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涛:冉老师您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对待不同的意见，这应该是一个蛮有嚼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西方学者推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冉老师，您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信念格言呢？
冉云飞:运涛兄，希望多交流。格言不敢随便给出。昨天我说了一句：对敌人言论自由的伤害，就是对我言论自由的伤害。
王运涛:认识具有片面性，真理具有相对性，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是己非人，俗之同病，究竟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和胸怀来看待不同言论呢？
冉云飞:对我言论敌人的言论自由的伤害，就是对我的伤害。
王运涛:不同言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欢迎冉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观点。
冉云飞:王兄，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所有的言论都是一种信息，很多时候言论没有绝对正确，而且很难分清是否正确，而且决定其正确与否的权力由谁来掌控也是个问题。
王运涛: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不同言论的对立统一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冉老师特别珍视言论敌人的言论自由，尤其令我辈深思。很多时候，敌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最有价值的，或者更逼近真实的自我。
冉云飞: 王兄所说甚是，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多提供信息，让各种不同言论平等竞争。我们需要的是同等的竞争平等，而不是说自己的言论正确。民众或许会惑于一时，但长久的言论竞争，民众自然知道趋利避害，同时上当概率就会减少。所以我对言论自由和言论的平等竞争特别看重。
王运涛:我认为，对待不同言论的前提是提供和维护允许不同言论同样出现或者表述的平等权利。
冉云飞:王兄说得好，我们不能先天假设谁说的就一定正确，说出来的言论也有一个比较的过程，比较后，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也不能求大一统。那种所谓的大一统即思想的统一，是我们的恶梦。
王运涛:对待不同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无疑是十分可取的；但是牵涉到利益的时候，许多人可能在利己思想的支配下，倾向于捍卫和强化自己的话语霸权，同时削弱或剥夺言论敌人的话语权利。这就牵涉到一个利益底线和价值判断的矛盾。冉老师对此有何见解？
冉云飞:言论与利益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应该区别言论的应然性、已然性或实然性，即应该如此，已经如此，实际如此之别。人类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所以言论的应然性应该得到重视，那是我们大家更长久的利益。
王运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钳制思想是无法估量的罪过。
冉云飞:说的是，但这只是中国漫长的钳制言论的开始。
王运涛:不同言论的背后可能是事实判断的差异，也可能是价值判断的差异，对此，却是不可强求一律；但是否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意味着不同言论的相互博弈和彼此妥协呢？
冉云飞: 一定拿众多的观点与信息，进行比较，选择一种更近于自己的，或者自己干脆另起炉灶，自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王运涛:我思故我在，但是我说话的声音可能不是很多人能够听到的，听到了也不一定能够把握住我的真实意思，因为很多的对话可能是彼此的自说自话，因此，我提倡：听懂话是一种能力！很多时候，彼此听懂话了，或许就能有更深层次的交流、碰撞，而不是在浅层次的彼此抵触、排斥。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不同言论的缺席，不同言论的声音的大小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事实真相的影响更为强势有力。
冉云飞: 是啊，王兄，这也就是不开放报禁的原因，如果一放开，那些欺骗人的话，一对比，一竞争，就会没有市场。所以总体说来，言论还没有形成平等竞争的平台。
王运涛:环境的影响力很大，而言论构成了强有力的环境，即舆论环境，事实在强大言论攻势下，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这是极可怕的事情。冉老师，您认为言论即信息，而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那么，阻碍言论自由的制度是不是恶的制度呢，哪怕它是维持暂时的安全也罢？
冉云飞:王兄，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让所有的言论有出笼的机会，民众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选择。但政府一定有一个民众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如民主自由等。
王运涛:呵呵，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力很重要。没有知识就只有盲从权，没有选择权。在人成长的过程中，注定要听到很多不同的言论，关键是你听信谁的？如何避免谬论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悲剧发生，是一个人智慧的表现。冉老师以为如何？
冉云飞:是的，我今天在我博客上说，我写博客不是为了培养粉丝，而是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人，哪怕将来是我言论的“敌人”，也在所不惜。如果有各种言论平等出笼的平台，听谁的通过了许多种许多次比较，一般选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听谁的，而是这个听是不是来自于的信息的充分展开，信息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称的。
