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朋友那儿看到田晓菲著的一本《秋水堂论〈金瓶梅〉》，因为正好也在研究《金瓶梅》，也因为田晓菲是我上中学和师范时非常熟悉的少年天才，便看了起来。在其前言中，晓菲说，当她数次读两本书时都有不同的感受，而当她近期读《金瓶梅》时，竟觉得比《红楼梦》要好。她还说，她读的是宗教本的《金瓶梅》。
这使我愕然，也有些犹豫。
我读的显然不是宗教本的，宗教本的《金瓶梅》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再往下读，想读出个宗教味来。晓菲评《金瓶梅》，犹如易中天品三国，是读了进去，且是每章都评，将全书评了个遍。像是导读。而在这种导读中，我真的没有看出这个宗教本比我看的台湾出的一个版本多了什么。我读的台湾版本里面也是有宗教味的，只是这宗教味相比全书里面的欲望来，实在是悬殊。从晓菲的评论来看，实际上差不多。
当然，有机会真的想看看她说的宗教本的《金瓶梅》。而我要说的是，类似于晓菲这样的言说，实际上比比皆是，只不过晓菲讲了个宗教出来。
《金瓶梅》比《红楼梦》到底好在哪里？
晓菲讲，它们是互文关系，即《金瓶梅》写欲望，《红楼梦》写与欲望对立的情、思，《金瓶梅》里的主要人物与《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实际上也是一种互文关系，贾宝玉与西门庆究竟差别有多大，林黛玉与潘金莲是否就是一个人？《金瓶梅》在先，《红楼梦》在后，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它们实在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我们都是《金瓶梅》的同谋。等等。这些观点，我都有共鸣。但是，晓菲又讲，为何更喜《金瓶梅》，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欲望的凡夫俗子，而《红楼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与欲望对立的世界，是不真实的。
这个观点未免太俗。对于硬币来讲，也有正面与反面，不可能是等同的，也不可能是反面大于正面。笔者在最近发表的《论伟大文学的标准》一文里正好有一段论述与此相关，特摘录如下：
当下正在网络上被热议的《金瓶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奇书，也认为已经是名著，又觉得它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不能等同，总觉得有些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一时说不清楚。古人将其定为“淫书”，鲁迅讲它是“世情小说”，“尽其情伪”，郑振铎形容其是“伟大的写实小说”。淫与不淫牵涉到价值判断，而鲁迅的评论只是小说类别的判断，并非是价值判断，郑振铎则是从写作手法来形容，但称其为“伟大”，不免过分。其实，所有对此书进行研究和判断的人最终进行价值判断时都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重点，若仅仅以此进行判断，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它一点也不淫。既然性爱内容不淫，又为何仍然是禁书，为何人们还是莫衷一是？其实，判断一本书淫与不淫，或正与邪，并非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要义，而应该以其中的伦理关系为要义。因为从现代人的观念来看，性爱是美好的，性爱的快乐功能是正常的，无需指责的。《金瓶梅》正是描写了这种欢乐的性爱场面，何罪之有？判断淫与不淫的主要尺度不是性爱，而是伦理。若伦理混乱，便为乱伦，是为淫，若伦理未乱，其性爱越是快乐越是能够体现当代人对爱的需要。《金瓶梅》的问题恰恰在于伦理的混乱。西门庆与数个女人的关系，这些女人与自己丈夫的关系，以及西门庆与这些女人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金瓶梅》的结构，也同时构成了《金瓶梅》混乱至极的伦理关系。同时，从《金瓶梅》全书来看，尽管如鲁迅所说的“尽其情伪”，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除了欲望，便是利与害，是悲凉的人生。整部小说中几乎很难见几个正面的价值形象，即使是武松，在《金瓶梅》中仍然也以负面价值形象出现。少有的几个清官也总是见利忘义。一种向下的向着负面价值行进的叙事向度的确是“尽情”地暴露了冷色、悲凉、虚无的人生，人性深处“恶”的形象赫然站立，撕人心魄。相反，人性深处善的一面荡然无存，正面价值漂泊无依。哪里还有佛的善的确立？说《金瓶梅》是宗教小说，真的很难让人信服。这就是《金瓶梅》只能是一部奇书，却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的重要原因。
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中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人有善恶两端，其实恶的本性常常在决定我们的行动与情思，善的本性往往在艰难地行进。人与人的区别也正在善的多少。如果其善的本性得到张扬，其恶的欲望得到适当地抑制，人的本质便升华了。对世界也就有了希望。相反，恶的一端不断地膨胀，善的一端逐渐消极，人生便冷了，世界就虚无了，宗教的力量再强，也不过是敲敲边鼓而已了。正如《金瓶梅》里的宗教味一样。
若把人的善的一面称为正面价值的话，那么，恶的一端便是负面价值。这个世界正是一直超负面价值在行进。进化论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相，但是人类的真理是什么？这也就是人究竟是要以恶为本还是以善以本。显然，虚弱的善的力量正是我们需要的，它使我们在窘困中还能看到人生光明与永恒的希望，若是少了这希望，人生便无望了。这就是人类文明在欲望丛生和恶的乱石岗中建立的一点点真理。
这真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极端恐惧恶的出现。而《金瓶梅》显然便是这种恶的力量的闪现。如果只是从肯定了人有恶的一端的视角来正视《金瓶梅》，倒是未尝不可，但要把这种恶的力量赞美便是我无法答应的了。这也是一个读书人尚存的一点点善念吧。
而《红楼梦》呢？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讨论，比如矫情，比如虚无，但它至少还没有到赞美恶的程度。
