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和国务院清查党政机关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的事；竟然发现在一个贫困地区的处级单位，却能调动过亿元的资金为自己修建楼堂馆所。这件事发生后，我们都在用‘监管不力’来解释；可一位外国朋友却对我说：‘你们中国的权力早就成了钱财的吸铁石，所以权力越大的人聚集的财富也就愈多’。看来我们真的是当事者迷，而人家外国朋友一语击中了我们国情的要害。
是啊！我们如果从纵向看，我们的‘官本位’就是按‘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利益的；如我们现在收入最高的肯定是官位级别最高的，因为我们的收入就是按‘权利’来同步增长的。就连我们的福利事业，也是按‘官本位’挂钩的；可以这么说，在今天的中国你还真找不出有什么是与‘官本位’分离的；因为我们‘官本位’，所以我们才是‘权利’同步。这种‘权利’同步，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平均分配的原因；所以还不很明显。当我们在利益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后，我们的‘权利’同步增长就是天地差别；如我们现在国有企业一般人员最多也就是几千元的月工资，可我们那执行年薪制的负责人却在百万元以上；于是往下的官们也要搞一些不同级别的补偿，可只有老百姓却在原地踏步；工资依旧，谁叫你没有权力呢；所以就没有利益嘛。
我们现在如果对本单位本部门进行财富调查，发现本单位本部门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必定是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员；而且级别最高的最富有。决不会出现有什么单位或部门是老百姓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再看我们那贫苦的农村，能映衬‘先富起来’光芒的人同样是地方官员；即使有一些真正能靠勤劳致富的样板，那也是依托官员作靠山而成功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没有权力作靠山；想敛财是基本不可能的。
我们如果横向比较，也是权力大的就有钱；如财政局就比统计局有权，所以财政局就有钱；因此统计局的官员只能是‘自认倒霉’，而财政局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利’一体化；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各地的不同衙门的气派程序相差悬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悬殊而带来的直接结果。
在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有权就有钱’，连我们的ISO9000认证的审核员；也是财大气粗，给钱多就通过的快；至于我们那些管土地和项目的单位，更是来钱快的权力部门；就连我们那管现代化成果鉴定的单位，也是一个效益明显的权力部门。也就是说，在中国找不出有权力而能不与金钱挂钩的权力单位；所以‘我们的权力所有者们很有钱’；不仅自己家里财大气粗，更是自己的权力掌握的钱财就是天文数字。有很多权力混合者，已分不出钱是公家或是自己的；如我们单位负责人调离时，就把单位小金库的存折全部拿走了；由于是整个班子换，新来的领导知道小金库的事吗；结果他全部带走了。看我们现在官员炒股和赌博，有多少实际就是用公家或公家小金库的钱；因为自己的权力最大，所以所有的钱全部是自己的了。
我们现在所有权的问题模糊，自然我们占有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人就获利；如我们的银行等相关事业单位，它们是全民所有制帮助完成原始积累的；但它们却并不需要支付全民所有制的投入，而现在的利润却是它们自己享受；一旦它们的贷款出现死贷，国家还能为它们核销；而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机构缺少的就是这种特权，所以我们相当多的人才说‘还是社会主义好’；而是用社会主义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好。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基本现象，农村没有农业税了；可我们农村的官员依然财源茂盛，这不是地方经济在发展；而是我们的政府项目资金。看我们现在新农村建设，几百元地调拨；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税收实在是难以应付政府自身的财政运行；但我们的政府就有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巨大财源。所以我们官员能住别墅，所以我们的官员能不停地修缮高级办公楼；所以我们的官员才能不停地变换小汽车，所以我们的官员才能使我们的酒宴档次成为世界第一。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很多人赞扬香港的繁荣昌盛；可是如果没有大陆的支持，香港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吗；现在不仅是香港获得大陆的无偿援助，就连台湾也从大陆财源中受益匪浅。大陆哪里来这么多的钱，这决不是税收能取得的；依然还是全民所有制的家当，因为多数人的钱用在少数人身上；当然少数人就能发财。试想，我们大陆需要香港帮助繁荣昌盛；把香港的地皮刨三尺也不能改变大陆一点颜色，这就是我们中国政府钱多的原因。别看现在投入新农村建设几个亿，但如果全国农民平分还不能买一块砖。
中国的确钱多，但还不能用在多数人身上；所以我们的钱财与权力挂钩，有了权力自然也就有了钱财。权力永远是少数人的把戏，因此我们的钱财也只可能是少数人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原因。
中国权力成了钱财的吸铁石，我自己感受最深；当初我在企业高层搞管理的时候，各项单项奖总数达到近八十项之多；后来被贬到二级单位后，单项奖一下子降到了五十来项；再后来又贬到更下一级的单位，单项奖竟然只有十八项了；这还是当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何况现在更是‘一切钱财与权力挂钩’的年代；权力对钱财的吸附力更加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权力成了钱财吸铁石’客观事实。
