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


  内容提要:该文揭示和批判了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师,并肯定了孔子所开创的中国“文学文化”,及其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从中,阐明了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文化,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

  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奉其“圣人”、“先师”。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华人世界几千年,至今,还动用巨资编篡“儒藏”,其思想光辉之不灭,就足见其伟大。

  但是,从孔子思想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来看,孔子不过造就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辉煌,而无补于“民主政治”,故其“伟大”确实有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如果从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开天辟地、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既然是“世界第一”,就必然伟大,故编篡“儒藏”又有何妨?虽然如此,却必须看到,正是孔子的“折中主义”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有限辉煌,甚至带来了中国的曲折历史。故揭示和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这在继承“国学”的今天尤其重要。

  孔子的“折中主义”表现何在?其根本,就是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即孔子抽去了老子的“德治”的“民主”内容和“民主”精神,无视阶级的对立,无视老子的“以武制武”的“武学”思想,而走上了“以文制武”的“文学”道路,在“治世”上主张“仁政”,表现出了纯粹的“理想”和“空想”。这样一来,孔子既不得罪统治者,又不得罪被统治者,而走上了一条向“霸道”妥协的“中间道路”。

  一、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建构起了“宗法伦理道德”

  要认识孔子的思想,必须首先要懂得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老子认为,“道”,就是“柔弱胜刚强”,以及“刚强胜柔弱”。在老子看来,它们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而不过,“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相反,“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1]。从而老子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人类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对于“德”,老子认为,就是对“道”的要用于正道而不是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故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从而揭示了“道德一统”,和“以德治道”的思想。

  而正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和“以德治道”的思想,则揭示了老子的“民主”的思想。

  具体说:

  首先,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蕴含了“民主”思想。

  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无疑的,它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霸道”、“暴政”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而,从一开始,老子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揭示了“柔弱胜刚强”所蕴含的“民主”的思想。

  这表现为:

  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切入点和基石看,老子将“柔弱”抽象为“百姓”,将“刚强”抽象为“统治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尊崇百姓,和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从中,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将“刚强”变成“无为”,这样,才能做到顺从百姓、顺应民心,才能真正解决“武”、“戈”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才能与百姓一道共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其次,老子的“以德治道”充分体现出了“民主”思想。

  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表现在:一是提出了“忘我”思想。老子讲“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二是提出了“民心”思想。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提出了“契约”思想。老子讲“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四是老子提出了“正义”,即“坚持正义战争”思想。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讲“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老子提出了“无畏”,即“不怕死”的思想。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即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平等”和“公平”观。正是从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并联系老子的“忘我”思想、“正义”思想、“无畏”思想,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为民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的平等原则和德治精神去办事,才能做到“德善”、“德信”,而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决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老子“无为而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这就是: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而“民利百倍”,另一方面,要统治者做到“避免法令滋张”,而“避免盗贼多有”。

  具体说,对于“绝圣弃智”。这是由老子的“忘我”和“民心”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统治者自诩“圣”、“智”的结果,就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因此,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这种自诩的“圣”、“智”必须杜绝,这样,统治者才可能会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才可能会做到顺应民心,并与民一道,共同发展生产,而使“民利百倍”。

  对于“避免法令滋张”。这是由老子的“契约”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这时,社会发展就会在“震荡”之中停止或者倒退。因此,老子认为,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统治者就要做到“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即做到社会要按照“契约”,及其体现出来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来办事。这样做,就是“有德司契”的表现,就是坚持了以契约为根本的管理,就是体现出了“德治”。其结果,统治者就会做到“德善”、“德信”,并实现与百姓“同心”、“同德”,上下一心,发展生产。而当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时候,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盗贼多有”的现象发生。

  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等等,而是在于强调在“法”与“契”之间,必须做到“重契抑法”,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管理。因为这样做,既能体现出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公平”的原则,又能利于当事者双方的互相监督。正是如此,故老子认为,按照契约办事,就是“德”的表现,就是“以德服人”,而按照“法令”办事,就是“无德”的表现,就是“以力服人”、“以权压人”,从而表现出了老子的“以契彰德”思想。

