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该文揭示和批判了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师，并肯定了孔子所开创的中国“文学文化”，及其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从中，阐明了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文化，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
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奉其“圣人”、“先师”。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华人世界几千年，至今，还动用巨资编篡“儒藏”，其思想光辉之不灭，就足见其伟大。
但是，从孔子思想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来看，孔子不过造就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辉煌，而无补于“民主政治”，故其“伟大”确实有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如果从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开天辟地、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既然是“世界第一”，就必然伟大，故编篡“儒藏”又有何妨？虽然如此，却必须看到，正是孔子的“折中主义”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有限辉煌，甚至带来了中国的曲折历史。故揭示和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这在继承“国学”的今天尤其重要。
孔子的“折中主义”表现何在？其根本，就是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即孔子抽去了老子的“德治”的“民主”内容和“民主”精神，无视阶级的对立，无视老子的“以武制武”的“武学”思想，而走上了“以文制武”的“文学”道路，在“治世”上主张“仁政”，表现出了纯粹的“理想”和“空想”。这样一来，孔子既不得罪统治者，又不得罪被统治者，而走上了一条向“霸道”妥协的“中间道路”。
一、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
要认识孔子的思想，必须首先要懂得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老子认为，“道”，就是“柔弱胜刚强”，以及“刚强胜柔弱”。在老子看来，它们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而不过，“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相反，“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1]。从而老子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人类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对于“德”，老子认为，就是对“道”的要用于正道而不是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故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从而揭示了“道德一统”，和“以德治道”的思想。
而正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和“以德治道”的思想，则揭示了老子的“民主”的思想。
具体说：
首先，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蕴含了“民主”思想。
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无疑的，它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霸道”、“暴政”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而，从一开始，老子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揭示了“柔弱胜刚强”所蕴含的“民主”的思想。
这表现为：
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切入点和基石看，老子将“柔弱”抽象为“百姓”，将“刚强”抽象为“统治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尊崇百姓，和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从中，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将“刚强”变成“无为”，这样，才能做到顺从百姓、顺应民心，才能真正解决“武”、“戈”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才能与百姓一道共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其次，老子的“以德治道”充分体现出了“民主”思想。
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表现在：一是提出了“忘我”思想。老子讲“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二是提出了“民心”思想。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提出了“契约”思想。老子讲“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四是老子提出了“正义”，即“坚持正义战争”思想。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讲“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老子提出了“无畏”，即“不怕死”的思想。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即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平等”和“公平”观。正是从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并联系老子的“忘我”思想、“正义”思想、“无畏”思想，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为民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的平等原则和德治精神去办事，才能做到“德善”、“德信”，而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决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老子“无为而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这就是：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而“民利百倍”，另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避免法令滋张”，而“避免盗贼多有”。
具体说，对于“绝圣弃智”。这是由老子的“忘我”和“民心”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统治者自诩“圣”、“智”的结果，就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因此，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这种自诩的“圣”、“智”必须杜绝，这样，统治者才可能会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才可能会做到顺应民心，并与民一道，共同发展生产，而使“民利百倍”。
对于“避免法令滋张”。这是由老子的“契约”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这时，社会发展就会在“震荡”之中停止或者倒退。因此，老子认为，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统治者就要做到“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即做到社会要按照“契约”，及其体现出来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来办事。这样做，就是“有德司契”的表现，就是坚持了以契约为根本的管理，就是体现出了“德治”。其结果，统治者就会做到“德善”、“德信”，并实现与百姓“同心”、“同德”，上下一心，发展生产。而当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时候，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盗贼多有”的现象发生。
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等等，而是在于强调在“法”与“契”之间，必须做到“重契抑法”，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管理。因为这样做，既能体现出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公平”的原则，又能利于当事者双方的互相监督。正是如此，故老子认为，按照契约办事，就是“德”的表现，就是“以德服人”，而按照“法令”办事，就是“无德”的表现，就是“以力服人”、“以权压人”，从而表现出了老子的“以契彰德”思想。
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中，而要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者的“一般的既得利益”的“契约”关系中，而要统治者杜绝，或者牺牲“特殊利益”[2]。这两个方面，正构成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论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统治者方才可能摒弃霸道、暴政的统治，方才可能按照“契约”原则办事，从而摒弃社会的不公、不平。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武”、“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和“止息”。也正是如此，统治者就能最大限度的顺应百姓的意志，并由此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就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所以，从政治本质看，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为而治”，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是突现老子“民心”和“契约”思想的政治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和放弃了对“特殊利益”的要求，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社会止息“武”、“戈”，并实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德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民主”政治理想，与“无为而治”政治一起，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和“途径”，从而揭示出了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规律。
