕途，但在朝堂上总整不赢那些宦官、那些靠裙带关系和各种不入流手段爬上高位的人，理由极简单，统治者绝不会为文人撑腰，因此，进入仕途的文人，结局非常明了：不是被杀就是被贬。
说起来，文人的确有不少令人讨厌的地方，无视人情世故，特立独行，有脱离群众和实际之嫌，自己呆在屋里写几篇文章，倒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从政，或者是从事赚钱的买卖，岂不光杆司令一个？当不了官，也成不了大款，何用之有？
文人多读了几本书，自以为懂了道理，凡事较真，只认死理。芸芸众生爽不爽倒在其次，在有点权势和有点铜板的人眼中，文人着实更加可恶。对于前者，文人不太好糊弄，就算有点不公平，众人皆昏睡，就你独清醒，弄得人耳烧面热、寝食难安；又淫威不浸，收买无果，还要把它弄成文字－－说不定留传下去，让人惹上千古骂名。对于后者，大多是在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土壤中，间接夺取大众果实而“成财”的——文人的可恶之处在于，你的学问让人家显得庸俗，所谓穷得只剩下钱；你的气节让人家显得残酷、凶狠乃至恶毒。除非文人去巴结他们，可惜身为文人，视钱财若浮云，天生傲骨，断然不会买账。
文人的臭脾气的确过分，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拍马屁倒也罢了，怎能不给当权者面子？不称一下自己几斤重，硬拿鸡蛋碰石头。明明活在这个具体可感的世界上，却以为活在没有一丝尘埃的真空中；手中一杆破笔，轻若鸿毛，却认为堪比刀枪；大家都是血肉之躯，就你金刚不坏，独自清流？
对于文人来说，知识和智慧是天生的软肋，所以对文人的非议，不会太少。一个活着的文人，在他的周围有着好的名誉，打死也不会有人相信－－不管他死后有多么显赫的名声。权力、金钱和智慧都能招来嫉妒，但就只有智慧缺乏免疫力。权力有压制、使人们像苍蝇逐臭一样趋从的功能，嫉妒哪敢现出原形？金钱有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可能；唯独智慧，就算白送人，别人也没法拿走－－自己没法得到的，别人也就别想有得利索，所以攻击起文人来，不需要顾忌，放得开手脚，完全可以大张其鼓，竭尽全力把文人搞垮搞臭－－智慧也就如此下场！
其实，总的说来，文人可爱的地方还是不少，只是难得有人去想文人的好处罢了。文人就写点文章，并不指点江山，没有平步青云的野心，也不打算去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对于已当官或想当官的人来说，文人不会与你争功邀宠，更不会背后来上一刀。文人就算颇有微词，也是爱之弥深，责之弥切，不见得就有什么企图——历来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说；始皇帝焚书坑儒，却换得一个短命朝代，元代排挤汉族文人，江山数十年而终，清朝取元朝之训，延至两三百年天下－－看来，文人也就嘴里说说，笔下写写而已，真正想造反的，恐怕并非文人。对于大款腰上拴的孔方兄，文人更是看得开，起码比别人的嫉妒心少些－－如果哪天被豪夺或哄抢，那肯定不是文人干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文人应该是最可靠的－－文人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尽管文人格格不入，不太合群，不太拘泥于世俗，看起来与大家有些距离，但文人至少不会背叛阶级－－古代的官员，稍有文人禀性的，尚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民间是文人的立足所在，舍此文人何以栖身？
操文章而显山露水，腾达飞黄，腰包鼓胀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与上面所谈的文人，相差太大，甚而背道而驰，他们算不上文人。如果不喜欢文人，说他们比文人高级，也未尝不可。他们有的被称作御用文人，写一些迎奉权柄的文章，换来官位、升迁以及可观的俸禄，动起笔来，马首是瞻，唯权是举，什么文章千古事，什么为人为文的良心，早已抛诸脑后，沉入江底；不仅如此，不少御用文人还充当“文阀”的角色，就像二郎神的啸天犬，总要对着正义狂啸几声，咬上几口的，鲁迅就最恨这样的狗，在很多文章和书信中，称之“乏走狗”、“落水狗”、“叭儿”。他们有的真可谓市场弄潮儿，以钱为本；他们的文章，所谓身体写作，性器官写作，贩卖军火毒品、仇杀奸杀、人兽交配写作，总之恨不得让人越读越猥琐，把人腰包掏空了事。汉元帝时只认钱而不认美的画师毛延寿，丑化昭君，以致绝色出塞，弄丢了脑袋，王安石认为冤枉了毛延寿，其《明妃曲•其一》云：“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其实，如果王安石是汉文帝，他同样会归罪于毛延寿的。把良心明码标价出售的画师，焉能不可恶？不过，究其程度，毛延寿比起眼中只有权势的御用文人、见钱眼开的所谓商业文人来，大概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谦谦君子了。
大抵说来，文人没有花花肠子，不喜欢动歪脑筋，狠不下心，拿不下脸，动不得粗，只能静下心来，就靠文章换几个小钱，凑合着过日子。这还算是幸福的文人。从没听说过马克思、曹雪芹得过什么稿费。故自古有文人穷酸之说。或许有人会说，文人想不朽，在乎生后名。其实，文人对不朽比其它人看得更轻，何况在一个十足世俗的统治意识支配的历史构架中，就算是有着特殊文化价值的文人，能否进入历史，还是个大大的问题。说文人不聪明，不懂审时度势，恐怕也是大大的冤枉，还有什么人比文人对社会、对人性了解得更为透彻？说到底，文人是自找罪受－－自身脆弱，还把责任和良知扛在肩上。