  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中,而要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者的“一般的既得利益”的“契约”关系中,而要统治者杜绝,或者牺牲“特殊利益”[2]。这两个方面,正构成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论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统治者方才可能摒弃霸道、暴政的统治,方才可能按照“契约”原则办事,从而摒弃社会的不公、不平。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武”、“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和“止息”。也正是如此,统治者就能最大限度的顺应百姓的意志,并由此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就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所以,从政治本质看,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为而治”,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是突现老子“民心”和“契约”思想的政治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和放弃了对“特殊利益”的要求,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社会止息“武”、“戈”,并实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德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

  而正是老子的“民主”思想、“民主”政治理想,与“无为而治”政治一起,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和“途径”,从而揭示出了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规律。

  上述这些,就是老子在社会观上的根本思想。

  在懂得老子思想之后,通过比较,则可以清楚的看出孔子对老子思想的篡改和修正。

  那么,孔子是如何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的?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民主”思想,和抹杀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民主”思想;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孔子要篡改和修正老子的“道德”思想?

  在孔子看来,因为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故孔子完全主观的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舜的“无为而治”。在孔子看来,“无为而治”,就诚如老子所说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没的看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民主”思想就与舜的“无为而治”的“自化”等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故孔子认为,这种“治世”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出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便对老子“道德”思想进行了篡改和修正。

  因此,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本质内容,建构起了“克已复礼”的“忠恕”之道,和“仁政”的理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折中主义”大师便产生出来了。

  孔子的“折中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面对社会的“武”、“戈”问题,企图以“仁”、“爱”得以解决,从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空想主义”。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什么呢?形象的说,“忠恕”之道,即为“中庸”之道,它其实就在说,在“止武”、“止戈”的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像周文王、周武王以“武”造反而表现出来的“激烈”;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商纣王等人那样将“武”奉为至尊而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守旧”。因此,“忠恕”之道就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道德修养,从“仁”、“爱”出发,做到“克已复礼”,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止武”、“止戈”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操守”。这就是,讲“克己复礼”,一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等等。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准则。

  正是如此,产生了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教化”。这就形成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化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其目的,就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孔子看来,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而以德治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地避免犯罪。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教化”的本质和原则。

  孔子的“仁政”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孔子要统治者讲“仁者爱人”,并做到以“仁”、“爱”之心出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为根本,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爱”社会政治。{这里,需要指出,有论者把孔子的“仁政”称为“德治”,而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混同一起,这是错误的。}

  显然,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就是一种“理想”、“空想”。历史证明,孔子这个思想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实无用处。而且,历史证明,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极易受到统治者的“招安”,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比如,“学而优则仕”,就将天下文人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晴徕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见,孔子绕过了老子的“民心”、“契约”思想,和绕过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讲“忠恕”之道,讲“仁政”,故走的是“调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向“霸道”妥协的“第三条路”。这就充分表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折中主义”本质。

  二、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被孔子及孔孟之道湮灭

  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表现为“武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武学文化”,而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表现为“文学”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文学文化”。但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子思想,及“孔孟之道”湮灭了。

  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什么?

  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规律,以之与“刚强胜柔弱”相对。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中国“武术”[3],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及“以德治道”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则揭示了“民主”思想,揭示了“无为而治”政治,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故老子的“武术思想”和“民主思想”这两大方面,正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老子这个思想,直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立、斗争的现实,以“武”、“戈”为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和以“止武”、“止戈”为认识的归宿和落脚点,采取以“武”制“武”,即,从尊崇百姓对历史前进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出发,要统治者改变政治立场,做到“无为而治”,以顺应民心,顺应民主潮流,实现止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使统治者与百姓一起,共同推进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老子这个思想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则缔造出了中国的“武学文化”。

  历史的看,老子缔造出的中国“武学文化”表现何在?