上述这些，就是老子在社会观上的根本思想。
在懂得老子思想之后，通过比较，则可以清楚的看出孔子对老子思想的篡改和修正。
那么，孔子是如何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的？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民主”思想，和抹杀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孔子要篡改和修正老子的“道德”思想？
在孔子看来，因为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故孔子完全主观的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舜的“无为而治”。在孔子看来，“无为而治”，就诚如老子所说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没的看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民主”思想就与舜的“无为而治”的“自化”等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故孔子认为，这种“治世”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出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便对老子“道德”思想进行了篡改和修正。
因此，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本质内容，建构起了“克已复礼”的“忠恕”之道，和“仁政”的理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折中主义”大师便产生出来了。
孔子的“折中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面对社会的“武”、“戈”问题，企图以“仁”、“爱”得以解决，从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空想主义”。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什么呢？形象的说，“忠恕”之道，即为“中庸”之道，它其实就在说，在“止武”、“止戈”的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像周文王、周武王以“武”造反而表现出来的“激烈”；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商纣王等人那样将“武”奉为至尊而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守旧”。因此，“忠恕”之道就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道德修养，从“仁”、“爱”出发，做到“克已复礼”，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止武”、“止戈”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操守”。这就是，讲“克己复礼”，一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等等。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准则。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教化”。这就形成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化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其目的，就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孔子看来，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而以德治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地避免犯罪。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教化”的本质和原则。
孔子的“仁政”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孔子要统治者讲“仁者爱人”，并做到以“仁”、“爱”之心出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为根本，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爱”社会政治。{这里，需要指出，有论者把孔子的“仁政”称为“德治”，而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混同一起，这是错误的。}
显然，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就是一种“理想”、“空想”。历史证明，孔子这个思想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实无用处。而且，历史证明，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极易受到统治者的“招安”，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比如，“学而优则仕”，就将天下文人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晴徕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见，孔子绕过了老子的“民心”、“契约”思想，和绕过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讲“忠恕”之道，讲“仁政”，故走的是“调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向“霸道”妥协的“第三条路”。这就充分表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折中主义”本质。
二、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被孔子及孔孟之道湮灭
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表现为“武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武学文化”，而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表现为“文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文学文化”。但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子思想，及“孔孟之道”湮灭了。
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什么？
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规律，以之与“刚强胜柔弱”相对。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中国“武术”[3]，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则揭示了“民主”思想，揭示了“无为而治”政治，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故老子的“武术思想”和“民主思想”这两大方面，正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老子这个思想，直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立、斗争的现实，以“武”、“戈”为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和以“止武”、“止戈”为认识的归宿和落脚点，采取以“武”制“武”，即，从尊崇百姓对历史前进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出发，要统治者改变政治立场，做到“无为而治”，以顺应民心，顺应民主潮流，实现止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使统治者与百姓一起，共同推进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老子这个思想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则缔造出了中国的“武学文化”。
历史的看，老子缔造出的中国“武学文化”表现何在？
这就是：
第一、老子的“武”、“戈”思想，和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呜”。
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思想而引发了各家学派都在“武”、“戈”和“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不过只是论题的取舍角度和轻重不同罢了。其间，兵家、墨家、纵横家属于老子思想阵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等各派，则与老子的意见相左，而法家则代表了专制集权统治者的意见[4]。
第二、老子的“武术”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这使得老子的用于单打独斗的“武术”思想，与孙子、鬼谷子等人的用于集团作战的“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5]。
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榜青史，万古不朽。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学“文明”、战争“文明”。
第三、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专诸之剌王僚”、“要离之剌庆忌”，和“荆苛之剌秦王”等等，就是中国武侠和武侠文化的真实写照。
第四、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汉初得到了实现。西汉初，统治者施行的“黄老之术”，就表现为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光耀史册，并令后来的“明君”多有效法。
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决非空想和杜撰，而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但是，孔子却有意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孔子告诫学生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安能以小道末艺视武者乎？”可见，孔子在如何“止武”、“止戈”，即如何“治世”的问题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虽然孔子认为老子的“武学”并非“小道末艺”，但是，他却将老子的“武学”思想有意回避了。孔子的这种“回避”，正是其“折中主义”立场使然。