文人从不趋伏时尚，并自动与时尚绝缘。他把握着时代的脉动，扼守着时代的咽喉。他时刻警惕着时代的各种诱惑，越过时代的漩涡，不被时代的浊流淹没。一个烽烟四起、洪水猛兽的时代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必然有铮铮的文人！
钱钟书在《论文人》中说，在“用人”们看来，文人没有看得见的，物质或功利的用处，所以“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钱钟书所指“用人”，并非仅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等听差奴仆，专家顾问亦囊其中，今天人五人六的各色豪宦巨贪、明星大款、明暗娼妓，以及许许多多长着两只势利眼睛的人形动物，大抵也符合钱先生的“用人”标准。文人兼“用人”的曹操，尚且看不起“用人”中的翘楚华佗，说：“忧天下无此鼠辈邪！”（刘禹锡《华佗论》），致其死于狱中，但话说回来，华佗乃“用人”不用，有点文人脾气，不肯为曹魏效力，据《三国志•方技传》载：曹操多次派人相招，华佗顽固而不屈从，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一出戏了。
“用人”对文人不屑一顾，看来传统是足够悠久的，不过，文人的价值，却不会因“用人”的鄙夷而缩减、消散。魏末晋初若没有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在司马氏屠刀下的清流和热血，明代时若没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与阉党的分庭抗礼，这两个黑暗的时代就不会留下浩然正气的光芒穿刺历史，人类永不灭失的人性之光的滚滚洪流，也就会少掉两束生动、自足、凛然、大义的浪花。
无论“用人”怎样喧嚣，怎样轻视和排挤文人，说文人穷酸也罢，自命清高也罢，所谓一无用处是书生也罢，硬骨头惹人厌也罢，假正经视正义为最高准则也罢，文人毕竟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毕竟是浊世泥流中的一眼清亮山泉，毕竟是精神沙漠中的人文绿洲，毕竟是社会扭曲之轴的返正力矩，毕竟是昏昏长夜里唯有的一盏星火、一点气息、一声呐喊。倘若一个社会没有文人，没有了意见和牢骚，这个社会就会少了几分公平和正义；倘若时代没有文人，这个时代就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没有骨质的、漆黑夜空般的时代，因为没有了文人的切入，这个时代将在历史中形成断层；倘若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文人，今天的人类文明也就不复存在，那人类面临的将是一种怎样的处境？
2005、7、19
也说文人
作者：穷庐主人
8月2日的大河报上刊出一篇文章，说文人的类型。初看很有意思，作者把文人简单分为3类，认为中国的文人以司马迁敢于诤言，为真理而宁死不屈者堪当第一；以陈布雷终于悬崖勒马，勇于改正者为第二等；以姚文元长期助纣为虐而执迷不悟者为第三等。文章中，能够入作者法眼的也就这些人；不过作者在行文之初首先说到做人，说到良心，说到品德，我颇赞成此说。
觉得作者还是写的太简单了，不免有失偏颇。我认为，文人是一个泛指，这个概念太广泛了，这个命题也不可能说清楚！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文人可能是最暧昧的一个概念。它的所指常常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人泛指读书人。但在我的想象里，文人更倾向于指称那种未走进仕途的读书人。中国古代这种文人多多，魏晋诸多名士、唐宋诸多诗人词人，都可以归属文人的范畴。
先说文人的心，当然就是文心！一个没有文心的人决不可能是文人的。
何谓“文心”？“文心”就是人文之心，它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化情怀与心灵状态。宋代文人艺术家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种由高度的文化修养所达到的创作心态，就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心”所在。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为天地立心”，这种“为天地立心”的人文之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心”。
文心是质地，才学是外在表现；才，自然有高低，有大小；有才高八斗，也有江郎才尽。还不能说分类，因为文人的上品是文士，只有可以称为文士的文人，才值得品评。“士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指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这是对“士文化”的充分肯定。关于“士”和“士文化”，前人和今人都有论述。以笔者的认识，“士文化”主要是指文士文化。
