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穆斯林国家生育率普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
由于传统生育文化在反封建、反宗教过程中遭到主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都普遍偏低。东欧和原苏联原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分别为：斯洛文尼亚（1.21），捷克（1.19），匈牙利（1.32），波兰（1.25），爱沙尼亚（1.4），立陶宛（1.2），斯洛伐克（1.19），克罗地亚（1.4），拉脱维亚（1.27），保加利亚（1.38），马其顿（1.57），俄罗斯（1.14），罗马尼亚（1.37），白俄罗斯（1.43），波黑（1.22），乌克兰（1.13），亚美尼亚（1.33），格鲁吉亚（1.42），这些地区平均生育率只有平均1.3。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却还有1.64，其中：挪威（1.78），澳大利亚（1.76），加拿大（1.51），瑞典（1.66），瑞士（1.43），爱尔兰（1.86），比利时（1.64），美国（2.09），荷兰（1.66），芬兰（1.73），丹麦（1.74），英国（1.66），法国（1.84），奥地利（1.36），意大利（1.28），新西兰（1.79），西班牙（1.28），葡萄牙（1.47）。
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是高生育率的地区，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生育率只有1.66，而同等发展水平的邻近国家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的生育率分别为2.42、2.83。
由于工业化破坏了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家庭结构，使得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澳门（0.84）、香港（0.94）、台湾（2005年1.1）、韩国（2005年1.08），新加坡（2005年1.24），日本（2005年1.26）。
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被动被破坏；而中国大陆、朝鲜、蒙古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生育文化又被主动破坏。
蒙古、朝鲜、越南既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理论上应该是高生育率。蒙古曾是中国一部分，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79，但是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尼加拉瓜生育率为3.3，玻利维亚生育率为4.0，洪都拉斯生育率为3.7，危地马拉为4.6。朝鲜现在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比中国落后20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97。越南1988年实行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现在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低于政策生育率。
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却又遭受第三重打击—计划生育。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老百姓当惯了顺民，缺乏对抗强权和政策的心理素质。几十万蒙古兵镇服全国，老百姓排着队等着屠杀，认为被杀是天意。四川几百万人口短时间就被为数不多的蒙古兵屠杀几尽。
马戏团里，有种怪现象。年幼的小象都是用粗壮的铁链拴着，而成年的大象则用一个普通的铁链拴着。这根普通的铁链实际上根本束缚不了强壮的大象。可那是因为，从小开始，它就被牢牢地束缚了，无形中它无法突破不了自己的这个设限。一次大火，除了大象，马戏团里别的动物和人都逃脱了，只有大象，活活被大火烧死。
科学家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这两个故事都是因为曾经有一个限，罩在了心灵上。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
中国的人口也一样，自我设置人口上限，并且将政策生育率设在1.38的超低水平，1980年代农民的生育意愿还“跳”了几下，1990年代之后都懒得“跳”了，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只有1.22。人口学界却高估农民“跳”的能力。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院士在博客中国网举行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讨会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前几次普查比较数据质量差一些，比如生育率，这是必须拿的东西，全国是1.22，我们可以理解，近似于一对夫妇生1.22个孩子，真实不真实呢？不真实。学术世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普查办本身认为也不对，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因为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经过论证，大抽样比较准确，1.81%的漏报率比较准确。1.8%的漏报率，1990年做第四次人口普查大家认为质量比较高，漏报在什么地方呢？1990年到2000年，也就是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人口漏报，于是做了一些人口学当中回归分析和模型换算，应用一些数学方法，然后我们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
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严密组织的人口普查，其结果竟然因为“2000年发达国家生育率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而被放弃不用，而采纳没有依据的修正数据。
2000年1.22的生育率被田雪原他们“修正”成1.8，出生人数差距48%而不是1.8%。出生孩子有1/3漏报？这么大的漏报算普查吗？
田雪原等将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成1.35，农村修正成2.06。扣除15%的不生育人口（北京、上海其实已经紧接30%；北京市生育率在1990年代初为1.3，2000年降低到0.68），那么意味着农村平均生育2.4个孩子，城市平均生育1.6个孩子（60%的家庭生育2胎），这可能吗？
田雪原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是“自我设限”的，而其他国家是没有限的。
美国2004年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妇女没有生育孩子的占19.3%，但是美国这些年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9左右，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口没有设限，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主流家庭也生育三个孩子。
日本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孩子（这些人即使今后想要生孩子也有相当部分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生育率还能维持在1.25，但由于人口没有设限，虽然一些妇女没有生育，有另外一些妇女生育三四个孩子来补充。
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光靠农民那点日益微弱的超生能力是无法弥补丁克和不育的。
生育意愿往往远远高于实际生育率，但是全国的生育意愿1990年代就不到1.8了，已经远远比同等发展水平其他国家要低；2002年北京只有1.04；2003年上海只有1.1。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都不可能达到1.8。比如上海有大量有能力超生的富人，但是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每年富人超生只有28例。
中国人口如此超低的“自我设限”，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6年定下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落空，十五规划的13.3亿人口目标落空。
并且中国人口上限是越调越低，比如对于2010年的人口上限，1996年定为14亿，2005年降为13.7亿，2006年“十一五”规划时又调低到13.6亿。依照“十一五”规划，今后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但是2003、2004、2005年连续三年只增加760万左右，2006年只有692万（事实上可能不到400万），今后5年无论如何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万人口的，意味着“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
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转运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不把农民不当人，加大农民负担，农民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另一方面计生委却又将农民当成超人，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夸大农民超生现象，以至于城市人口总以为农民超生严重。中央人口目标的一次次落空就是因为低估了基层计生委“执行政策”的能力，高估了农民对抗政策的能力。
