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贸易政治历来都跟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息息相关，综观其历史上的贸易决策无不将企业、工会、农民等相关利益集团牵扯进来，而国会则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委屈”模样，这实际上是他们多方博弈的表现，也是其对外贸易政策惯用的伎俩。此次对华关税议案又搬出这套手段，我们在思考应对之策的同时，是否也该考虑其可借鉴之处呢？正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或许效果会更好…………

        下文为相关的新闻摘要，或许能让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有所启发。

                                     美国国会放言将炮制对华关税惩罚新议案

当保尔森等美国内阁官员与中国官员谈人民币问题时，大体上会作出一幅“委屈”实则要挟的姿态：我们正承受着来自国会要求大幅升值的压力，如果你们不应我们的要求有所行动，到时候国会制裁你们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美国的官员们往往习惯于营造这样一个“红白脸”的经典情境。与此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往往也会很巧合地跳出来表达对政府“过于软弱”的愤怒，作出形形色色的“威胁”。

而当美国国会议员们向中国表达着种种关于人民币升值速度太慢的抱怨之时，大体上则会扯出另一股力量———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们。在本次战略经济对话前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下属贸易委员会主席列文就公开表示，如果政府继续拒绝采取行动，而中国也没有拿出有效行动，国会将代表美国企业和工人制定立法。

而在这样的时刻，美国国内的各种工会组合和制造商协会则也会很巧合的跳出来“倾诉”他们如何被便宜的中国制造逼得走投无路，照例也是威胁一大堆。而国会呢，正好搞出一幅与中国并无私怨，仅仅是“为民请命”的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周小川昨天搬出“国内的出口商”正是遵循了上述的“美式智慧”：出口商们想放慢速度，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有趣的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去年年底也曾用过这一招，他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描绘了一幅“灾难性的”景象，而人民币年升值超过5％将意味着上述“潘多拉之盒”的开启。“数百万民工们将悲伤地失去他们的工作，许多低工资岗位将永远地从中国消失。”

如果说一定要给周小川和樊纲找点可以“提升”的地方，不妨“巧合”的让出口商和民工们公开表达点“偏激”的反升值观点，岂不更加美国化。