文人达到一定的层次和水平才能称为“文士”，“文士”不仅要有“文心”，还要有“道心”，既要有才有学，还要有器有识。“文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要做到“独善其身”，还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学人的良知。因此，“士文化”，在古代是一种“先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雅人深致和博大精深的渊源所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由士文化所奠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无一不是那个时代“士文化”的代表。
文人的分类，首先从最高处说起，自然是国士。“国士无双，无双国士”，国士肯定是文人中的极至；像汉初的韩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明末时期的袁崇焕，清康熙之周培公、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相信熟知历史的人都不会有疑义。
以民国时期，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为例子，不妨多说几句。陈布雷也可以称为国士的。
陈布雷，中国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为人谨慎，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
陈作为侍二处主任，规行矩步，清廉自律，至少赢得“清流派”的声誉。他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布雷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
居住方面，陈设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可以帮助联系。以蒋的矫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这件事本来就是谜团，岂是一句悬崖勒马，勇于改正就可以草草敷衍的，我极不同意作者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不要忘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难道也是悬崖勒马，勇于改正的话可以敷衍的，相信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说法的。所以我更赞同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讲荀彧的精彩片段——
“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
“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这样一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呢？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跟自己做对。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了，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
所以我觉得荀彧如果是我们当代人的话，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他二十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一直干到五十岁，二十多年跟着曹操出生入死，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那个心也是够狠的。但是荀彧没有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拥戴曹操的人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魏公、建魏国，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虽然在梦里，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而此刻荀彧却只能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引自易中天先生品三国）
我觉得不必要再对他们的自杀解释什么了，我认可“情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我更觉得简单的说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文人又岂是可以说清楚的？国士真正是文人中的上品，也许文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士梦，然而“江湖有谁知国士，市井容汝做诗人”，所以才有了才士，才有了诗人，许多诗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正是因为国士的梦不能实现，才有了诗赋悬日月的屈原，才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李白，其实中国传统的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在用舍行藏之间生活着，如果非要论个高低，哪能这么容易？
