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发出的著名论断。对于这一论断，人们早已没有疑问和争议了。

   然而，什么是发展？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发展？

对于这三个基本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下子搞清楚，也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与此相应，许多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和矛盾，长期以来在理论领域和实践战线困扰着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

   对此，老人家高瞻远瞩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他并语重心长、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不要争论”。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党的十六大之前的二十多年来里，基本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不仅解决了整个社会基本财富不足的问题，而且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绝对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面貌，并且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这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了不起的发展成就。

   然而，令人无法开颜的是严峻现实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矛盾和问题也堆积如山。腐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我国的社会稳定面临深刻的考验。而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吃不到真正令人放心的食物。这些问题使得我们的发展成就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魔鬼和天使往往伴随而来。天堂和地狱之门往往同时打开。今天我们面临的选择，是“直上天堂”还是“直下地狱”的问题。许多学者曾在几年前发出警告，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不能下大决心、花大气力解决好日积月累、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那么，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积压和演变，有可能导致我国在2010年前后出现又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如果这样的警告不幸言中，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化为泡影！则改革开放的中国有可能陷入所谓“拉美化”的“坏的市场经济”的糟糕前途，那是一个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为所欲为而人民利益饱受涂踏的前途。

   因此，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地重新思考和看待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更新我们的发展观念，无疑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二、走出“发展综合症”

 

   困扰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一切矛盾和问题，我们可以概括为“发展综合症”。这一症状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消除，其基本表现如下：

   ——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仅品质不高，而且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能源、成本约束和绿色壁垒，持续发展隐患重重；

    ——虽然我国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有了巨大的积累，一部分人甚至已经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不堪的现实是，无论是富有的大款还是普通白领还是广大城乡普通民众，大家都普遍地感到被发展列车呼啸奔驰的车轮压迫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有一种挥不去摆不脱的疲惫感、倦怠感、压抑感、紧张感、不安感、困惑感、苦闷感、迷惘感困扰着许多人。这就是说，与我们高速飚扬的GDP增长指数相比，人们的幸福感、快乐感，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指数，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甚至在在某种程度上有下降的趋势。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手里点钞票，嘴里发牢骚”、“嘴里吃肉，心头骂娘”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

    ——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人们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所享受到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却没有同比例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没有同比例地提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下降了。伴随着金钱拜物主义的无处不在的渗透，人们的口袋越来越富，脑袋和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社会的道德风气严重滑坡，这就必然导致腐败和违法犯罪现象的高发。

    要摆脱“发展综合症”的困扰，我们就必须重新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究竟发展是为了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发展？

    答案在今天已经并不陌生：

    发展固然离不开经济和物质指标的进步，但发展的真正内涵在于，在宏观意义上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微观意义上使得作为社会的主人和发展的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和文化需要的得到同步的满足；

    真正的发展应当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提升，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与和谐程度的提升，表现为人民的幸福与快乐指数的提升。物质经济只是发展的基础，而非发展的全部，更非发展的最终目标；

    科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环境文明等的同步发展，而不能有所偏废；必须依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大范畴的和谐关系的构建。因为，任何人为的偏废都会导致发展的偏向，都会导致对发展宗旨的背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并开始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

    我们已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强有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平稳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与此同时，民生问题被各级政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保障和提升城乡普通群众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为目标的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得以快速稳定推进，前些年有所激化的各类社会矛盾整体上趋于缓和。这表明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正在逐步地走出“发展综合症”的困扰。

 

三、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执行党的进步与成长

 

    历史的进步往往蕴藏在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

    “又好又快的发展”，出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字眼，一下子就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到了。舆论界普遍认为，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小小的语序变化，反映的却是新的发展观念对于旧的发展观念的替代和超越。

    当我看到这个小小的细节时，我的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开国领袖毛泽东在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四个字：“多快好省”。从当年的“多快好省”到后来简化了的“又快又好”，到今天的“又好又快”，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执政兴国的道路，走出了一段漫长曲折的历程。

    今天，我们只有运用历史的眼光，才能看清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基本的物质财富不足的问题。过怕了饥寒交迫的穷日子的中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庞大人口的基本的衣食住行的保障。所以，经济增长的量的问题，也就是“多”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也就是“快”的问题，在长时间内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的过程，正是我们党、政府及人民的发展观念不断理性化、清晰化、科学化的过程。

    我们不凡再简略地回顾一下这个进步的历程：

    在从建国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历史中，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完成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大跃进、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三次重大的考验和动荡。当时的动荡和混乱用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理性来看待，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中心”。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旧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停滞不前。

    十四大以后，我们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推进。

    十五大开始，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始被写入了党的文件。

十六大报告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发展的目标。

    接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就象一个人必须要经历从懵懂的童年到天真的少年到朝气蓬勃的青年到年富力强的壮年，作为一个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并经历了血火腥风的革命战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迈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成长过程。这一成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兴国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断成长、成熟。

