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徐光春：干部待遇已经很好不应有非分之想》的报道，深深地吸引着笔者。
徐书记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地方干部的形象也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工作任务很重，但组织上对我们很关心，与一般群众相比，待遇报酬已经很好了，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只有发展才能改善民生，赢得民心。多做一些对群众有益有利的事，多做一些打基础、管长远的事，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这就是政绩……”。
笔者以为徐书记上述说的这翻话很正确。但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徐书记在这个讲话中，没有分析为什么干部敢有“非分之想”？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去破解干部的“非分之想”？去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干部不敢有“非分之想”等等。
也许徐书记开的是经济工作会议，不是政治教育会议，可能在报告中不便去分析干部有“非分之想”的种种原因。但是，笔者以为，既然徐书记已说到了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问题，那何不大胆地去分析这些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原因呢？倘若徐书记在河南率先推行如何破解干部这种“非分之想”的制度，岂不令人钦佩，令世人人心大快!
其实，就是徐书记在讲话中没有对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原因进行剖析，我们从反腐败的工作中，也都能很清楚地看出，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真正原因，那都是因为“权和利”在干部头脑中作怪的结果。
人们也清楚，在中国自古就有“升官发财”、“有权就有钱”之说的。所以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况且我们党内的干部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岂有不受影响之理？而且，人的私欲是无止境的，是始终处于不断彭涨之中的。所以，当干部怀有这种强烈的私欲，国家给干部的“待遇报酬”最高也是没有干部“谋私”得来的财产多。而且，现在我们国家给干部的“待遇报酬”只能说是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左右，干部们与那些老板、大款、企业家的收入相比那还是存在天壤之别的。所以，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我们又怎能保证干部的大脑中不会产生“非分之想”？
也许有人会问，“待遇报酬”高干部就没有“非分之想”了？“待遇报酬”低干部就有“非分之想”吗？应该说，干部有“非分之想”与“待遇报酬”的高低是有关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而造成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彻底让干部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制度。
那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干部彻底不敢有“非分之想”呢？笔者以为我们在现在一些好的监督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再建立以下三个制度：
一是解除为官的“职业化”。
当前，我们的干部结构体制是一种党组织提拔、晋级制。干部从“副科级”开始都属领导干部的范畴。而且，我们的这种领导干部体制与“待遇报酬”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官越大，权也越大，“待遇报酬”也越高。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一直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职业”的，而这种当官与职业相统一的体制，最容易让人产生“权钱交易”的念头。所以，我们要想消除干部的“非分之想”，不让其达到“权钱交易”的目的，就必须要解除这种为官的“职业化”，要彻底把“当官”与“职业”相分离，使其与“待遇报酬”脱钩，不发生联系。
二是要打破“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干部任用体制。
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是，只要当上了领导干部后，只要这个干部不犯错误，不被除掉干部身份的话，那么他永远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在这种“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体制下，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就在一个岗位上能干到退休。
现在尽管我们在干部任职年限上有“在同一级别位子最长不超过15年的规定”，但这个规定对干部来说在同一位子上的时间也是很长。其实，人的一生，从进入领导干部行列开始，能有几个15年啊。所以，在这个体制下，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在同一位子上干的时间长了，能保证他没有“非分之想”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问题。
诚然，我们要防止干部发生这种“非分之想”的情况，就必须对这种干部任用制度进行改革。我们可以在公务员队伍中采取“竟选”制度，只要是公务员都可以参加领导岗位的竟选。领导岗位的竟选我们可以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
如果原来在领导岗位上的公务员落选了，就让其回到当领导干部之前的岗位上工作，“待遇报酬”可以与其职称相挂钩，使其成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这样一个没有权了的曾经是领导干部的“普通老百姓”，他在领导岗位上的几年工作时间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说实在的，就是叫他有“非分之想”他也不敢想的。
三是要建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备忘录制度。
每个干部在领导岗位上都要做好廉洁自律。干部的廉洁自律情况，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用权”情况都要在“纪委”做好备忘录。这样就能做到每个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是有据可查的，只要发现有人“腐败”了，就能查到与这个腐败分子相联系的所有人。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建立起这三条制度来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那么一个不是“终身是官”的干部，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又怎么可能还会有“非分之想”的呢？
龚玉环
徐书记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地方干部的形象也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工作任务很重，但组织上对我们很关心，与一般群众相比，待遇报酬已经很好了，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只有发展才能改善民生，赢得民心。多做一些对群众有益有利的事，多做一些打基础、管长远的事，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这就是政绩……”。
笔者以为徐书记上述说的这翻话很正确。但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徐书记在这个讲话中，没有分析为什么干部敢有“非分之想”？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去破解干部的“非分之想”？去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干部不敢有“非分之想”等等。
也许徐书记开的是经济工作会议，不是政治教育会议，可能在报告中不便去分析干部有“非分之想”的种种原因。但是，笔者以为，既然徐书记已说到了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问题，那何不大胆地去分析这些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原因呢？倘若徐书记在河南率先推行如何破解干部这种“非分之想”的制度，岂不令人钦佩，令世人人心大快!