王运涛:对不同言论的尊重，还需要不同言论的发出者要有起码的诚信，要有对自己言论负责的态度，但是在这个诚信出现危机，责任重于泰山（很多人负载不起）的时代，有时候真不知道听信谁的好。
冉云飞:发出负责任的言论，也是一种习得与训练。大家都觉得说负责任的言论，更利于自己的利益，那么说负责任的言论的人就更多。
王运涛:网络或许是目前不同言论共存的最好平台，但是它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红旗还能打多久？自由还有多少成长的空间？这都取决于每一个觉醒者的努力。
冉云飞:言论是相对的，统一也是相对的。所以绝对意义上讲，没有统一的言论。
王运涛: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中，要想捍卫自己发出不同言论的自由，必须具有政治家的热情和眼光，理论家的头脑和判断，社会活动家的活力和本领，杂家的智慧和博学，作家的技巧和情感。
冉云飞:兄台所说的，从概括上讲，是不错的。但这样的要求是太高了，普通人应该从自己做起，说自己身边的负责任的言论，让更多的人知道丰富的世界。
王运涛:在舆论面前发出不同的言论，是一种强者的作为，有难度但更有意义。在此向冉老师致敬！
冉云飞:王兄，我是天天坚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看，而是持续不断地表达，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是我最欣赏的。与其一天讲大道理，不如每日做一件事。哪怕是点滴之事。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想一下就引起注目，事实上这样的言论往往缺少理性的态度，容易自己无法控制这言论的后果。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哪怕非常言论自由，能达到王兄所说的那么多对言论的要求，都是极少数。
王运涛:虽千万人，我往矣，是需要莫大勇气的；虽千万人言，我仍要言我所言，是需要大智慧的。是谓勇者不惧，智者不忧。
冉云飞:王兄所说的是，但也不必那么悲壮。我们不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悲壮，我每天说的言论，从官来看的话，是很厉害的，但我没有悲壮的心态，我觉得这是我日常应该说的话。所以还是比较千万人，无往矣的“视死如归”：）
王运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第三者的客观评判，这个客观评判的辨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承担？
冉云飞:王兄，世界有些事有客观评判标准，有些事是没有的。有客观评判标准的多是在可以定量定性的领域，而没有客观标准的，比如作品欣赏，比如趣味无争辩。有网友指出，某年秦耕说过：我有权利选择拒绝真理。。。我们要让每个人自己判断，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这也是尊重个体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
王运涛: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呵呵，同意。导师的言论也只有为民众掌握后才能发挥作用，真理也只有愿意接受的时候才能广泛传播。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但是人的认识有正误，是非曲直总是要坚持的，不同言论的多样性是否不应排斥客观真实的唯一性？
冉云飞说:王兄，有些事情我们不必着急判断其正确与否，重要的是多样生；再者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在一些争执难下的地方，可以借鉴那些前面已出现过此种问题，并完满解决的国家，就可以在改良方面节约相应的成本。我们的思想中，不要常常有唯一，事实上，思想和真理常常是没有惟一性的。这是我的看法。
王运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弯路，同意冉老师的观点。对言论负责，是对我们人生的价值负责；对不同的言论负责，是对民主程序的负责。言论敌人怎么说不重要，能够给我们的言论多大程度的补充乃至矫正却很重要。每个人生来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独一无二的头脑不是用来给别人的思想作跑马场的，不论言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冉云飞:王兄此说，我甚为赞同的。一个人的思考也许幼稚，但不能因为幼稚而被别人代替。这就像一个路走不好，你不能代替他走路一样。
王运涛: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不同言论也并不总是一种良性现象，比如给潘金莲翻案等。
冉云飞:王兄，没有关系，这言论不对一些人的胃口，马上就有人反对与批评，这点你放心，不会只让这种方案言论独霸天下的。
王运涛:想法决定活法，言论决定视听，对待不同言论有时候存在着一种悖论，诸如，别人骂你并不是你骂人的理由，我们不骂人是出于做人的原则，而不是因为谁骂或不骂我们。言论传播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制环境是不是有着一脉相承的的内在联系呢？时代的改变、思想的变迁，是不是与言论的自由相互促进的，那么，知识分子在言论环境完善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呢？
冉云飞: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起良心作用的问题，而是本职工作都没做好，如果每个行当都把本职工作做好，有做人的底线，中国就不是这样的。要知识分子都起良心作用，要求太高。
王运涛:储安平曾说过：“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他办的杂志《观察》，在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分。而知识分子是把自由视做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啊！后来，储安平受张伯钧之托去民盟办《光明日报》。然而，从此，他踏上的却是他人生的不归路。他太有才华，太像个学者，太率真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血雨腥风中，他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冉云飞:储先生我十分尊敬。