    这就是说，今天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问题，并非只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发现，也并非只是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聪明智慧的反映，而是基于建国五十多年来执政兴国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历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它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理念、经验和能力上的进步与成熟，也反映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穷二白的旧中国一步步走过来的当代中国人在发展兴国的理念、经验和能力上的进步与成熟。

    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旧阶段，而转向眼界更加开阔、理念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的新阶段；标志着党的十四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从过度以“GDP”为中心的旧模式，转向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并注重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然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到强调社会和谐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步发展的转变，完成了从一个在国际封锁状态下被迫关门搞建设的旧时代到与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高度开放的新时代的转变，完成了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既充分尊重市场规则、又高度重视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起点，对于有关发展的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明确回答，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前途的一次审视和校正。

 

四、绿色GDP——人类需要新的经济观、发展观

 

    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新的经济观，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重新认识什么是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在我看来，绿色GDP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观，树立这一新的经济观，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经济本质内涵的回归。

    伴随着中国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表明，从工业文明开始流行至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哲学观念，存在严重的误区。绿色环保运动和绿色GDP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在本质正是现代西方社会对于旧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哲学的一次自觉的修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劳动和创造实践，归根到底应当是服从和服务于“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归根到底都应当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都应当是有利于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人的生命利益。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不难发现，从工业革命流行至今的西方的经济观念，就其哲学的根基看，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和局限性，这里简单罗列其表现如下：

    过度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强调金钱至上，强调甚至有意刺激消费并导致消费主义盛行，却轻视人类的精神追求、文化需要和道德价值，其结果是经济越来越发达，消费时尚浪潮澎湃，但人们的精神越来越空虚，社会的道德越来越混乱。

    在资本的力量和意志的主宰下，过度重视机器装备、科技手段等的发明和应用，却轻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二三百年前的工厂式企业，往往被视为是资本家的印钞机，而工人只是这个印钞机上的油墨而矣。这种企业哲学一直沿续至今，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已不可克服的严重弊端。

    受西方的狩猎文明和海盗文明的影响，过度强调竞争、征服和扩张，而缺乏中国文化里强调乾坤一体、人我一体、天人一体的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其结果是，无论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还是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还是企业内部的老板和员工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甚至在亲戚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竞争关系无处不在，导致人人自危，作为人类社会最根本道德底线的良心日益异化。

    受这种征服和扩张欲望的支配，对自然资源过度采掘与掠夺，对自然环境的过度侵犯，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结果是，当人类征服了海洋、高山与大地时，也把自己逼向前所未有的集体生存困境。

    在利润至上的资本意志和商业逻辑的引领下，经济和商业活动通过千方百计地刻意地勾引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刺激人性的弱点去攫取利润，而不是去弘扬人性的优点，促进人的发展和进步。其结果是，少数人赚钱发财的过程，意味着多数人的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甚至生命的毁灭。

    君不见，今天社会风气与道德之败坏，有多少与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成就无关呢？数百年来，源自西方的商业活动，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有多少罪恶还在继续？今天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态与环境灾难，不正是这种错误的经济观念和商业伦理驱使下的恶果吗？

    源自西方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这种经济观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严重恶果，引起了从马克思到当今包括教皇保罗二世在内的西方有识之士不间断的严厉批判。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汉语“经济”一词的来历，以及在中国文化当中本来的涵义。

    将英文的economy翻译成“经济”，最早是孙中山先生从日文中引申来的。之前，严复的翻译是“生计”。

    中文的“经济”最早出自东晋時代葛洪《抱朴子》中的“经世济民”，意为治理天下，救济百姓。此后，在汉语言里面，“经济”一词一直是“经世济民”、“经世济用”、“经国济邦”的涵义。这一内涵是远远高于economy的内涵的，它所强调的是从宏观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以人民的福利为中心，这正是中国古代一切圣贤人物立身处世的基本使命，并构成了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及以天下之利为利、以生民之利为利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关经济和财富的核心观念。中国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强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就是这一传统的记载和总结。被尊为中国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三次尽散其财，则是这一经济观及财富观的经典案例。这一经济观和财富观折射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巴黎宣言）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展望二十一世纪》）。

    汤因比并曾经写道：“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间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景是可悲的。……和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它有助于使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营垒所形成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

    在这里，我丝毫不想去渲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我只希望这些智者的声音，能够给当代中国的精英带去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怎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重新建构我们的发展观念和经济哲学。

    毫无疑问，那种唯近代西方的经济哲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应该成为过去，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圣贤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却汲取智慧的营养，从而在吸纳西方现代经济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有效地认识和避免其局限和不足，防止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造成新的灾难性后果，并为人类贡献符合时代要求与历史潮流的新的科学的发展观、经济观、财富观。

    我相信，绿色GDP、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标着我国的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拨乱返正的新时代。