其实，就是徐书记在讲话中没有对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原因进行剖析，我们从反腐败的工作中，也都能很清楚地看出，干部存在“非分之想”的真正原因，那都是因为“权和利”在干部头脑中作怪的结果。
人们也清楚，在中国自古就有“升官发财”、“有权就有钱”之说的。所以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况且我们党内的干部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岂有不受影响之理？而且，人的私欲是无止境的，是始终处于不断彭涨之中的。所以，当干部怀有这种强烈的私欲，国家给干部的“待遇报酬”最高也是没有干部“谋私”得来的财产多。而且，现在我们国家给干部的“待遇报酬”只能说是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左右，干部们与那些老板、大款、企业家的收入相比那还是存在天壤之别的。所以，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我们又怎能保证干部的大脑中不会产生“非分之想”？
也许有人会问，“待遇报酬”高干部就没有“非分之想”了？“待遇报酬”低干部就有“非分之想”吗？应该说，干部有“非分之想”与“待遇报酬”的高低是有关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而造成干部有“非分之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彻底让干部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制度。
那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干部彻底不敢有“非分之想”呢？笔者以为我们在现在一些好的监督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再建立以下三个制度：
一是解除为官的“职业化”。
当前，我们的干部结构体制是一种党组织提拔、晋级制。干部从“副科级”开始都属领导干部的范畴。而且，我们的这种领导干部体制与“待遇报酬”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官越大，权也越大，“待遇报酬”也越高。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一直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职业”的，而这种当官与职业相统一的体制，最容易让人产生“权钱交易”的念头。所以，我们要想消除干部的“非分之想”，不让其达到“权钱交易”的目的，就必须要解除这种为官的“职业化”，要彻底把“当官”与“职业”相分离，使其与“待遇报酬”脱钩，不发生联系。
二是要打破“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干部任用体制。
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是，只要当上了领导干部后，只要这个干部不犯错误，不被除掉干部身份的话，那么他永远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在这种“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体制下，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就在一个岗位上能干到退休。
现在尽管我们在干部任职年限上有“在同一级别位子最长不超过15年的规定”，但这个规定对干部来说在同一位子上的时间也是很长。其实，人的一生，从进入领导干部行列开始，能有几个15年啊。所以，在这个体制下，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在同一位子上干的时间长了，能保证他没有“非分之想”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问题。
诚然，我们要防止干部发生这种“非分之想”的情况，就必须对这种干部任用制度进行改革。我们可以在公务员队伍中采取“竟选”制度，只要是公务员都可以参加领导岗位的竟选。领导岗位的竟选我们可以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
如果原来在领导岗位上的公务员落选了，就让其回到当领导干部之前的岗位上工作，“待遇报酬”可以与其职称相挂钩，使其成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这样一个没有权了的曾经是领导干部的“普通老百姓”，他在领导岗位上的几年工作时间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说实在的，就是叫他有“非分之想”他也不敢想的。
三是要建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备忘录制度。
每个干部在领导岗位上都要做好廉洁自律。干部的廉洁自律情况，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用权”情况都要在“纪委”做好备忘录。这样就能做到每个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是有据可查的，只要发现有人“腐败”了，就能查到与这个腐败分子相联系的所有人。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建立起这三条制度来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那么一个不是“终身是官”的干部，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又怎么可能还会有“非分之想”的呢？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