王运涛:我一直很敬仰储安平的所作所为，在那样的环境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储安平先生，若能参与我们今天的网聊的话，必将给我们继续带来更深的启示，死者已已矣，我辈当勉励。忽然很伤感，很是向往储安平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不放弃的神采。
冉云飞:是啊，他们的努力，我们至今还很惭愧，不及他们万一。
王运涛:很有幸，今天我能够参加一个这样的思想交流，我觉得忽然轻松了不少，实话还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它最简单，人人都可以拿身边的事情来衡量。简单是一种至大的美！
冉云飞:王兄，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当于在赶夜路，赶夜路的人是很多的，小声说出来的也不少，擦点火柴，打开打火机的人也有，我们一定不要感到孤独，感到只有自己才这样思考，事实上，现今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看重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
王运涛:在事实面前，所有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事实是能否被揭示出来，有多少言论是在众多事实基础上提出来的。郎咸平的出现，张维迎的争斗，冉老师如何看待当下学术界的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
冉云飞:没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负责任的言说，就不可能凭空获得言论自由，也谈不上言论责任。我认为不能靠几个名人的振臂一呼来解决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聊天的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影响他人，让更多的人参与，比一个郎咸平战张维迎重要得多。
王运涛: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却是一个美丽的相遇，亦如今晚的畅谈！谢谢冉老师的付出。我们与冉云飞先生的短暂交流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仍将继续进行。
冉云飞:好的，我简单说两句。第一：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是拿来批评的。第二：世界上没有反动言论，只有不同异见。第三：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对我“敌人”言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我的伤害。第四：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但我们总需要尊严与幸福，所以我们要努力而不祈求。第五：不要把任何人的言论视为金科玉律，那样把自己托附给他，是危险的，因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随时可以用出卖你，所以要用自己头脑来思考。第六：不要有思想的保姆和信息的爹妈，不要让谁做你思想的跑马场。第七：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自产自己思想的“敌人”而不是崇拜者的。好，就暂说这几条。
冉云飞:运涛兄，希望多交流。格言不敢随便给出。昨天我说了一句：对敌人言论自由的伤害，就是对我言论自由的伤害。
王运涛:认识具有片面性，真理具有相对性，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是己非人，俗之同病，究竟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和胸怀来看待不同言论呢？
冉云飞:对我言论敌人的言论自由的伤害，就是对我的伤害。
王运涛:不同言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欢迎冉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观点。
冉云飞:王兄，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所有的言论都是一种信息，很多时候言论没有绝对正确，而且很难分清是否正确，而且决定其正确与否的权力由谁来掌控也是个问题。
王运涛: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不同言论的对立统一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冉老师特别珍视言论敌人的言论自由，尤其令我辈深思。很多时候，敌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最有价值的，或者更逼近真实的自我。
冉云飞: 王兄所说甚是，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多提供信息，让各种不同言论平等竞争。我们需要的是同等的竞争平等，而不是说自己的言论正确。民众或许会惑于一时，但长久的言论竞争，民众自然知道趋利避害，同时上当概率就会减少。所以我对言论自由和言论的平等竞争特别看重。
王运涛:我认为，对待不同言论的前提是提供和维护允许不同言论同样出现或者表述的平等权利。
冉云飞:王兄说得好，我们不能先天假设谁说的就一定正确，说出来的言论也有一个比较的过程，比较后，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也不能求大一统。那种所谓的大一统即思想的统一，是我们的恶梦。
王运涛:对待不同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无疑是十分可取的；但是牵涉到利益的时候，许多人可能在利己思想的支配下，倾向于捍卫和强化自己的话语霸权，同时削弱或剥夺言论敌人的话语权利。这就牵涉到一个利益底线和价值判断的矛盾。冉老师对此有何见解？
冉云飞:言论与利益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应该区别言论的应然性、已然性或实然性，即应该如此，已经如此，实际如此之别。人类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所以言论的应然性应该得到重视，那是我们大家更长久的利益。
王运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钳制思想是无法估量的罪过。