    实际上，无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历史，都已生动地表明，人类一切发展活动的成就，都是因为人们遵循和顺应了三大基本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人性的规律。而一切人为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因为触犯和违背了这三大基本规律。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在于使我们的一切发展活动是服务并服从于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大范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在于使人类的一切经济增长应当基于并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和优化，而不是相反；在于使人类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应当体现为促进人类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德、智、体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今天，随着物质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已极大丰富之后，如何更好地改善人类集体的生存环境，提升人类集体的生存质量，开始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成为整个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总主题。

    就此意义来说，我相信，13亿中国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绿色GDP发展模式，不仅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描述了一条绿色和平崛起新道路，也为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开创新的模式，提供新的示范，创造新的哲学。因为，不仅今天的中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世界各国和总个人类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

 

五、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生命观

 

    在科学的发展观这个问题的背后，隐含的是有关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有关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虽然常抓不懈，但在许多人的脑海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邓小平同志生前曾经反思：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教育失误之根本表现，就是我们过去曾经反复强调并诉诸思想品德课、政治课等各种形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的失败。

    要认清世界和人生的本质，就必须认清生命的本质，世界观、人生观的背后，隐藏的是“生命观”这一更本质的问题。而生命观教育的缺失，比之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的缺失，显得更加严重和隐蔽。

    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究其根本，是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生命观出了问题。大家知道，许多贪赃枉法之徒，大都是智商和能力很高的人，他们有关世界、人生和生命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可谓不多矣，但却依然走上了财迷心窍、利令智昏的不归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的只是关于世界、人生和生命的一些机械化的片面的知识而矣，却对世界、人生的本质和生命的真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这是教育最根本的失误所在。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追求幸福，在于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大化。个人的生命利益是个人最大、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利益，人民的生命利益是人民最大、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生命利益。但是，在从中国到整个人类的世俗生活和经济实践中，喧嚣尘上的是对于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和占有，是金钱拜物教以及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的泛滥。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不可克服的根本弊端。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理想和哲学。

    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精神混乱、理想真空、哲学贫困的时代。

    今天，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精神、理想和哲学。

    今天，不仅中国，全人类都需要审视和重构我们的发展观。

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当前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问题。

    从根本上讲，科学发展观理念的终极价值将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精神出发，救治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精神混乱、理想真实和哲学贫困问题。其终极的任务，是从历史的新起点和时代的高度出发，并站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角度，引领当代中国人重构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而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不仅是中国实现绿色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也必将最终贡献于全人类，促进人类的精神生活内涵的充实和发展实践模式的变革，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六、观念之争？利益之争？

 

    科学发展观理念的贯彻落实，绿色GDP核算模式的推行，必然带来当代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迎接它的既有改革者的洋情洋溢的欢呼，也有来自利益集团的各种反弹、抵制甚至破坏。

    在2005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曾经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研修班，参加者均为省部级干部。据了解，在这次研修期间，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要不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表示出隐晦的甚至明确的不以为然的姿态。他们的理由大概是：一两句新理念或新口号，并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很难改变什么，还是按部就班的务实为好。

    与此相应的是，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从2004年开始在10省市推行的绿色GDP核算试点，也遇到不少障碍。一些参加试点的省市甚至想中途退出。反对者的理由大抵是：这种做法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也难以推行。甚至有人认为，绿色GDP根本就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

    这是一个很引人深思的现象。它很自然地令人回忆起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我国社会为“姓‘社’姓‘资’”、“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等基本观念问题，进行过广泛激烈的争论。

    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出于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而进行了非常真诚和负责任的争论的话，那么，今天围绕要不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要不要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一些所谓的争论和反对意见，其动机的真诚性和纯粹性，则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事实上，与当年的观念之争不同的是，今天的许多争论，大都或隐或显地带着利益的痕迹。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持不同观点者背后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逐渐浮出水面。

    陈良宇治下的上海，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曾几何时，在中央有关宏观调控的整体布署中，反对调门唱得最高的恐怕要数这个陈书记。今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公然与中央唱反调的地方大员，到底是代表着谁的立场、谁的利益。

    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上任不久，即按照中央的精神，下重手整治上海市高企难抑的房价。原市房产局副局长殷国元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双规。经摸底调查，已确认此君拥有房产至少三十套，每套现价值都在300万元以上，总值在一亿以上，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房产,真可谓是巨贪也。有趣的是，殷某曾经多次以其专家身份在媒体大做文章，声称上海房价“已经在正常范围内了”、“开发商征地正其时”、“要买房的尽快早买”，制造紧张空气，有意炒高房价。

    上海的例子生动地反映出利益集团的嘴脸。他们往往是贪腐官员、不法商人集团与某些打扮成所谓专家面目的理论吹鼓手的三位一体的结合。新一轮改革开放所触动的，正是这些窃取高位和人民利益的群体。它们已构成今天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障碍，也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不公平因素的根本来源。

    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伴随着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推行，伴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新政举措，今天的中国将继续演绎人类社会前所未有政治、文化、经济大调整、大转折。古今中外任何伟大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保守玩固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声浪中前进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大道无私，天下为公。历史和现实将一再证明，谁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