来自: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91b5bf010009sf.html
文人的价值与使命
——对当代社会文人的一点思考
作者：曹哲
摘要：作为文人，我们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对世界和人类贡献着自己认为最宝贵最有意义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能让世人陪着我们兜圈子，我们要给他们以指引，让他们通过我们的作品来看世界，让他们通过我们的作品在生活中感知幸福和快乐，消除他们生活中的无知和困惑，而不是一味地展示自己对丑恶和不公的诅咒与牢骚。
关键词：文人社会价值使命
一、文人的界定
何谓文人？文人，是一群重感情和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他们中有高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较低者：“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他们讲究气节、注重风范，他们怀有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却不乏刻薄的现实主义；他们嫉世愤俗，在以意识为核心的时代，他们要么因为偏离甚至悖逆主流意识而失意反动，要么因为符合主流意识而在政治上得志，从而享有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荣誉。中国人对“文人”概念的理解向来是十分广泛的：凡是拿笔的做学问的都是文人，也因为对科学的认识和体会来的晚，所以绝没有像外国那样把文人分成什么学家什么学家的，而是一概的称呼之。国人对文人这样的理解其实也在潜意识里蕴涵着对文人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共性的概括和认识。
还有人说“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无论怎样说文人是与文章不可分割的，不写文章的人自然就不能算入文人的行列了。中国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文人也就跟着演变了几千年，从孔、孟、司马迁，竹林七贤，到唐代的李杜、高岑，宋代的苏黄、王安石，以及明清的刘伯温、李梦阳、龚自珍、顾炎武，到现当代的胡适、鲁迅、朱自清、巴金、等等。他们都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他们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中国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优秀而丰富的精神养料。
那么今天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我们对文人究竟如何界定呢？如今是一个各方面信息都相当密集，各个概念都相当具有包容性的时代，文人的概念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文字写作这一个方面，它应当扩大到整个文化传播的范畴之中。那么我想文人的概念应当这样进行一个定义，那就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与文化传播相关的专职人员或者业余的文学、艺术、文化爱好者。这样一来，凡是与文化活动沾边的人都应当归入文人的行列了。
肖涛生先生在他的文章《解读中国文人》中说到：在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有这样一群人，以笔为步，不管社会怎样动荡、剧变，他们总是最深情投入的角色，血泪直书着亘古不移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赴后继着，组构成中国历史一幅激荡壮美的长卷。对此，鲁迅先生就有过这样一番感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里转的是该文的第一部分，全文见红袖添香文学原创，网址：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5-3/1224449.shtml
野人四篇之：文人篇
何为文人，XX不列颠XX书上说：manofletteis;scholar...意思是指会写文章的读书人。很明显，这犯了望文生意之错。
何为文人?古人说：先祖之有文德者。古人的智慧我历来都是很佩服的。以文载人...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个道理，张修林有这样一种诠释：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
今日突然想起了文人，想了想历代文人。突然发觉，原来文人也是可以分类的。
我给文人定义了三类。第一类是做人。第二类是骂人。第三类是吃人。
作文即做人。这个道理大部分小学语文老师都会教给学生吧。但是，小学老师对这话的印象也只限于这是他小学时老师教他的吧!