两个地区最能反映中国人口的“爬蚤”效应：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县）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1980年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与全国一样只能生育1胎，十几年后放松政策，允许生2胎，由于已经执行了十余年的一孩政策，许多青年夫妇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兵团计生委主任刘戈玉将此作为成绩而炫耀。
可见，中华生育文化已经消失几尽：
1、与澳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去一样，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被动瓦解。
2、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生育文化。
3、计划生育的““爬蚤”效应。现在的年轻一代在在计划生育宣传下长大，他们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他们潜意识里，生育一个孩子是最合理的，生育两三个是可耻的，是落后思想。就像一只在低矮玻璃瓶长大的跳蚤，从来没有跳高过，以为自己就只应该跳几个厘米高。
4、现在年轻一代生活在小家庭，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养育孩子是很辛苦的，这些年轻人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意愿？也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很难磨合，意味着单身率和离婚率高。
5、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宣传和配套的物质制度培育出少生、丁克文化、仇视生育的文化。
在新疆，生二个孩子的汉人常常会受到周围汉人的指责和笑话，认为是思想落后，所以，虽然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多少人生二胎。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口过多是罪过，减少人口是为国家做贡献。1996年6月—11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三要管理区陆续出现大面积人畜中毒死亡的情况，163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疗，其中死亡18人；另有243头猪、3100只鸡、300尾鱼、10头牛中毒死亡。这一特大投毒案经公安机关侦讯，系40多岁名叫杜润琼的农妇所为。她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因此她要用投毒杀人的方式来抑制人口的增长，杀一个少一个，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杜润琼在村里是口碑很好的能人，当记者问到她胸怀祖国的思想从何而来时，杜姐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家办事是应该的”。《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录：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变成恶，才搞得成事，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方法做，为国家大部分，不是为别人说自己“叻”（厉害之意）。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复；但是要是骨髓出现障碍，那么就会出现造血功能异常，导致血液细胞减少，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临床上常出现较重的贫血、疲乏、软弱无力、感染和出血。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95%，再障故有“软癌”之称。致病原因最常见的是药用工业（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触到化学物质的中毒或过敏。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多次人口剧减的事件，有时候损耗人口80%，但是因为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并经过历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精心维护；在但是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礼教文化）已经不存在，生育文化并且被刻意破坏，就是说人口再生产的“骨髓”已经出现障碍。工业化就像保泰松一样抑制了我们的“造血功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像氯霉素对骨髓抑制抑制一样加重了对生育文化的抑制。
光是因为生育文化自发消失就使得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国还因为“自我设限”的心理障碍和生育文化的刻意破坏。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碍），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加重对生育率的压制。
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抱怨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那是因为他们犯了天下第一忌—腰斩生育文化，限制人口。
建造一栋房子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毁灭一栋房子却很快。文明的创造靠精英，文明的毁灭也是精英，文明的保留却靠普通百姓。家庭对于文明的传承非常重要，外族的民俗学博士终生研究某一民族的民俗，但是对民俗的掌握程度还不如该民族的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生育文化是经过长期才能建立起的（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却能在短时间就被毁坏。因此从短时间看，毁坏生育文化的往往是精英（“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他们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了个人的不朽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而下层百姓却能顽固地保留传统生育文化（“有生育文化的文盲”）。因此，没有受高等教育者远比受过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小孩。“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能够在物质上占有优势，但是国家的持续发展却得指望“有生育文化的文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生育文化才是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有生育文化的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198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的“人口控制论”和独生子女政策就像明朝的刘大夏禁海。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郑和的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远比后面1492年哥伦布的要先进，完全可以使得中国成为海上的绝对霸主。因此如果明朝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郑和死后，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郑和是宦官）的政治目的，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刘大夏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600年内我国再也没有建过那么大的木船。刘大夏禁海从而使得中国从此丧失制海权，闭关锁国，遭受欺凌，并且无法向外移民，从此萎缩在中华大地。刘大夏还算是正直、有才能的人，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却是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世界第一民族从此萎缩。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同样，1980年宋健、田雪原等学者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摧毁的是五千年的中华生育文化。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最近表示，香港人口应增至1000万，才能追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及伦敦的实力。他表示，不能让人口老化及减少，香港要成长，才能有竞争力，而香港有如纽约及伦敦的基本条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让1000万人居住。
但是香港的生育文化和分配制度已经定型，香港除了引进大陆移民外，根本不可能通过提升生育率来增加人口、缓解老年化。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香港特首不可能有能力改变这种模式。
面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俄罗斯、日本、韩国还穿着件衬衣，而中国却只穿着条短裤。再不添件衣服，能够熬得过漫长的冬天？停止计划生育，根本性改变分配制度，并重建新型生育文化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