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该如何标志？

    5月26日上午某个时刻的一个数字，对北京市来说显然别有意味——在这某个时刻，北京市机动车突破300万辆，户均拥有0.68辆。有关报道说，从第200万辆增加到第300万辆，北京只用了3年零9个月，比专家估计的大大提前。自然，所谓的意味相对不难揣摩，这个300万，对北京市意味或者说标志着什么？

    当地媒体明确表示，这标志着北京进入了快速机动化的“汽车时代”。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则认为，这是首都发展繁荣的标志。

    虽然标志的具体指向各异，可意思却大体一致：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完全认同媒体和市长的判断。可也许是由于句式的相似，王市长的话立刻让我想到了几年前一位经济学家的话，那是2003年，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刘伟的“繁荣标志”立刻招致了无数的反驳与挖苦，毕竟，堵车之于北京，是无论有车的还是没车的，都痛恨不已的一件事。但就事论事，刘伟的惊人之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是否堵车，尽管并不必然推导出繁荣抑或衰败，但在一定意义和角度上，也可以而且也能够当成繁荣抑或衰败的参照物。刘伟挨骂，有点冤枉。

    实际上，王岐山市长的繁荣标志，与刘伟的繁荣标志，并无实质的差别。如果说确有不同，也不过是表述的不同而已。刘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市长呢，则是哪壶开就提哪壶吧。身份与角度各异，甚至用词的不同，同一个意思，也会导致不同的反应，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

    但是，厘清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其实更加凸显问题的严峻。300万辆，自然可以理解为繁荣的标志，却也无妨看作是更加堵车的标志。300万这个标志数字背后别有的意味，决不可能仅是单方面的指向。对此，王岐山市长的判断是清醒的，他一方面肯定这是首都繁荣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承认，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交通拥堵的现实难题，也给城市的资源、环境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全面的，能够真实反映北京的发展现实。而如果着眼于北京当前紧迫的现实困境，我们自然也无法回避，300万辆车的形象标志，直接反映出的，实际就是堵车问题。

    这应该是“别有意味”最现实的意味，也是对生活于北京的人触动最直接的意味。北京的确更加繁荣了，但北京也的确更加堵车了。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繁荣的堵车，看作是幸福中的苦恼，是发展中的问题，却无法用幸福遮掩苦恼，以发展中淡化问题的严重。恰恰相反，堵车真实印证了繁荣中的缺憾，苦恼和问题也标志了幸福中不幸福的一面。

    视角各异，各取所需，虽然有其片面的地方，却也道出了问题的所在。尽管堵车并不为北京所独有，尽管堵车已经俨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可终究要看到，世界上仍然有很多机动车保有辆大大超过北京的城市，并不存在如此严重的堵车难题。而人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成为公众和管理部门认真的思考。

    如果一定要将一个数字看作一种标志，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实际也是一种标志。

2007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