作文即做人，说起来易懂。做起老何其之难？
由近往前推。先不说当代。沈从文、钱钟书之流是作文章如做人一样。一本<边城>道尽唯美，一本<围城>笑尽世人。如果二人没有对生活最深刻的认知，能写出这样不锈的名著么？(武侠迷注意《边城》与古龙《边城浪子》没半点关系，和黄易《边荒传说》更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差不多和他们同一代的，张爱玲，一个光为被人传诵的才女，也可算在这类人之中。《十八春》、《倾城之恋》将平凡人之间的爱情，演绎的是那么明白。即使是沙宝亮的情歌《倾城之恋》也没有小说来得经典(但比电视剧好多了。本人不咋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一本张爱玲小说集------盗版货，区区七百来页，看了一个月才看了三分之一)。说才女，那也少不了陈平(三毛)。她的书介于自传性散文与小说之间，描写一个女子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梦里花落知多少》中那些平凡的对白，却能感动我这个和她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读者(这里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与04年流行的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完全没关系的。严格说来郭的书，不只侵犯《圈里圈外》的权,也还和陈有一场官司，可惜陈早死)。
再往前数数，纷乱的民国与清末，康熙盛世，再大历代最盛的王历年，貌似都没什么合格的人选。再往前的什么汉唐盛世，我也难得去费神了。总之一句话，这样的文人少，其可贵之处还不仅是其少。
第二类便是骂人的。鲁迅当然是这类文人中最出名的。他骂人还不只骂一个，大部分国人都在他骂的范围之类；而且，他提出的国民性弱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普遍的。不过要论骂人这一类文人中成就最高的是谁，那绝对算到章太炎头上了。鲁迅因骂人而死(鲁迅是因为和***有关系而被国民党残杀了的，但在他被捕前，身体状况也已经很差了，估计也最多再活过一两年。他横眉冷对千夫指，能活得长么？话说得好，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章太炎却是因为他不骂人而死。有点搞不懂是吧？章太炎既是骂人这一类的文人，为什么会因为不骂人而死呢？章太炎这人有点诡异，他骂的人要选值得他骂的才去骂；他骂某个人，因为他觉得那人还可以抢救一下。但是他从来不骂袁大头，袁大头这人，连不骂人的人都忍不住要骂上几句，而章同志这个以骂人混名声的人却不骂他。这让袁大头非常气愤，于是把他逮了。最终章太炎都没骂他而被他杀了。骂人的文人，就要象章太炎这样，有所骂，有所不骂；该骂的放起胆子，丢掉脖子也不怕地骂，不值得骂的，打死都不骂。这一点，当代骂人的代表人物韩寒同志做得就不怎么到位，所以韩同志还不能算在骂人文人这一类；不过，若干年后，也许韩同志能成为我们这时代骂人文人的代表也说不一定
最后一类，吃人类。
严格来说，吃人类文人，还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种，以死去的名家或着正出名的人物吃饭的那种，如易中天。易中天有点痞，他的经典言论：嵇康喜欢打铁，难道就是铁匠；葛亮种过地,，未必就是农民。当时听他说这话，我就在想，易同志虽然上过讲坛，著言立说，却未必就是文人了。后来，再仔细想时，就把他归到这一类来了...不过这一类，听名字有点恐怖，但实际上却没什么大害。这年头喜欢吃快餐的人多了。他自己没工夫去吃那些名家，也就只能吃点这些被吃人类文人嚼过的快餐，而且还有口气...说白了，都是讨口饭吃。当然，象野人我现在的行为，也算在吃人之内；不过野人我不是文人，也就不怕戴上吃人类文人的帽子。
最后这半类，是最恐怖的，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这样的文人，危害甚至比的上希特勒。
代表人物：李斯。李斯很有才，这我不得不承认，而且知道他的中国人也不会否认(事实上希特勒也很有才，没才的人怎么能搞得出那么大的祸害)。李斯这人是个愤青，愤到何种地步呢？他看不起当时所有的儒家书生。实际上来看，他也有那能力看不起当时儒家所有的人。他觉得所有的儒家学生都是不会变通，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书呆。简单说来，这些人活着都是浪费粮食。他更进一步地认为，书都是些没啥用的东西。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焚书”事件的诞生(又要废话了，这里说两件事：第一是愤青，也许有人要说，这会徐福都还没上RB去呢，李斯又是哪门子愤青了？其实，仇日并不带表愤青，虽然很多愤青都仇日；愤青指的是那一种愤世嫉俗的青年人。第二就是“焚书”、“坑儒”是两件分开的事，历史书上没说仔细)。这危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比希特勒弄出来的还要大得多？这类文人有何特点呢，通常，他们都和权利有关(你别把这话倒过来说：有权利的人都是吃人的，那野人罪过就大了)，例如，某些位教授----“会叫的野兽”，占用学生的论文，和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进而给她某些额外帮助之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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