而正是孔子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的结果，则使他走上了以“文”制“武”，即以“操守”和“教化”来改造人们的心灵，以达到社会安定和发展之路。由此，孔子正式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帷幕。孔子编篡《春秋》、《诗经》，和提出“六艺”，及其审美标准等等，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先河。
后来，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孟之道”彻底湮没了。
其表现：
西汉中期，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特别是东汉，在董仲舒完善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从此，便将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孔孟之道”，而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之后，则完全将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缔造的“武学文化”彻底湮没了。
因为，这时孔孟之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湮没了老子的“契约”，即“平等”、“公平”思想；孔孟之道的“忠、孝、节、悌、信”的“五常”，湮没了老子的“民心”，即“爱民”、“为民”思想，这样一来，孔孟之道彻底的湮没了老子的“德治”思想及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代之而起的，则是孔孟之道扯开了孔子“仁政”的面纱，而露出了“王道”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看，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王道”便在中国出现了。
其“王道”的根本表现，就是汉武帝在统治上的“文、武”两手并用。这正如孟子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其“文”，就是指的“教化”，即，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开创的“文学”的修养；其“武”，就是指的国家权力，及其统治机器、军队等等。必须看到，“王道”的这种“武学”，直接表现为“刚强胜柔弱”，而没有一丁点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武学思想。
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王道”铸成了“文安邦，武定国”，和“文治武功”的信条，并为历代统治者效法。
然而，正是“王道”主宰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结果，导致了中华民族无尽的痛苦和屈辱，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悲哀。其事实不胜杖举，令人有目共睹。
由此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对“霸道”的批判和否定，而孔子的“仁政”，和“文学文化”，则是对“霸道”的妥协；孔子的“仁政”是对老子“德治”政治的回避和篡改，同时，孔子的“仁政”又是“王道”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同样表现为“专制主义”的“霸道”转向“王道”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其“宽容”、“谦恭”、“深沉”、“内函”等等，都不过就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这些所谓的特点和优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是毫无意义的。难怪今天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其实，中国人“丑陋”何来之有？三千年前，老子就揭示出了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主”思想，和揭示了“无为而治”，以及“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无疑的，老子的思想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先河，也是“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近20个世纪。假如历史以老子的“武学文化”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为思想，那么，中国历史发展该何其壮观和辉煌！因此，显而易见，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无疑的，带来中国人“丑陋”的东西，正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折中主义”和“王道”等等。难怪“五四”时期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应该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而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师，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的第一人。故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孔子乃不失为一个思想大家。但在倡导“国学”的今天，必须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思想，并做到“尊老抑孔”，以此，还中国历史一个公道。当然，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学文化”，和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这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争呜》杂志第5期。
[3]、[5]：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
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奉其“圣人”、“先师”。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华人世界几千年，至今，还动用巨资编篡“儒藏”，其思想光辉之不灭，就足见其伟大。
但是，从孔子思想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来看，孔子不过造就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辉煌，而无补于“民主政治”，故其“伟大”确实有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如果从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开天辟地、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既然是“世界第一”，就必然伟大，故编篡“儒藏”又有何妨？虽然如此，却必须看到，正是孔子的“折中主义”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有限辉煌，甚至带来了中国的曲折历史。故揭示和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这在继承“国学”的今天尤其重要。
孔子的“折中主义”表现何在？其根本，就是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即孔子抽去了老子的“德治”的“民主”内容和“民主”精神，无视阶级的对立，无视老子的“以武制武”的“武学”思想，而走上了“以文制武”的“文学”道路，在“治世”上主张“仁政”，表现出了纯粹的“理想”和“空想”。这样一来，孔子既不得罪统治者，又不得罪被统治者，而走上了一条向“霸道”妥协的“中间道路”。
一、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
要认识孔子的思想，必须首先要懂得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老子认为，“道”，就是“柔弱胜刚强”，以及“刚强胜柔弱”。在老子看来，它们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而不过，“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相反，“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1]。从而老子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人类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对于“德”，老子认为，就是对“道”的要用于正道而不是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故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从而揭示了“道德一统”，和“以德治道”的思想。
而正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和“以德治道”的思想，则揭示了老子的“民主”的思想。
具体说：
首先，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蕴含了“民主”思想。
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无疑的，它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霸道”、“暴政”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而，从一开始，老子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揭示了“柔弱胜刚强”所蕴含的“民主”的思想。
这表现为：
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切入点和基石看，老子将“柔弱”抽象为“百姓”，将“刚强”抽象为“统治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尊崇百姓，和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从中，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将“刚强”变成“无为”，这样，才能做到顺从百姓、顺应民心，才能真正解决“武”、“戈”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才能与百姓一道共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其次，老子的“以德治道”充分体现出了“民主”思想。
