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邹恒甫教授，所知一二都是从媒体上得到的。同样是从媒体上知道，把邹教授捧到至尊位置的是郎咸平教授，郎咸平教授似乎十分鄙视“媒体经济学人”，但是他自己也无法不通过媒体而红极一时，同样被郎咸平排除在媒体经济学人之外的邹恒甫教授最终还是要借助于媒体表达自己的。

邹恒甫和张维迎之间有没有私人恩怨真是不得而知，媒体宣传的事件之可信度总是大打折扣的。然而，不管事实如何，总是有那么一个事情，是为无风不起浪嘛。今番事件和去年邹恒甫教授说张维迎是九流的经济学家有没有关系也不得而知。邹教授在经济学圈中究竟有多么道行高深同样少有人说得清楚，但是邹教授看不起国人当中的经济学人是溢于言表的，说他们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水平高低不说，自信倒是已经十足了。

关心邹教授被炒鱿鱼事件本身之意义可能不大，这种事件本身不可能属于学术问题。让人感兴趣的倒是邹教授自己对事件的高调应对，又是给教育部长写信，又是在新浪不失时机地开博，一时酿成热点，想不做媒体经济学家都难了。

但看邹恒甫新浪博客中关于陶渊明和白乐天的文章，才真的对邹恒甫教授迷茫了。从文中传递的信息和思想来看，邹教授不应该对自己的际遇有如此高调的“抗争”才是，聘就聘了，辞就辞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绿林自消遥，管它干吗？怎么被自己高度推崇的乐天精神似乎都没有沉淀到这个湖南汉子的性格当中？

萨谬而森说“稀缺”乃经济学的灵魂。张五常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其实是不成体统溃不成军。不知道邹教授眼中经济学到底是个什么东东。但是，“稀缺”一词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判断因素，稀也不稀缺乎不缺，完全取决于需求者的需求心态。

从白乐天的诗句中可以看出，需求的因人而异的主观特征导致了稀缺的非客观存在。在白乐天那里，什么都不缺，“不种一垄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株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同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知足吟》），稀缺不存之原因仅在于心理“知足”。假如经济学是以“稀缺”作为灵魂，则此“灵魂”未免因为人人心思不同而过于飘渺虚无了。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说，需求有三要素构成，其中需求量为三者其一，由此得出“需求量常数论”，即构成一个确定的需求动机的需求量指标不可能是不确定的和瞬息万变的。这一点如何和主观可变性统一起来？就在于一个理性人假定。理性人是主观可变的，但是又不是瞬息万变的反复无常，“稳定性”又是理性的一个表现方式。人的需求是会变化的，但不是瞬息万变不可琢磨的，这种由理性人观点出发得到的结论就是需求量常数论和需求主观性的统一所在。

白乐天知足，但过于强调一成不变的满足，几乎没有新的需求产生。但白乐天对需求常数论的诠释还是十足到位的。“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狂言示诸侄》），这种“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食粟一钵”的需求观念就是需求量常数论，道出的是人生最宝贵的支付能力——生命时间的有限性。萨依道“供给产生需求”，人生不过是用生命的消失换取生命的延续，而既然人生苦短，有限的生命供给又能敢奢望换回什么、换回多少需求？终究还不是一个有限的东西？

如果人心不足，那么需求就变成了非理性的了，非理性的需求自然没有常论了。嫌舍宅狭小，自然就追求豪宅大院；嫌郊野荒寂，就向往闹市繁华；嫌素食布衣，便思慕锦衣玉食……非理性的贪得无厌造就了无法满足的经济学灵魂“稀缺”，酒囊饭袋在此灵魂驱使之下，就蓬勃地发展经济去了。

邹教授倒是中国经济学人当中少有的喜欢把经济学和国学并而论之的人。邹教授应该熟知子训，己所不受勿施于人。“是非一以遣，动静百无妨”（《斋居偶作》），国学仅仅是要熟记于胸然后只是说给大家听着把玩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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