冉云飞:说的是，但这只是中国漫长的钳制言论的开始。
王运涛:不同言论的背后可能是事实判断的差异，也可能是价值判断的差异，对此，却是不可强求一律；但是否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意味着不同言论的相互博弈和彼此妥协呢？
冉云飞: 一定拿众多的观点与信息，进行比较，选择一种更近于自己的，或者自己干脆另起炉灶，自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王运涛:我思故我在，但是我说话的声音可能不是很多人能够听到的，听到了也不一定能够把握住我的真实意思，因为很多的对话可能是彼此的自说自话，因此，我提倡：听懂话是一种能力！很多时候，彼此听懂话了，或许就能有更深层次的交流、碰撞，而不是在浅层次的彼此抵触、排斥。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不同言论的缺席，不同言论的声音的大小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事实真相的影响更为强势有力。
冉云飞: 是啊，王兄，这也就是不开放报禁的原因，如果一放开，那些欺骗人的话，一对比，一竞争，就会没有市场。所以总体说来，言论还没有形成平等竞争的平台。
王运涛:环境的影响力很大，而言论构成了强有力的环境，即舆论环境，事实在强大言论攻势下，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这是极可怕的事情。冉老师，您认为言论即信息，而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那么，阻碍言论自由的制度是不是恶的制度呢，哪怕它是维持暂时的安全也罢？
冉云飞:王兄，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让所有的言论有出笼的机会，民众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选择。但政府一定有一个民众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如民主自由等。
王运涛:呵呵，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力很重要。没有知识就只有盲从权，没有选择权。在人成长的过程中，注定要听到很多不同的言论，关键是你听信谁的？如何避免谬论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悲剧发生，是一个人智慧的表现。冉老师以为如何？
冉云飞:是的，我今天在我博客上说，我写博客不是为了培养粉丝，而是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人，哪怕将来是我言论的“敌人”，也在所不惜。如果有各种言论平等出笼的平台，听谁的通过了许多种许多次比较，一般选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听谁的，而是这个听是不是来自于的信息的充分展开，信息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称的。
王运涛:对不同言论的尊重，还需要不同言论的发出者要有起码的诚信，要有对自己言论负责的态度，但是在这个诚信出现危机，责任重于泰山（很多人负载不起）的时代，有时候真不知道听信谁的好。
冉云飞:发出负责任的言论，也是一种习得与训练。大家都觉得说负责任的言论，更利于自己的利益，那么说负责任的言论的人就更多。
王运涛:网络或许是目前不同言论共存的最好平台，但是它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红旗还能打多久？自由还有多少成长的空间？这都取决于每一个觉醒者的努力。
冉云飞:言论是相对的，统一也是相对的。所以绝对意义上讲，没有统一的言论。
王运涛: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中，要想捍卫自己发出不同言论的自由，必须具有政治家的热情和眼光，理论家的头脑和判断，社会活动家的活力和本领，杂家的智慧和博学，作家的技巧和情感。
冉云飞:兄台所说的，从概括上讲，是不错的。但这样的要求是太高了，普通人应该从自己做起，说自己身边的负责任的言论，让更多的人知道丰富的世界。
王运涛:在舆论面前发出不同的言论，是一种强者的作为，有难度但更有意义。在此向冉老师致敬！
冉云飞:王兄，我是天天坚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看，而是持续不断地表达，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是我最欣赏的。与其一天讲大道理，不如每日做一件事。哪怕是点滴之事。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想一下就引起注目，事实上这样的言论往往缺少理性的态度，容易自己无法控制这言论的后果。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哪怕非常言论自由，能达到王兄所说的那么多对言论的要求，都是极少数。
王运涛:虽千万人，我往矣，是需要莫大勇气的；虽千万人言，我仍要言我所言，是需要大智慧的。是谓勇者不惧，智者不忧。
冉云飞:王兄所说的是，但也不必那么悲壮。我们不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悲壮，我每天说的言论，从官来看的话，是很厉害的，但我没有悲壮的心态，我觉得这是我日常应该说的话。所以还是比较千万人，无往矣的“视死如归”：）
王运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第三者的客观评判，这个客观评判的辨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承担？
冉云飞:王兄，世界有些事有客观评判标准，有些事是没有的。有客观评判标准的多是在可以定量定性的领域，而没有客观标准的，比如作品欣赏，比如趣味无争辩。有网友指出，某年秦耕说过：我有权利选择拒绝真理。。。我们要让每个人自己判断，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这也是尊重个体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
王运涛: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呵呵，同意。导师的言论也只有为民众掌握后才能发挥作用，真理也只有愿意接受的时候才能广泛传播。没有谁是另一个人的思想保姆和信息爹妈，但是人的认识有正误，是非曲直总是要坚持的，不同言论的多样性是否不应排斥客观真实的唯一性？
