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如果你不幸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市，假若你没有工作，父母兄弟等又没有经济能力帮助你，那么，你怎样生存呢？如果你的孩子尚在读书，家人又要看病，需要几百元或几千元钱，你到哪里去筹集呢？显而易见，没有任何正规的救济制度能帮你渡过难关。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即下地干活的农民，身体又比较强壮，没有多少文化，因而没有什么道德的理想的法律观念的羁绊。你可以通过精心耕作自己的那几分地，获得一定的收入，尽管这个收入是越来越不济事了；你也可以去建筑工地、去小煤窑、去假冒产品的生产工厂干活，以及去做一些一般人不屑去做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学习，父母亲戚又把几代人的愿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且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大量金钱的付出，你成为了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学习了哲学、社会学、文学甚至政治学，这时你还没有找到工作，情况也许就比一般人严重得多。

首先，你的就业范围大大缩小了，一般只能作与知识和文字有关的工作。如果作粗工壮工，你会比你农村的小伙伴差很多很多。文人的体质、文人的作风使你做起这些工作来根本不胜任。加之，近年来粗工壮工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与有长期经验、较高的技能、强健身体的人竞争同样的职位，文人学士是没有竞争优势的。而且，现在亦不像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下放，那时他们有贫下中农和工人大叔手把手的教授，并且没有被解雇和炒鱿鱼的担忧，不存在干了活不发工资的问题。现在的环境与社会保障的条件，使得大学生在普通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处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

其次，你有理想、观念和知识等主观因素的限制。有道是：“人生识字糊涂始”。识字少、知道的事情少，看问题往往看得简单，没有多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这对于混迹于今天的江湖反而有利。这样的人比较实际，也比较皮实。而一个人一旦学习了某种知识，就把知识看得很神圣，很伟大，以为未来的离不开这个东西，社会必然需要这个东西。加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又往往教导人们：合理正常理想的社会与社会需求是怎样的等等。这些东西一旦灌输到了青年人的大脑中，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事业工作的选择。过来人都知道，青年学生在大学和书本上学的那些东西，实际生活中，很多是根本没有用处的。他们怀有的那些远大理想，所想象的那些合理正常的环境，很多是不切实际的。不走出这些观念和思维的误区，显然无法适应今天的社会。

第三，过去（20年前）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显然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候整整10年的大学停招，各方面的知识、人才极度缺乏，只要有大学文凭，就等于有了一份量令人羡慕的工作。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如果你是个学中文的，那么你需要写出大量的小说和报刊喜欢的纪实文字，写少了你是无法靠专业生存的；如果你是学习经济学的，那么你的文章必须达到著名经济学家的水平，能够大量出书或者在国内外出版相当数量的正规论文，这样你或许可以通过正常的录用程序进入大学作一名教师；如果你的文凭不够硬，例如没有博士和留学生的文凭，即使你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大学你还是难以进去的。除非有某种意想不到的机会。如果你学的是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这些没有民间需求，只要政府需要的学问，那么除非你成为名人，所学的知识对你获得一份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用处。

以前，你会写字，单位会要你，那时出墙报出黑板报、搞政治宣传，那里都离不了你这样的人才。你会写稿子写报告，部队、国营企业会要你去做秘书、作宣传干事，宣传好人好事，给报刊投稿宣传企业。今天这些事情几乎全没有了。那么你学这些没有用、且容易惹麻烦的理论知识作什么呢？即使你能够像名教授一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发文的收入也无法使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混事的青年学子，除非你有像余秋雨、易中天那样的本领，并且拥有与他们相类似的机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佼佼者，否则你将无法靠专业知识生存。因为没有范围广泛的低层次中层次的社会需求，没有从企业到街道，从村到乡到县，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这样的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与人才需求。

现在，欲找到理想的职业，找到收入较高的正规工作，需要的不是理论知识、研究生文凭，而是牢靠的关系。如果你有做官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舅舅，事情就比较简单。人们常说，中国人重人情讲关系，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掌权的直系亲属，也没有管事的拐弯亲戚的人来说，欲建立关系，需要雄厚的财力物力作基础，小气了是建立不上关系的。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工作职位本身就是公开半公开的买卖，没有钱，如何能就得了业。实在没有办法，靠情感人，以感情打动招工者、招工领导，就不失为一个较为现实的途径。今天，所以想领导所相急领导所急的人多了起来，像张二江身边的人连找小姐这样的事都替他办；还有一些人甘愿当打手，一些人宁可下跪（甚至几十人下跪）、让工厂搜身，也不敢有丝毫的反抗，都是以情动人，舍情舍义、舍弃一切颜面求生存的例子。

大学生、研究生，你既没有强于他人的体魄，硬于他人的心肠，没有与普通农民、市民竞争粗工壮工的竞争能力；又没有关系、没有实力获得自己理想的工作，那么唯一可行的路子，还是只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一传统做法了。如果有机会像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那样，因找不到工作被媒体报道，得到社会的同情自然求之不得；如果情急之下，欲要卖掉健康的孩子挽救生病的孩子，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被传媒发现，大力报道，自然也是好事。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向求份工作的的大学校长下跪，又有什么呢？为了生存、为了有一份自己能干且喜欢干的工作，为了全家人的生活，这又有什么呢？无奈之下，作家洪峰不是屈下双膝了吗？为了显示忠诚，表达自己坚决支持领导的决心，选择证据、资料千方百计论证荒谬观点的正确性，这样的学者教授，其实同样是下跪，是精神上的下跪。它比肉体上的下跪更可悲。

问题不在于下跪，而在于对下跪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事实，人们显示出的麻木与隔膜；对于下跪背后残疾青年、莘莘学子、普通农民、普通市民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与生活窘境，缺少了解，没有体验，这才会有这样的话：“工作是难找一些，总不至于下跪”。还是站着说话，腰部没有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