是啊！我们如果从纵向看，我们的‘官本位’就是按‘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利益的；如我们现在收入最高的肯定是官位级别最高的，因为我们的收入就是按‘权利’来同步增长的。就连我们的福利事业，也是按‘官本位’挂钩的；可以这么说，在今天的中国你还真找不出有什么是与‘官本位’分离的；因为我们‘官本位’，所以我们才是‘权利’同步。这种‘权利’同步，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平均分配的原因；所以还不很明显。当我们在利益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后，我们的‘权利’同步增长就是天地差别；如我们现在国有企业一般人员最多也就是几千元的月工资，可我们那执行年薪制的负责人却在百万元以上；于是往下的官们也要搞一些不同级别的补偿，可只有老百姓却在原地踏步；工资依旧，谁叫你没有权力呢；所以就没有利益嘛。
我们现在如果对本单位本部门进行财富调查，发现本单位本部门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必定是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员；而且级别最高的最富有。决不会出现有什么单位或部门是老百姓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再看我们那贫苦的农村，能映衬‘先富起来’光芒的人同样是地方官员；即使有一些真正能靠勤劳致富的样板，那也是依托官员作靠山而成功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没有权力作靠山；想敛财是基本不可能的。
我们如果横向比较，也是权力大的就有钱；如财政局就比统计局有权，所以财政局就有钱；因此统计局的官员只能是‘自认倒霉’，而财政局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利’一体化；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各地的不同衙门的气派程序相差悬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悬殊而带来的直接结果。
在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有权就有钱’，连我们的ISO9000认证的审核员；也是财大气粗，给钱多就通过的快；至于我们那些管土地和项目的单位，更是来钱快的权力部门；就连我们那管现代化成果鉴定的单位，也是一个效益明显的权力部门。也就是说，在中国找不出有权力而能不与金钱挂钩的权力单位；所以‘我们的权力所有者们很有钱’；不仅自己家里财大气粗，更是自己的权力掌握的钱财就是天文数字。有很多权力混合者，已分不出钱是公家或是自己的；如我们单位负责人调离时，就把单位小金库的存折全部拿走了；由于是整个班子换，新来的领导知道小金库的事吗；结果他全部带走了。看我们现在官员炒股和赌博，有多少实际就是用公家或公家小金库的钱；因为自己的权力最大，所以所有的钱全部是自己的了。
我们现在所有权的问题模糊，自然我们占有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人就获利；如我们的银行等相关事业单位，它们是全民所有制帮助完成原始积累的；但它们却并不需要支付全民所有制的投入，而现在的利润却是它们自己享受；一旦它们的贷款出现死贷，国家还能为它们核销；而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机构缺少的就是这种特权，所以我们相当多的人才说‘还是社会主义好’；而是用社会主义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好。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基本现象，农村没有农业税了；可我们农村的官员依然财源茂盛，这不是地方经济在发展；而是我们的政府项目资金。看我们现在新农村建设，几百元地调拨；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税收实在是难以应付政府自身的财政运行；但我们的政府就有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巨大财源。所以我们官员能住别墅，所以我们的官员能不停地修缮高级办公楼；所以我们的官员才能不停地变换小汽车，所以我们的官员才能使我们的酒宴档次成为世界第一。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很多人赞扬香港的繁荣昌盛；可是如果没有大陆的支持，香港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吗；现在不仅是香港获得大陆的无偿援助，就连台湾也从大陆财源中受益匪浅。大陆哪里来这么多的钱，这决不是税收能取得的；依然还是全民所有制的家当，因为多数人的钱用在少数人身上；当然少数人就能发财。试想，我们大陆需要香港帮助繁荣昌盛；把香港的地皮刨三尺也不能改变大陆一点颜色，这就是我们中国政府钱多的原因。别看现在投入新农村建设几个亿，但如果全国农民平分还不能买一块砖。
中国的确钱多，但还不能用在多数人身上；所以我们的钱财与权力挂钩，有了权力自然也就有了钱财。权力永远是少数人的把戏，因此我们的钱财也只可能是少数人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原因。
中国权力成了钱财的吸铁石，我自己感受最深；当初我在企业高层搞管理的时候，各项单项奖总数达到近八十项之多；后来被贬到二级单位后，单项奖一下子降到了五十来项；再后来又贬到更下一级的单位，单项奖竟然只有十八项了；这还是当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何况现在更是‘一切钱财与权力挂钩’的年代；权力对钱财的吸附力更加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权力成了钱财吸铁石’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