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才余杰这两年迅速走红，以笔为剑，指东打西，把文坛弄得煞是热闹。他一会要剥著名学者钱穆的皮，一会又要当红作家余秋雨为过去的历史忏悔，颇让那些老先生们人人自危，生怕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点杀。当然也有许多老先生不以为然，以为像余杰这样还没有学得真本事的初生牛犊，耍的花拳锈腿，自己一出手，就像武林高手一点穴，他就撒手了。
不管怎么说，余杰总还是一个话题，一种现象。不过这两年余杰的文风有软化的趋势，开始写起了爱情小说，听说又还找了一个满意的工作，也许不像以前那样愤世嫉俗了。总之从感觉上他似乎是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还被很多人记着，并作为批判北大的靶子。北大不是不可以批判，而是靶子找错了。
我在前段时间去川大参加了以北大教授陈平原为主角的座谈会，气氛本来很融洽。但好景不长，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搬出了余杰的话题来，这本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但他的提问方式却让本来和谐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他说作为余杰的老师，陈平原是怎样对待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的。余杰把那么多名家踩在脚下而把他的导师抬得那么高意欲何在，他还敢于为历史翻案，把许多已成定论的东西拿出来搬弄是非，把郭沫若等文化巨人说成是毛泽东的近身弄臣……他一个年纪轻轻的研究生，为什么有这么多奇思异想，语气为什么这么盛气凌人，他凭借的是什么，他的这许多思想是谁教给他的，他说他是四川人，四川怎么会出这样的人，北大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他这简直是给北大抹黑。说到激动处，他真是有点慷慨激昂了。这里的有些问题是没法回答的，比如牵涉到人种学，陈平原只是一个文学史家，自然是无从回答的，但有的却是陈平原最有资格回答的，比如北大，他就喜欢研究点校史，自然也不会放过北大。
也许他的问题是严肃的，却引来一阵窃笑声。我理解这位教授的一片苦心，他是多么地希望四川有一位温文尔雅的老乡，北大有一位学富五车的年轻人啊。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也是多么像余杰啊。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批评别人这样那样的各种坏毛病，其实他自己全都有。他把别人的弱点都全都看清楚了，却看不见自己同样的弱点，所以他的胜负几率是一样的。他们对别人都有一种极不宽容的态度。余杰的文风的确有一定的问题，讽刺辛辣，语言刻薄，虽然这类文风多体现在杂文上，但他喜欢上纲上线，抓住一点痛下大棒，以道德圣人自居，一副俯视众生的姿态确是不足取的。问题在于余杰真的给北大抹黑了吗？依据在哪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什么是大学？或者说北大应该是怎样的大学？蔡元培先生说得好，“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北大有了余杰这样的学生，又有什么过错呢？正如陈平原说在北大，像余杰这样的学生还很多，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北大也是，有极左的也有极右的，同样也有不偏不倚的。北大是应该欢迎这样的多样性存在的。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像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是的，大学不是制造模具的地方，而是一个研究学理，培养人才的地方。对于一个有才气的年轻人，只要他的思考和行事没有超出法制所限制的范围，我们是应该珍惜的和保护的。别的地方可以不容忍这样的学生，但大学里一定要容忍。学生犯了学业外的过错，应该由社会和法制来教训他，导师在这一点上完全用不着越俎代庖。大学之所以为大，在于思想自由和学术精进“夫人才至为难得，苟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而被广泛提倡，其意或即在于此。
宽容是一所大学最高贵的品质，如果一所大学里全部都是一个模式，哪还有创新可言？科学如何进步？民主怎样发展？五四时期高喊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何时才能在中国扎根？那位教授的一片苦心，我们可以理解，但他的观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几个余杰的存在与北大的“红与黑”是基本无涉的，只有学术的衰退与人才的凋零才是我们担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