假如远在美国的田晓菲女士能看到此文，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早上就讨论至此。
这使我愕然，也有些犹豫。
我读的显然不是宗教本的，宗教本的《金瓶梅》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再往下读，想读出个宗教味来。晓菲评《金瓶梅》，犹如易中天品三国，是读了进去，且是每章都评，将全书评了个遍。像是导读。而在这种导读中，我真的没有看出这个宗教本比我看的台湾出的一个版本多了什么。我读的台湾版本里面也是有宗教味的，只是这宗教味相比全书里面的欲望来，实在是悬殊。从晓菲的评论来看，实际上差不多。
当然，有机会真的想看看她说的宗教本的《金瓶梅》。而我要说的是，类似于晓菲这样的言说，实际上比比皆是，只不过晓菲讲了个宗教出来。
《金瓶梅》比《红楼梦》到底好在哪里？
晓菲讲，它们是互文关系，即《金瓶梅》写欲望，《红楼梦》写与欲望对立的情、思，《金瓶梅》里的主要人物与《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实际上也是一种互文关系，贾宝玉与西门庆究竟差别有多大，林黛玉与潘金莲是否就是一个人？《金瓶梅》在先，《红楼梦》在后，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它们实在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我们都是《金瓶梅》的同谋。等等。这些观点，我都有共鸣。但是，晓菲又讲，为何更喜《金瓶梅》，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欲望的凡夫俗子，而《红楼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与欲望对立的世界，是不真实的。
这个观点未免太俗。对于硬币来讲，也有正面与反面，不可能是等同的，也不可能是反面大于正面。笔者在最近发表的《论伟大文学的标准》一文里正好有一段论述与此相关，特摘录如下：
当下正在网络上被热议的《金瓶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奇书，也认为已经是名著，又觉得它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不能等同，总觉得有些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一时说不清楚。古人将其定为“淫书”，鲁迅讲它是“世情小说”，“尽其情伪”，郑振铎形容其是“伟大的写实小说”。淫与不淫牵涉到价值判断，而鲁迅的评论只是小说类别的判断，并非是价值判断，郑振铎则是从写作手法来形容，但称其为“伟大”，不免过分。其实，所有对此书进行研究和判断的人最终进行价值判断时都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重点，若仅仅以此进行判断，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它一点也不淫。既然性爱内容不淫，又为何仍然是禁书，为何人们还是莫衷一是？其实，判断一本书淫与不淫，或正与邪，并非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要义，而应该以其中的伦理关系为要义。因为从现代人的观念来看，性爱是美好的，性爱的快乐功能是正常的，无需指责的。《金瓶梅》正是描写了这种欢乐的性爱场面，何罪之有？判断淫与不淫的主要尺度不是性爱，而是伦理。若伦理混乱，便为乱伦，是为淫，若伦理未乱，其性爱越是快乐越是能够体现当代人对爱的需要。《金瓶梅》的问题恰恰在于伦理的混乱。西门庆与数个女人的关系，这些女人与自己丈夫的关系，以及西门庆与这些女人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金瓶梅》的结构，也同时构成了《金瓶梅》混乱至极的伦理关系。同时，从《金瓶梅》全书来看，尽管如鲁迅所说的“尽其情伪”，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除了欲望，便是利与害，是悲凉的人生。整部小说中几乎很难见几个正面的价值形象，即使是武松，在《金瓶梅》中仍然也以负面价值形象出现。少有的几个清官也总是见利忘义。一种向下的向着负面价值行进的叙事向度的确是“尽情”地暴露了冷色、悲凉、虚无的人生，人性深处“恶”的形象赫然站立，撕人心魄。相反，人性深处善的一面荡然无存，正面价值漂泊无依。哪里还有佛的善的确立？说《金瓶梅》是宗教小说，真的很难让人信服。这就是《金瓶梅》只能是一部奇书，却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的重要原因。
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中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人有善恶两端，其实恶的本性常常在决定我们的行动与情思，善的本性往往在艰难地行进。人与人的区别也正在善的多少。如果其善的本性得到张扬，其恶的欲望得到适当地抑制，人的本质便升华了。对世界也就有了希望。相反，恶的一端不断地膨胀，善的一端逐渐消极，人生便冷了，世界就虚无了，宗教的力量再强，也不过是敲敲边鼓而已了。正如《金瓶梅》里的宗教味一样。
若把人的善的一面称为正面价值的话，那么，恶的一端便是负面价值。这个世界正是一直超负面价值在行进。进化论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相，但是人类的真理是什么？这也就是人究竟是要以恶为本还是以善以本。显然，虚弱的善的力量正是我们需要的，它使我们在窘困中还能看到人生光明与永恒的希望，若是少了这希望，人生便无望了。这就是人类文明在欲望丛生和恶的乱石岗中建立的一点点真理。
这真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极端恐惧恶的出现。而《金瓶梅》显然便是这种恶的力量的闪现。如果只是从肯定了人有恶的一端的视角来正视《金瓶梅》，倒是未尝不可，但要把这种恶的力量赞美便是我无法答应的了。这也是一个读书人尚存的一点点善念吧。
而《红楼梦》呢？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讨论，比如矫情，比如虚无，但它至少还没有到赞美恶的程度。
假如远在美国的田晓菲女士能看到此文，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早上就讨论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