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表现在：一是提出了“忘我”思想。老子讲“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二是提出了“民心”思想。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提出了“契约”思想。老子讲“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四是老子提出了“正义”，即“坚持正义战争”思想。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讲“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老子提出了“无畏”，即“不怕死”的思想。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即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平等”和“公平”观。正是从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并联系老子的“忘我”思想、“正义”思想、“无畏”思想，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为民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的平等原则和德治精神去办事，才能做到“德善”、“德信”，而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决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老子“无为而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这就是：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而“民利百倍”，另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避免法令滋张”，而“避免盗贼多有”。
具体说，对于“绝圣弃智”。这是由老子的“忘我”和“民心”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统治者自诩“圣”、“智”的结果，就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因此，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这种自诩的“圣”、“智”必须杜绝，这样，统治者才可能会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才可能会做到顺应民心，并与民一道，共同发展生产，而使“民利百倍”。
对于“避免法令滋张”。这是由老子的“契约”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这时，社会发展就会在“震荡”之中停止或者倒退。因此，老子认为，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统治者就要做到“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即做到社会要按照“契约”，及其体现出来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来办事。这样做，就是“有德司契”的表现，就是坚持了以契约为根本的管理，就是体现出了“德治”。其结果，统治者就会做到“德善”、“德信”，并实现与百姓“同心”、“同德”，上下一心，发展生产。而当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时候，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盗贼多有”的现象发生。
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等等，而是在于强调在“法”与“契”之间，必须做到“重契抑法”，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管理。因为这样做，既能体现出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公平”的原则，又能利于当事者双方的互相监督。正是如此，故老子认为，按照契约办事，就是“德”的表现，就是“以德服人”，而按照“法令”办事，就是“无德”的表现，就是“以力服人”、“以权压人”，从而表现出了老子的“以契彰德”思想。
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中，而要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者的“一般的既得利益”的“契约”关系中，而要统治者杜绝，或者牺牲“特殊利益”[2]。这两个方面，正构成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论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统治者方才可能摒弃霸道、暴政的统治，方才可能按照“契约”原则办事，从而摒弃社会的不公、不平。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武”、“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和“止息”。也正是如此，统治者就能最大限度的顺应百姓的意志，并由此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就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所以，从政治本质看，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为而治”，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是突现老子“民心”和“契约”思想的政治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和放弃了对“特殊利益”的要求，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社会止息“武”、“戈”，并实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德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民主”政治理想，与“无为而治”政治一起，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和“途径”，从而揭示出了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规律。
上述这些，就是老子在社会观上的根本思想。
在懂得老子思想之后，通过比较，则可以清楚的看出孔子对老子思想的篡改和修正。
那么，孔子是如何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的？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民主”思想，和抹杀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孔子要篡改和修正老子的“道德”思想？
在孔子看来，因为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故孔子完全主观的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舜的“无为而治”。在孔子看来，“无为而治”，就诚如老子所说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没的看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民主”思想就与舜的“无为而治”的“自化”等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故孔子认为，这种“治世”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出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便对老子“道德”思想进行了篡改和修正。
因此，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本质内容，建构起了“克已复礼”的“忠恕”之道，和“仁政”的理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折中主义”大师便产生出来了。
孔子的“折中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面对社会的“武”、“戈”问题，企图以“仁”、“爱”得以解决，从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空想主义”。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什么呢？形象的说，“忠恕”之道，即为“中庸”之道，它其实就在说，在“止武”、“止戈”的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像周文王、周武王以“武”造反而表现出来的“激烈”；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商纣王等人那样将“武”奉为至尊而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守旧”。因此，“忠恕”之道就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道德修养，从“仁”、“爱”出发，做到“克已复礼”，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止武”、“止戈”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操守”。这就是，讲“克己复礼”，一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等等。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准则。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教化”。这就形成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化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其目的，就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孔子看来，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而以德治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地避免犯罪。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教化”的本质和原则。
孔子的“仁政”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孔子要统治者讲“仁者爱人”，并做到以“仁”、“爱”之心出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为根本，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爱”社会政治。{这里，需要指出，有论者把孔子的“仁政”称为“德治”，而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混同一起，这是错误的。}
显然，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就是一种“理想”、“空想”。历史证明，孔子这个思想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实无用处。而且，历史证明，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极易受到统治者的“招安”，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比如，“学而优则仕”，就将天下文人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晴徕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见，孔子绕过了老子的“民心”、“契约”思想，和绕过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讲“忠恕”之道，讲“仁政”，故走的是“调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向“霸道”妥协的“第三条路”。这就充分表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折中主义”本质。