  这就是:

  第一、老子的“武”、“戈”思想,和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呜”。

  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思想而引发了各家学派都在“武”、“戈”和“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不过只是论题的取舍角度和轻重不同罢了。其间,兵家、墨家、纵横家属于老子思想阵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等各派,则与老子的意见相左,而法家则代表了专制集权统治者的意见[4]。

  第二、老子的“武术”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这使得老子的用于单打独斗的“武术”思想,与孙子、鬼谷子等人的用于集团作战的“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5]。

  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榜青史,万古不朽。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学“文明”、战争“文明”。

  第三、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专诸之剌王僚”、“要离之剌庆忌”,和“荆苛之剌秦王”等等,就是中国武侠和武侠文化的真实写照。

  第四、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汉初得到了实现。西汉初,统治者施行的“黄老之术”,就表现为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光耀史册,并令后来的“明君”多有效法。

  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决非空想和杜撰,而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但是,孔子却有意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孔子告诫学生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安能以小道末艺视武者乎?”可见,孔子在如何“止武”、“止戈”,即如何“治世”的问题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虽然孔子认为老子的“武学”并非“小道末艺”,但是,他却将老子的“武学”思想有意回避了。孔子的这种“回避”,正是其“折中主义”立场使然。

  而正是孔子回避了老子的“武学”思想的结果,则使他走上了以“文”制“武”,即以“操守”和“教化”来改造人们的心灵,以达到社会安定和发展之路。由此,孔子正式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帷幕。孔子编篡《春秋》、《诗经》,和提出“六艺”,及其审美标准等等,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先河。

  后来,在西汉以后,老子缔造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孟之道”彻底湮没了。

  其表现:

  西汉中期,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特别是东汉,在董仲舒完善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从此,便将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孔孟之道”,而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之后,则完全将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缔造的“武学文化”彻底湮没了。

  因为,这时孔孟之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湮没了老子的“契约”,即“平等”、“公平”思想;孔孟之道的“忠、孝、节、悌、信”的“五常”,湮没了老子的“民心”,即“爱民”、“为民”思想,这样一来,孔孟之道彻底的湮没了老子的“德治”思想及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代之而起的,则是孔孟之道扯开了孔子“仁政”的面纱,而露出了“王道”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看,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王道”便在中国出现了。

  其“王道”的根本表现,就是汉武帝在统治上的“文、武”两手并用。这正如孟子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其“文”,就是指的“教化”,即,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强化对孔子开创的“文学”的修养;其“武”,就是指的国家权力,及其统治机器、军队等等。必须看到,“王道”的这种“武学”,直接表现为“刚强胜柔弱”,而没有一丁点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武学思想。

  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王道”铸成了“文安邦,武定国”,和“文治武功”的信条,并为历代统治者效法。

  然而,正是“王道”主宰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结果,导致了中华民族无尽的痛苦和屈辱,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悲哀。其事实不胜杖举,令人有目共睹。

  由此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是对“霸道”的批判和否定,而孔子的“仁政”,和“文学文化”,则是对“霸道”的妥协;孔子的“仁政”是对老子“德治”政治的回避和篡改,同时,孔子的“仁政”又是“王道”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同样表现为“专制主义”的“霸道”转向“王道”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其“宽容”、“谦恭”、“深沉”、“内函”等等,都不过就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这些所谓的特点和优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是毫无意义的。难怪今天激进的国人要自视中国人“丑陋”。

  其实,中国人“丑陋”何来之有?三千年前,老子就揭示出了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主”思想,和揭示了“无为而治”,以及“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无疑的,老子的思想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先河,也是“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近20个世纪。假如历史以老子的“武学文化”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为思想,那么,中国历史发展该何其壮观和辉煌!因此,显而易见,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无疑的,带来中国人“丑陋”的东西,正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折中主义”和“王道”等等。难怪“五四”时期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应该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而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师,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折中主义”的第一人。故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孔子乃不失为一个思想大家。但在倡导“国学”的今天,必须批判孔子的“折中主义”思想,并做到“尊老抑孔”,以此,还中国历史一个公道。当然,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学文化”,和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这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争呜》杂志第5期。

  [3]、[5]: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