冉云飞说:王兄，有些事情我们不必着急判断其正确与否，重要的是多样生；再者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在一些争执难下的地方，可以借鉴那些前面已出现过此种问题，并完满解决的国家，就可以在改良方面节约相应的成本。我们的思想中，不要常常有唯一，事实上，思想和真理常常是没有惟一性的。这是我的看法。
王运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弯路，同意冉老师的观点。对言论负责，是对我们人生的价值负责；对不同的言论负责，是对民主程序的负责。言论敌人怎么说不重要，能够给我们的言论多大程度的补充乃至矫正却很重要。每个人生来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独一无二的头脑不是用来给别人的思想作跑马场的，不论言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冉云飞:王兄此说，我甚为赞同的。一个人的思考也许幼稚，但不能因为幼稚而被别人代替。这就像一个路走不好，你不能代替他走路一样。
王运涛: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不同言论也并不总是一种良性现象，比如给潘金莲翻案等。
冉云飞:王兄，没有关系，这言论不对一些人的胃口，马上就有人反对与批评，这点你放心，不会只让这种方案言论独霸天下的。
王运涛:想法决定活法，言论决定视听，对待不同言论有时候存在着一种悖论，诸如，别人骂你并不是你骂人的理由，我们不骂人是出于做人的原则，而不是因为谁骂或不骂我们。言论传播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制环境是不是有着一脉相承的的内在联系呢？时代的改变、思想的变迁，是不是与言论的自由相互促进的，那么，知识分子在言论环境完善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呢？
冉云飞: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起良心作用的问题，而是本职工作都没做好，如果每个行当都把本职工作做好，有做人的底线，中国就不是这样的。要知识分子都起良心作用，要求太高。
王运涛:储安平曾说过：“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他办的杂志《观察》，在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分。而知识分子是把自由视做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啊！后来，储安平受张伯钧之托去民盟办《光明日报》。然而，从此，他踏上的却是他人生的不归路。他太有才华，太像个学者，太率真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血雨腥风中，他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冉云飞:储先生我十分尊敬。
王运涛:我一直很敬仰储安平的所作所为，在那样的环境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储安平先生，若能参与我们今天的网聊的话，必将给我们继续带来更深的启示，死者已已矣，我辈当勉励。忽然很伤感，很是向往储安平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不放弃的神采。
冉云飞:是啊，他们的努力，我们至今还很惭愧，不及他们万一。
王运涛:很有幸，今天我能够参加一个这样的思想交流，我觉得忽然轻松了不少，实话还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它最简单，人人都可以拿身边的事情来衡量。简单是一种至大的美！
冉云飞:王兄，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当于在赶夜路，赶夜路的人是很多的，小声说出来的也不少，擦点火柴，打开打火机的人也有，我们一定不要感到孤独，感到只有自己才这样思考，事实上，现今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看重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
王运涛:在事实面前，所有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事实是能否被揭示出来，有多少言论是在众多事实基础上提出来的。郎咸平的出现，张维迎的争斗，冉老师如何看待当下学术界的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
冉云飞:没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负责任的言说，就不可能凭空获得言论自由，也谈不上言论责任。我认为不能靠几个名人的振臂一呼来解决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聊天的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影响他人，让更多的人参与，比一个郎咸平战张维迎重要得多。
王运涛: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却是一个美丽的相遇，亦如今晚的畅谈！谢谢冉老师的付出。我们与冉云飞先生的短暂交流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仍将继续进行。
冉云飞:好的，我简单说两句。第一：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是拿来批评的。第二：世界上没有反动言论，只有不同异见。第三：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对我“敌人”言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我的伤害。第四：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但我们总需要尊严与幸福，所以我们要努力而不祈求。第五：不要把任何人的言论视为金科玉律，那样把自己托附给他，是危险的，因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随时可以用出卖你，所以要用自己头脑来思考。第六：不要有思想的保姆和信息的爹妈，不要让谁做你思想的跑马场。第七：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自产自己思想的“敌人”而不是崇拜者的。好，就暂说这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