二、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被孔子及孔孟之道湮灭
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表现为“武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武学文化”，而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表现为“文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文学文化”。但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子思想，及“孔孟之道”湮灭了。
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什么？
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规律，以之与“刚强胜柔弱”相对。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中国“武术”[3]，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则揭示了“民主”思想，揭示了“无为而治”政治，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故老子的“武术思想”和“民主思想”这两大方面，正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老子这个思想，直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立、斗争的现实，以“武”、“戈”为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和以“止武”、“止戈”为认识的归宿和落脚点，采取以“武”制“武”，即，从尊崇百姓对历史前进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出发，要统治者改变政治立场，做到“无为而治”，以顺应民心，顺应民主潮流，实现止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使统治者与百姓一起，共同推进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老子这个思想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则缔造出了中国的“武学文化”。
历史的看，老子缔造出的中国“武学文化”表现何在？
这就是：
第一、老子的“武”、“戈”思想，和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呜”。
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思想而引发了各家学派都在“武”、“戈”和“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不过只是论题的取舍角度和轻重不同罢了。其间，兵家、墨家、纵横家属于老子思想阵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等各派，则与老子的意见相左，而法家则代表了专制集权统治者的意见[4]。
第二、老子的“武术”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这使得老子的用于单打独斗的“武术”思想，与孙子、鬼谷子等人的用于集团作战的“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5]。
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榜青史，万古不朽。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学“文明”、战争“文明”。
第三、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专诸之剌王僚”、“要离之剌庆忌”，和“荆苛之剌秦王”等等，就是中国武侠和武侠文化的真实写照。
第四、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汉初得到了实现。西汉初，统治者施行的“黄老之术”，就表现为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光耀史册，并令后来的“明君”多有效法。
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决非空想和杜撰，而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但是，孔子却有意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孔子告诫学生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安能以小道末艺视武者乎？”可见，孔子在如何“止武”、“止戈”，即如何“治世”的问题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虽然孔子认为老子的“武学”并非“小道末艺”，但是，他却将老子的“武学”思想有意回避了。孔子的这种“回避”，正是其“折中主义”立场使然。
而正是孔子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的结果，则使他走上了以“文”制“武”，即以“操守”和“教化”来改造人们的心灵，以达到社会安定和发展之路。由此，孔子正式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帷幕。孔子编篡《春秋》、《诗经》，和提出“六艺”，及其审美标准等等，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先河。
后来，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孟之道”彻底湮没了。
其表现：
西汉中期，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特别是东汉，在董仲舒完善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从此，便将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孔孟之道”，而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之后，则完全将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缔造的“武学文化”彻底湮没了。
因为，这时孔孟之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湮没了老子的“契约”，即“平等”、“公平”思想；孔孟之道的“忠、孝、节、悌、信”的“五常”，湮没了老子的“民心”，即“爱民”、“为民”思想，这样一来，孔孟之道彻底的湮没了老子的“德治”思想及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代之而起的，则是孔孟之道扯开了孔子“仁政”的面纱，而露出了“王道”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看，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王道”便在中国出现了。
其“王道”的根本表现，就是汉武帝在统治上的“文、武”两手并用。这正如孟子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其“文”，就是指的“教化”，即，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开创的“文学”的修养；其“武”，就是指的国家权力，及其统治机器、军队等等。必须看到，“王道”的这种“武学”，直接表现为“刚强胜柔弱”，而没有一丁点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武学思想。
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王道”铸成了“文安邦，武定国”，和“文治武功”的信条，并为历代统治者效法。
然而，正是“王道”主宰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结果，导致了中华民族无尽的痛苦和屈辱，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悲哀。其事实不胜杖举，令人有目共睹。
由此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对“霸道”的批判和否定，而孔子的“仁政”，和“文学文化”，则是对“霸道”的妥协；孔子的“仁政”是对老子“德治”政治的回避和篡改，同时，孔子的“仁政”又是“王道”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同样表现为“专制主义”的“霸道”转向“王道”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其“宽容”、“谦恭”、“深沉”、“内函”等等，都不过就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这些所谓的特点和优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是毫无意义的。难怪今天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其实，中国人“丑陋”何来之有？三千年前，老子就揭示出了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主”思想，和揭示了“无为而治”，以及“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无疑的，老子的思想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先河，也是“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近20个世纪。假如历史以老子的“武学文化”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为思想，那么，中国历史发展该何其壮观和辉煌！因此，显而易见，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无疑的，带来中国人“丑陋”的东西，正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折中主义”和“王道”等等。难怪“五四”时期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应该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而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师，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的第一人。故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孔子乃不失为一个思想大家。但在倡导“国学”的今天，必须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思想，并做到“尊老抑孔”，以此，还中国历史一个公道。当然，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学文化”，和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这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争呜》杂志第5期。
[3]、[5]：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